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我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张闻天：“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庐山会议那会，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张闻天说：“全体与会者，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表示坚决反‘左’。”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样好嘛，反‘左’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张闻天意味深长地说：“你的估计比我乐观。不过，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主席曾赞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的亲密战友杨尚昆曾撰文，也回忆并颂扬了彭德怀的高贵品格。他说道：“彭德怀同志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以及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无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这些话语，不仅表达了杨尚昆对彭德怀的深厚情谊，更展现了彭德怀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虽然红军未能再次控制井冈山，但其发展却并未因此受阻，反而相当顺畅。这其中的外部直接原因，便是中原大战的爆发。当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南方的李宗仁、张发奎等反蒋派别纷纷联手，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使得红军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 彭德怀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频频向敌军发动猛烈的进攻。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打仗风格——猛！这种猛劲，不仅体现在他的冲锋陷阵上，更体现在他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上。他敢于冒险，敢于挑战，总是能够带领部队在关键时刻突破重围，取得胜利。 彭德怀的打仗风格与他的性格特点密不可分。他性格直爽，敢作敢当，颇有些类似《水浒传》中的李逵。在红军内部，早期决策多采用民主方式，但在军事领域，这种方式却常常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失误。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军委展开讨论，大多数人主张攻城，唯有彭德怀坚决反对。然而，最终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红军还是发动了攻城战斗，结果却差点全军覆灭。这次惨痛的教训让红军意识到，军事决策不能单纯依靠民主，而需要更加果断和专业的领导。 因此，在红军内部，逐渐形成了由军长和党代表定夺大事的决策机制。作为彭德怀的搭档，滕代远对军事行动基本不干预，这使得彭德怀在红五军中拥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他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智慧，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成为了红军中的一位传奇战将。 在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公深情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革命生涯、丰功伟绩和高贵品格。他说道：“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这既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他高尚品质的颂扬。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增补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更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党在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毛主席被指定帮助周恩来指挥军队。周恩来对毛主席非常了解和尊重，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早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毛主席就因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而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周恩来骑马送他上路，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和不舍。后来，周恩来接任了这一职位，但始终自称“代理政委”，希望毛主席能够恢复原职。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竭力推举毛主席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毛主席名义上是帮助周恩来指挥军队，实际上是两人共同指挥。他们携手合作，指挥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不久，党中央决定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主席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了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 毛主席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提出了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指导方针。他针对当时我国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国家发展的复杂性，号召全党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杜绝停滞不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