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都不傻，女人的精明与算计，他们不是心里没数，而是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共同利益与纠葛实在太多。 杜致礼去世后仅一年，杨振宁就将翁帆娶进门，他也因此被骂了多年薄情。事实上，杜致礼在杨振宁的心中，早就是个极为精明的利己主义者。 就拿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来说吧，其实两人最开始的裂痕，就源自杜致礼的一席话。 1946年李政道赴美深造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两人均为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界。从那时开始，他们就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生活上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说一，当初李政道能进入普林斯顿从事研究工作，的确得益于杨振宁向“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推荐。也是从那时起，李杨两家比邻而居，关系和睦。 1951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完成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但是他俩之间的嫌隙，也在这时生起。 按国际惯例，两篇论文的合作者署名排序，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如此一来，李政道的名字就应排在前面。 这时，杜致礼不高兴了。杜致礼在丈夫面前念叨，认为仅凭“女人的直觉”，她就知道李政道这人不值得信任，丈夫的名字应该排在前面。再加上杨振宁也一直认为自己帮助过李政道，他也觉得妻子说得有理。 按杨振宁的想法，两篇论文的排名，自己的名字都应在前面。这让李政道觉得很奇怪，有国际惯例在前，偏要另具一格，李政道的心里也颇为不服。 于是，在李政道的坚持下，两篇论文的署名，一篇是杨振宁在前，另一篇则是李政道在前。 这之后，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去往哥大，他也想着和杨振宁拉开些距离，两人今后不再合作。 李政道去往哥大后，对杨振宁发表的一篇论文持严重怀疑态度。当杨振宁前往哥大来看他时，他向杨振宁提了出来，两人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一顿饭后，杨振宁彻底被李政道说服，两人也打算重拾合作，这也就有了他们后来获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 显然，这一发现的突破口，是由李政道找到的。 当他们在为诺奖领奖准备发言稿时，诺奖委员会安排的所有报道与受奖顺序，都是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但杨振宁忽然提出，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安排。 更让人讶异的是，杜致礼又在此基础上加码，提出“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如此一来，在进入晚宴会场时，走在最前面的便是杜致礼，稍微次之的则是杨振宁，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原本不同意杨振宁的建议，这时，夫人秦惠䇹说了句话：“假如为这事闹出笑话，会让外国人看不起的。” 秦惠䇹的大度，没有让事情扩大化，然而自此，李政道的心里也埋下了更多不快的种子。 此后不久，《纽约客》杂志打算刊登一篇关于李杨合作共获诺奖的故事。初稿完成后寄给李杨二人时，杨振宁再次提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䇹之前。原因就是，他们年长一点。 至此，李政道只好遗憾地表示，两人从此停止合作。对此，“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都讽刺道：“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即便如此，秦惠䇹依旧在两家之间穿针引线，不希望关系就此破裂。 李政道在海外多年，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向美国高水平大学推荐过许多中国学子，并亲手设计赴美求学的中国学生招生程序。这么多事情，他的助手就是妻子秦惠䇹。 他们在美国的家，也常年成了海外学子的港湾，秦惠䇹不厌其烦地帮着学生们处理各种杂务，毫无怨尤。 当年，中科大少年班成立时，李政道的题词中，把自己和妻子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秦惠䇹去世后，李政道依照她生前所愿，拿出积蓄创办“䇹政基金”，专门用于为祖国培养人才。有人劝他再寻一伴侣，李政道从不让人把话说完。 他的床头一直摆放着秦惠䇹的照片，卧室的墙上挂着自己为她写的诗：去岁此日君我笑，今日同时不见君。 他的心中再无他念，空余生死两地影茫茫。 如今，李政道已与妻子相聚，让人感叹不已：精明者，得一时之利；大气者，得长久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