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彭德怀和陈赓这对老战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面对着陈赓的寸步不让，脾气火爆的彭老总直接拍了桌子，对他说：“听我的！我是国防部长！”这场争执的导火索，是关乎彭德怀亲侄儿彭启超军衔的评定问题。彭启超，自幼便沐浴在革命思想的光辉之下，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部队中，彭启超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出众的才华，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优秀军官。当授衔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陈赓大将军深感彭启超的战功与贡献不可小觑，认为他理应获得较高的军衔以资鼓励。 然而，彭德怀却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他神色凝重地说道：“陈赓啊，你千万不能因为启超是我的侄儿就给予他特殊照顾。军衔的评定，必须严格依据战功与贡献来，绝不能掺杂任何私心杂念。”陈赓则不甘示弱，据理力争：“彭总，启超的战功那可是有目共睹的，他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获得更高的军衔。”彭德怀听后，怒火中烧，拍案而起：“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作为国防部长，我必须以身作则，绝不能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在这场激烈的争吵中，彭德怀的坚持最终让陈赓大将军做出了让步。 谈及彭德怀，李德曾这样评价道：“在军团总指挥中，彭德怀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一位。自1928年他率领部队加入红军以来，便始终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视其为革命军队的当然领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泽东的决策总是无条件服从。在政治与军事上，他都表现得极为积极，一旦认为有必要提出批评，便会毫不客气地直言不讳。他性格爽直，作风严厉，既反对损耗巨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总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而吴法宪则对彭德怀有着另一番看法：“初识彭德怀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我发现，彭德怀虽然性格刚直，脾气火爆，喜欢训人、骂人，但这些都是他直率性格的体现。真正到了办事的时候，他对部下却是关怀备至，无微不至。” 彭德怀对于谦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敬意。于谦在明朝官至兵部尚书，当北方民族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时，他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意志成功抗击了瓦剌的进攻，使国家转危为安。于谦为官清廉正直，性情耿直不阿，生活简朴无华，从不阿附权贵。彭德怀对于谦的刚正清廉赞不绝口，他曾满怀敬意地说道：“在那个时代，于谦的刚正不阿、清廉自守是难能可贵的。这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有人劝他进京时带点礼物，哪怕带点土特产也好，但于谦却哈哈大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我彭德怀也常常以于谦为榜样，自豪地说：‘我就像明朝的于谦一样。’” 在吴家花园的六年时光里，彭德怀就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驻地”的群众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他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他们送医问药，扶危济困；他积极解决群众的水电问题，指导他们发展生产；他更是把自己当作了挂甲屯的一员，无论是婚丧嫁娶，他总是第一个到场，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致哀。成年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则甜甜地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感慨地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真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啊，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群众，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那感激之情真是溢于言表，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要永世不忘这份恩情。 毛主席同彭德怀一样注重纪律。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刚刚突破湘江，毛主席便对身边的警卫员们郑重其事地强调：“我们即将进入苗族地区了。苗族的风俗习惯与汉族截然不同，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一天傍晚，警卫员们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地瓜，大家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毛主席伸手拿起一个地瓜，然后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边吃边赞不绝口：“嗯，好吃！真好吃！”警卫员们在一旁看着、听着，心里五味杂陈，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开口说道：同志们，我们要继续前进了，明天就要进入苗族地区了。说着，他又拿起一个地瓜啃了起来。到了苗族地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不许到处乱跑，二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乱洗礼，国家几乎一贫如洗、百废待兴。因此，在成立新中国的第一时间里，毛主席便高瞻远瞩地号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回顾中国的近代史，我们深刻领悟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受欺负、受侵略。因此，我们必须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家总收入和人民群众的平均收入水平，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日益强大起来，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甚至更强硬的话语权；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确保那段屈辱的近代史不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重演。经历了中国近代那段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后，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都会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惨痛的教训铭记于心、永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