1934年，红军如果接受李济深的建议，也许就不用长征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济深就与中共有了联系。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李济深和毛泽东在广州相识，两人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李济深也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共惨案，致使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自此，李济深与中共的关系急转直下，成为敌对的两方。 但李济深毕竟是有过革命情怀的人，他很快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李济深不愿充当蒋介石的鹰犬，与之分道扬镳，逐渐走上了反蒋的道路。 从此李济深成为国民党内反蒋的代表人物，也被称为＂反对派领袖＂。他倡议联合各方力量抗日，主张停止内战，一心对外。 在抗日问题上，李济深的主张与中共不谋而合。随着斗争的深入，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敌视到理解，进而寻求合作。 在此过程中，李济深与毛泽东也重拾旧好。1936年秋，毛泽东曾致函李济深，号召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济深对此积极响应。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日寇铁蹄下山河破碎的局面，李济深更加坚定了与中共并肩作战的决心。 然而让李济深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蒋介石却一意孤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门心思地想要消灭共产党。对此，李济深感到无比愤慨，与蒋的矛盾越来越深。 1933年，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支持下，李济深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当时，第十九路军也加入了这场起义，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总司令，李济深为委员长。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闻讯后立即调动大批军队进行疯狂镇压。面对蒋介石的重兵围剿，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寡不敌众，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而此时的中央苏区，红军也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为了摆脱困境，红军需要寻求外援，福建事变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情急之下，李济深派人联系红军，建议红军东进，与十九路军里应外合，共同抗击蒋介石。李济深还提出，红军可以攻占南昌等地，迫使蒋介石从根据地撤军，这样不仅能解十九路军之危，也能为红军创造喘息之机。 对于这个计划，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赞同。在他们看来，这是化解眼前困局的一招妙棋，可谓一举两得。如能成行，不但能支援福建抗日，红军也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然而，远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却并不这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对李济深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这是他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举，红军贸然出动反而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加之此时中央苏区形势危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事吃紧，共产党内部对是否遵从李济深的建议也存在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未能及时支援十九路军。 错过这次配合的良机，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十九路军顽强抵抗了四个多月，但终因寡不敌众，福建事变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中央红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苦难征程。 事后，周恩来曾痛惜地说，如果当时接受李济深的建议，红军就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根据地也能得以保全。 如果当年红军接受了李济深的建议，历史是否会改写？中国革命的进程会不会因此而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若红军当时东进，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局势很可能会发生逆转。在红军和福建抗日力量的联合打击下，蒋介石在军事上必然会陷入被动。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倘若这时国共两党携手，发动全民抗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国民党反动派未必能够招架得住。 那样一来，不但福建人民政府能够保住，中央苏区也未必会失守。红军就不必忍受长征途中的苦难，党的力量能够得以保存，中国革命说不定会较早取得胜利。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法推演＂另一种可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红军最终还是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尽管长征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同时也锻炼了队伍，考验了党的理想信念。 正是在长征的艰苦卓绝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伟大飞跃。也正是在长征的放大镜下，中国共产党人才展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