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最没本事的，就是一帮长嘘短叹，吟风弄月，不务实干，脱离实际生存需求的文人。 而中国这种文人的分水岭，历史上有两个时期，一是西汉独尊儒术时候，一些个文人多起来，但需要解释的，那时的儒家并不同于后世的儒家，礼乐射御书数，都得会。并不是后世称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就为儒生。所以《三国演义》里王郎都能披挂上阵，与高手过几招。而且礼并不是如同现在一样，只是礼数，而是在法制层面有严格规定，如天子乘辇，仪仗多少人，什么样子，大臣什么样，都有级别规定。越礼行为是绝对不可以的。如周礼习俗，天子嫁女，不能自己主持，要找主持婚礼之人，主婚人要找诸侯，有公爵之位的，所以天子之女叫公主。 但是，那时候由于崇儒举荐制，评举风俗。文人就多了起来，许多汉辞赋，华美异常，但九成是虚言。这种文人多半如同现代网红，靠夺人眼球，靠人打赏生活。大本领的人不多，大事也不敢托付这样的人，因为务虚不务实。 真正有本事的文人，则是那种切论实干的文人。所以汉魏也有许多经学大家，鉴别人才高手。许多能人。 而另一个分水岭则是隋朝实科举制度，隋朝短命，但唐朝以诗名世，然诗人获爵禄者却无几人，而真正得志者，《后唐书》说仅高适一人。 其实想想也确实如此，因为唐朝诗人，获爵位，高官的虽也有几人，但那几人并不全是靠个人努力打拼，而且其官位虽高，心志所求却未必获得，如张九龄也曾为相，但为李林甫等排斥，如白居易，虽也曾高官，也封侯，但其实白居易一生起起伏伏，并不得意，支持永贞革新却革新失败，谏言平藩镇却被贬江州，后来虽然又被提拔起用，却碰到李德裕等人朋党之争，不得已相避之。郁郁病逝。 李绅倒是高官厚禄，但死后被追削三次官职，子孙都不得入仕。 只有高适，既非科考，又非别人荐举，完全是碰到兵荒马乱年代，一步步打拼崛起的。而且皇帝信任，委以重任，善始善终。死后追封礼部尚书，谥忠。这是别人没有的待遇，虽然前半生流离浪荡，但后半生大志渐遂。 其余诗人，但凡虚发豪言，人情不练达者，或者天真烂漫，脱离现实者，皆命运多舛。 如李白，自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但是最后落得什么光景？其实李白欲求荐为官，却得罪权贵，隐居庐山一顿，欲出仕却投错了门，人情时势完全不审。诗人，大抵多这种性格。虚言文人，大多这种行为。如王勃，批评权贵斗鸡遭到抨击。虽写出千古名篇《腾王阁序》，却落水而死。 其实仔细想想，文人重气节，世人重身份；文人尚傲骨，世人尚富贵；文人率性直言，世人审时度势；文人自不量力，世人量力而行。 这些都造成了天真文人大话满满，自以为是傲骨棱棱，到头来却低三下四的行为。李白不这样么！其实仔细想想，满朝文武，谁让高力士脱过靴？那个能耐，军功，政绩不比李白出色，身份不比李白重，李白仅凭诗彩，皇帝一时兴致，就让高力士脱靴，完全不计当众打人脸的后果。世间多少虚言文人，把一时虚名，当成了能力，得意时张狂言，怼天怼怼地怼空气，倒霉时，也没骨气了，求爷爷告奶奶，李白追随永王不就这样么？被捕入狱，又求这个又求那个！完全放下了当初让高力士脱靴的身段。 而中国文学其实并不是教人虚言任性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学是教人陶冶性情，体物量志，增益道德，佐理世治的。 所以，中国还有另一种文人，如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朱熹，“新知培养转深沉。” 如王守仁，“险夷全不滞胸中，宛如浮云掠太空。 波涛静海三万里，明月飞锡下天风。” 这些人，虽并不是大志得遂，志得意满人物，而且平生常遇波澜困苦，但始终能豁然通达，坚持不懈，意不骄而气不馁，守天命而尽人事。于世治作用而言，全不是虚言文人所能比的。 所以中国从文之人，一定不要文未近道，先扬自性。对自己命运，对社会，皆无好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