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梅贻琦紧随胡适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北平。--为什么梅贻琦要选择出走，关键就是在于，梅贻琦深谙苏联的那一套。 在民国教育史上，蔡元培是位重要的改革者。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梅贻琦作为蔡元培的后学，深深认同并继承了这一教育理念。在他担任清华校长的十七年里，始终坚持以这一理念为基础开展教育改革。 蔡元培倡导的教授治校制度，在梅贻琦主持清华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教授们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主权，学校的重大决策都通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 这种制度设计，让清华大学在1930年代迅速崛起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建立了完善的学院制度，各系科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西方自由教育模式给了梅贻琦深刻的启发。他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经历，让他亲身体会到学术自由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 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他在清华的办学实践。他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这种谦逊的态度背后，体现的正是对学术自由的尊重。 21岁的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但在数学上展现出惊人才华。 在数学系教授的推荐下，梅贻琦果断破格聘请华罗庚为教授。 即便在最动荡的抗战年代，梅贻琦依然坚持学术至上的原则。西南联大时期，他从未因政治因素开除过任何一位师生。 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为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梅贻琦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他鼓励教授们开展学术争鸣，支持跨学科研究。 在清华园内，不同学科的教授可以自由交流，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生态。这种环境培养出了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等跨时代的科学家。 梅贻琦对教育自由的坚守，不仅体现在制度建设上，更体现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他经常参加各个系科的学术讨论，但从不以行政身份干预学术判断。 这种对学术自由的尊重，让清华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教授们可以自由开展研究，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发展方向。 在梅贻琦主持下的清华大学，真正实现了＂大师云集＂。这个时期走出的学者，后来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 1920年代的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给全世界都带来了深刻的警示。当时的苏联政府对高校进行全面改造，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学术之上。 这场改革导致大量优秀学者离开高校，许多重要的学术传统被打断。苏联的大学从自由探索的学术殿堂，变成了政治思想的宣传阵地。 在这场改革中，苏联取消了大学的自主权，改由政府直接管理。教授们失去了学术自由，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开展教学和研究。 这种变化对学术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原本蓬勃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停滞，自然科学研究也受到严格限制。 梅贻琦对这一历史深有研究。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清楚地看到政治干预对大学发展的危害。
这种认识，也影响着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前途的判断。在1948年局势动荡之际，这成为他做出重要决定的参考因素。 胡适作为梅贻琦的老友，对苏联模式同样持批评态度。两人都经历过欧美的自由教育传统，深知学术自由的可贵。 他们经常就教育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在他们看来，大学若失去独立性，就会失去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 1948年底，北平局势急转直下。胡适率先选择离开，这个决定影响了梅贻琦。 两位教育家都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变革。他们担心苏联的教育模式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做出离开的决定时，梅贻琦考虑的不仅是个人处境。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护清华的学术传统。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当时已有消息传来，新政权可能会效仿苏联模式改造高等教育。 在做出离开决定的过程中，梅贻琦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没有对任何人表达政治立场，而是以保护清华基金为由离开。 在台湾，他创办了新竹清华，继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195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确实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苏联化改造。 这场改造改变了中国大学的面貌，也让一些优秀的学术传统受到冲击。 清华基金源于庚子赔款，这笔款项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用于教育事业。 庚子赔款的返还，最初用于选派留学生赴美深造。这个项目培养了包括梅贻琦在内的众多优秀人才。 到了1920年代，清华基金逐渐成为支撑清华大学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这笔基金让清华在经费使用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基金的存在，保证了清华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引进方面的独立性。清华能够自主决定学科建设方向，不受外界干扰。 1948年底，梅贻琦带着这笔基金离开北平。 在台湾，梅贻琦利用这笔基金的利息，开始筹建新的学府。1955年，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原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梅贻琦在新竹清华延续了他的教育理念。新的学校继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新竹清华的发展印证了梅贻琦决策的正确性。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在内的多位杰出科学家。
凡士林
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