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区长被敌围困后饮弹自尽，在场敌军叹息道：真是条汉子
史料札记
高守训，河北迁安人，迁青平联合县六总区区委书记，1943年11月5日在宽城沙金沟李杖子村山洞中殉国。在场伪军王少义战后供述，高守训饮弹倒地后，日军讨伐队长沉默许久，低声说了一句：“真是条汉子。”
一、热河腹地，一根扎进伪满洲国的钉子
1943年的热河，冷得早。
农历九月末，燕山山脉东段的山岭上已经铺了一层薄霜。山间的橡树叶子枯黄卷曲，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迁安、青龙、平泉三县交界的这片山区，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老百姓管这里叫“三不管”，伪满洲国说这是热河省的地界，日本人贴的告示挂在镇公所门口，可实际上，八路军的工作队早就把根扎进了这些山沟里。
迁青平联合县，一个在日军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抗日政权，就藏在这样一片山地里。六总区是其中最偏远的一个区，管辖范围横跨长城内外，东到青龙河畔，西到都山脚下，南抵迁安北部的丘陵地带。
区委书记高守训，三十出头，中等身材，脸膛晒得黑红，说话带着浓重的迁安口音。当地百姓叫他“高书记”，也有人叫他“高先生”，因为他在参加抗日之前念过师范，写得一手好字。
1942年冀东大扫荡之后，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地方上的抗日工作全部转入地下。区干部白天藏在山沟里，夜里出来发动群众、征收公粮、传递情报。
区小队在编人数不过二十来人，武器杂得很，老套筒、汉阳造、撅把子，还有几个从伪军手里缴来的三八大盖。弹药更是金贵，每个战士平均不到五发子弹。
高守训面临的局面极为严峻。日军在热河推行“集家并村”政策，把散居在山沟里的百姓强行赶进“部落”，四周筑起高墙，门口设卡盘查。老百姓管那些“部落”叫“人圈”，进了“人圈”就跟进了牲口圈一样，种地要通行证，出门要报告，天黑以后不许走动。这个政策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割断八路军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让抗日武装变成没水的鱼。
可高守训偏偏有办法。
他在“人圈”里面发展秘密党员，利用赶集、上坟、红白喜事这些机会传递消息。六总区所辖的几十个村子，大部分都有他发展的关系户。送公粮的时候，老百姓用驴驮子、背架子往山里运粮食，天不亮出发，走的是羊肠小道，绕过伪军据点的巡逻路线。高守训让区小队的战士在关键路口设暗哨，有情况就学鸟叫，布谷鸟是安全，乌鸦是危险。
1943年入秋以后，日军在热河地区的兵力突然增加。关东军从东北调来好几个讨伐队，加上伪满洲国的“国兵”和警察队，总兵力超过一万五千人，在承德、平泉、青龙一带进行拉网式扫荡。敌人的战术很毒辣，大队人马顺着山沟走，把八路军往外挤，小股部队埋伏在路口打伏击。还有一个招数，就是利用叛徒带路。本地人熟悉山路，知道哪些沟里有水，哪些洞能藏人，叛徒把这些信息告诉日本人，八路军就没法在山上立足了。
高守训感觉到了这股压力。10月底，他在龙门镇下杖子村北龙潭沟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六总区的几个区委委员、各村的党支部书记，还有区小队的干部。会议开了两天，传达了上级关于“坚持热南，配合冀东”的指示，布置了冬季征粮和情报网整顿的任务。会开完，高守训带着警卫员张金祥转移到了沙金沟李杖子村附近。李杖子村在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里，沟口窄，沟底宽，两边山坡上长满了松树和橡树。村北山腰上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小山洞，洞口被灌木遮得严严实实，生人从旁边经过都看不出来。
高守训选择这个山洞作为临时隐蔽点，是因为李杖子村的老百姓可靠。村长李春生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村里的几户基本群众都给八路军送过粮、养过伤。洞口不远处有一眼山泉，一年四季不断流。高守训打算在这里休整几天，等敌人的扫荡势头过去，再回到各区去布置反扫荡的工作。
可他不知道，危险已经顺着另一条路摸了过来。
二、一声枪响，会议在仓皇中散去
11月4日，高守训在龙潭沟宋城轮家开会的时候，村口突然响了一枪。
宋城轮家的院子在龙潭沟最里头，三间土坯房，院墙不高，门口有一棵老核桃树。高守训正和几个村干部商量冬季公粮的分配方案，枪声一响，所有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又是两枪，接着是嘈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宋城轮跑出去看了一眼，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鬼子的讨伐队，从沟口上来了，人多得很！”
高守训立刻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塞进怀里，对众人说：“分开跑，往山上跑，不要走一条路。”
大家从后墙翻出去，顺着山坡的灌木丛往不同的方向散开。高守训带着警卫员张金祥往北面跑，那是事先约定好的紧急撤退路线之一。张金祥是本地人，二十来岁，个子不高，但腿脚利索，跟着高守训当警卫员有一年多了。两人跑出龙潭沟，翻过一道山梁，钻进了李杖子村附近那个小山洞。
张金祥把洞口外面的脚印用松枝扫了一遍，又从别处折了几根带叶子的树枝插在洞口，伪装做得还算仔细。高守训坐在洞里，背靠着石壁，喘着粗气。他的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鞋底磨得很薄，跑山路的时候脚底板硌得生疼。张金祥蹲在洞口旁边，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枪声渐渐远了，稀稀拉拉地响了几下就没了。高守训心里放不下那些一起开会的群众，他知道日军扫荡的时候对老百姓下手极狠，抓到参加抗日活动的群众，轻则毒打，重则当场杀害。他对张金祥说：“小张，我还是放心不下，一起开会的那些群众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出事儿的。”
张金祥说：“书记，我出去看看情况。”
高守训想了想，点了头。他叮嘱张金祥，万一在路上遇到敌人，能躲就躲，不要硬拼，更不要冒险回来报信。张金祥应了一声，侧身钻出洞口，猫着腰消失在灌木丛里。
高守训一个人留在洞里。他把手枪从腰间抽出来，检查了一遍。这把枪是去年从伪军手里缴来的，枪身有些磨损，但机件还算灵活。弹夹里还有几发子弹，他数了数，不多。他把枪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
时间一点点过去，山洞里暗了下来。高守训又走到洞口听动静，外面很安静，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张金祥出去的时间太长了。按说只是探探情况，用不了这么久。他又等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山坡下面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楚。
高守训扒开洞口的灌木，往外看。他看见了张金祥。张金祥站在山坡下方的一块大石头旁边，身后跟着十几个端着枪的人。有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有穿灰蓝色制服的伪满洲国兵，还有几个穿便衣的。张金祥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前，没有绑着。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
高守训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他明白了，张金祥叛变了。
张金祥被敌人抓住以后，连一句硬话都没说。敌人用枪顶着他的脑袋，还没怎么吓唬他，他就把高守训藏身的山洞位置指了出来。然后他领着这支队伍，悄悄摸回了李杖子村后面的山坡。
张金祥没敢直接走到洞口。他站在离洞口十几步远的地方，扯着嗓子喊：“高书记？高书记！”
洞里没有回应。
张金祥又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高书记，你出来吧，你走不了了，到处都是人……”
回应他的是一声枪响。子弹打在张金祥脚边的石头上，溅起一簇火星。张金祥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高守训开枪之后，立刻缩回洞里，把身体贴在石壁的一侧。他的脑子转得飞快，外面有多少人？从刚才看到的数量来估算，至少有十五六个。山下的路上可能还有更多。这个山洞没有后门，洞口只有一个，敌人如果封锁了洞口，他插翅难飞。
外面的敌人开始还击。子弹打在洞口外侧的石头上，噼里啪啦地炸开，碎石渣子飞进洞里。高守训利用洞口内侧的一个拐角做掩体，敌人从正面射击打不到他。他瞄准洞口外面晃动的人影开了一枪，听到一声惨叫，一个伪军士兵捂着胳膊倒了下去。
敌人暂时退到了山坡下面的石头后面，不敢往上冲。他们知道洞口只有一个，里面的人只要守住那个口子，来多少打多少。可他们也知道，里面的人跑不了。
高守训又开了一枪，撂倒了一个探出头的日本兵。敌人的枪声停了一会儿，接着从不同方向同时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泼向洞口。高守训缩在拐角后面，感觉到石壁上不断有碎屑崩下来，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弹夹里的子弹只剩下一颗了。
三、最后一颗子弹，他选择留给自己
山洞外面的敌人在喊话。
喊话的内容变了花样，一会儿说“缴枪不杀”，一会儿说“高书记，皇军赏识你是人才，只要下来谈谈，保你没事”。这些声音里混着张金祥的哀求，混着伪军的叫嚷，乱哄哄的。
高守训没有理。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汗水和着石粉，擦完变成一道灰白的印子。他把弹夹从枪里卸下来，看了一眼里面那颗孤零零的子弹，然后又装了回去。
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他心里其实已经酝酿了很久。从参加抗日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胜利的那天。冀东暴动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战友倒在敌人的机枪下。1941年大扫荡的时候，他带着区小队在山上跟敌人周旋了七天七夜，吃的是野果和树皮，喝的是山沟里的积水。那时候他就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被围住了，走不了了，他绝不会活着落到日本人手里。
可真的到了这一刻，他还是觉得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堵。
他想起家里的老母亲。他出来参加革命的时候，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他托人捎过几次钱回去，可总是不敢写信，怕连累家里。母亲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从来没问过，只是每次有人从外面回来，她都会问一句：“我家守训还好不？”
他还想起那些跟着他干的区小队的战士们。有个叫孙德顺的班长，才十九岁，去年冬天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孙德顺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颗没来得及投出去的手榴弹。还有那个叫李老四的交通员，在送情报的路上被敌人的巡逻队抓住，拷打了两天两夜，一个字都没说，最后被刺刀挑死在河滩上。
高守训把怀里的文件掏出来。那是几份关于六总区各支部党员名单和公粮征收记录的材料。他把纸页一张一张地撕碎，塞进嘴里嚼烂，咽了下去。纸的味道又苦又涩，混着油墨的气味，卡在嗓子眼里。他强忍着把最后一口咽完，然后又把身上的一个小布袋扯下来，里面是几块大洋和一张折得发皱的纸条。大洋是区里剩下的活动经费，纸条上写着几个秘密联络点的地址。他把纸条撕碎，也用同样的办法咽了下去。大洋他留在了身边，想着如果自己死了，敌人搜身的时候至少能拿走这几块大洋，也算没白费。
做完这些事，外面的敌人已经按捺不住了。枪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嚷声。伪军在喊：“往里冲，抓活的！”日本兵在用生硬的中国话喊：“出来，出来！”
高守训站了起来。他的腿因为长时间蹲坐有些发麻，他活动了一下脚腕，然后把手枪握在右手里。他看了洞口最后一眼，外面的阳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斜长的光斑。光斑的边缘有灰尘在浮动，细细碎碎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碎裂。
他走出洞口。
山坡上站满了人。日军讨伐队的士兵在左前方，端着一色的三八大盖，刺刀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冷白的光。伪军散在右侧和下方，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枪口都对着他。张金祥躲在人群后面，脸埋在阴影里，看不清楚表情。
高守训站在那里，手里握着枪，枪口朝下。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洞里的灰土，脸上有一道被碎石划出的口子，血已经干了，结成一条暗红色的细线。他的目光扫过面前的每一个人。那些端枪的日本兵面无表情，伪军士兵有的避开他的目光，有的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
高守训开始说话。
他没有喊口号。他只是用很平的语气，像跟人拉家常一样，说了起来。
“你们知道我为啥当八路军？”他看着那些伪军士兵，声音不高，但很稳。“我念过书，当过老师，一个月能挣十六块大洋。我不缺吃，不缺穿。”
停了一下。他接着说：“可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教书的那个村子，被烧了。学生跑了，老百姓跑了。我教了十年的书，教的是什么？教的是让孩子们认字，明理。可日本人来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认什么字？明什么理？”
“你们里头有好些人，也是本地人。你们的爹妈、兄弟、姐妹，都在日本人手底下活着。你们穿着这身皮，帮日本人打中国人。你们觉得对得住谁？”
山坡上安静得奇怪。风从沟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儿飘过去。有几个伪军士兵的身体晃了晃，像是站不稳。
高守训又看了一眼站在远处的张金祥。张金祥的脸抬起来了一下，又低下去。
高守训没有多说什么了。他把枪举起来，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说。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枪声很短，很闷。高守训的身体向后倒去，倒在洞口前的碎石地上。手枪从他手里滑落，滚到一旁的草丛里。他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天空。天空很蓝，蓝得没有一丝云彩。秋末的阳光照在他身上，照在他那双磨破了鞋底的旧布鞋上，照在他胸口那一片慢慢洇开的深色血迹上。
山坡上的人都没有动。敌人也好，叛徒也好，站在那里像一根根木桩子。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伪军士兵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几步，蹲下去探了探高守训的鼻息。他回过头，对后面的人摇了摇头。
四、叛徒的结局，比死更让人不齿
张金祥后来的下场，史料没有太多记录。
宽城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在整理抗战口述史的时候，从一些老人口中拼凑出了一些碎片。据说张金祥叛变之后，被日军编入了讨伐队当向导，带着敌人在六总区的各个村子搜捕抗日人员。他熟悉地方情况，知道谁家跟八路军有关系，谁家给八路军送过粮。他带着敌人抓了李杖子村的村长李春生，还有一个叫孙庆云的秘密党员。李春生被押到青龙县城关了好几个月，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家里人花钱赎了出来，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孙庆云没能活着出来。
张金祥在讨伐队里干了不到一年。1944年夏天，八路军冀东部队的一次反击中，张金祥所在的讨伐队被包围在青龙县境内的一条山沟里。战斗打了大半天，讨伐队死伤过半，张金祥在逃跑的路上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后背。子弹从肩胛骨穿进去，伤了肺。同行的伪军把他丢在山路边，自己跑了。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之前想了些什么。有老人说，他嘴里一直在念叨“高书记”，不知道是忏悔还是恐惧。
张金祥的尸体被埋在乱葬岗上，连块碑都没有。
叛徒的名字，后来被从各种记录中抹掉了。迁青平联合县的档案里，提到他的时候只写着“警卫员张某某”。宽城抗战烈士名录上，当然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一个在生死关头选择出卖自己人的懦夫，历史给他的位置，就是遗忘。
可高守训的名字，留下来了。
宽城县龙须门镇东李杖子村后面的山坡上，那个小山洞还在。洞口被灌木遮着，不仔细找根本看不见。洞口旁边的石壁上，据说当年沾过高守训的血，后来被雨水冲刷干净了。当地的老百姓在洞口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高守训烈士殉国处”。石碑不大，字也刻得浅，风吹日晒几十年，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了。
每年清明，附近村里的老人还会上山去，在碑前放一束野花，烧几张纸。年纪大的人会给年轻人讲当年的事，讲那个会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高书记，讲他在洞口最后站立的模样。年轻人听着，有的默不作声，有的眼睛会红。
有一个细节，是伪军士兵王少义在战后交代材料里提到的。王少义是青龙本地人，被强征到讨伐队里当兵。他说高守训开枪自尽以后，在场的人都不说话。日本讨伐队的队长站在高守训的尸体前面，站了很久。那个日本军官平时脾气暴躁，打骂伪军是家常便饭，可那一天他一句话都没说。最后，他弯下腰，把高守训身边的枪捡起来，看了一眼，递给了旁边的士兵。然后他转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停下来，低声说了一句：
“真是条汉子。”
王少义说，他听得清清楚楚。那个日本军官说的是中国话，虽然口音很重，但每个字都能听明白。
五、那个年代的区长，是怎样一群人
高守训不是个案。
翻阅1940年代抗日根据地的史料，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最艰苦的敌后战场上，牺牲比例最高的，往往是基层的区长、区委书记、县长这些“地方干部”。他们不像主力部队的指挥员那样能打硬仗，也没有大部队的掩护，手里就是几十个区小队员、几杆破枪。可他们守着的，是抗日政权在最底层的根系。
河北南皮的张汝愚，1942年初在宁津三区桃花刘村开会时被日军包围。他带着两名队员掩护大家撤离，两个人先后中弹倒下。张汝愚一个人跟敌人拼到了最后，手榴弹扔光了，子弹打没了，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敌人知道他是区长之后，把头颅割下来挂在宁津据点的城门上示众多日。
永肥县的县长马功岑，1942年12月25日被日伪军包围在永年县境内。突围的时候身上中了好几枪，走不动了。他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全部烧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冀南行署两次授予他“模范县长”的称号，可他在乎的显然不是这些称号。他牺牲的时候三十五岁。
乐陵县的县长余志远，1943年在铁营洼被围。他把敌人引到一座土房子里，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一首诗：“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然后开枪自尽，二十六岁。
丰滦密联合县的县长沈爽，满族人，九一八事变后拉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自卫军。1942年4月8日在密云臭水坑被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当地老百姓在1944年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写着“民族英雄”四个字。
这些人分布在不同的根据地，彼此之间可能从未见过面。他们牺牲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被围、拒绝投降、销毁文件、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不是巧合。这是那个年代敌后抗日政权的一种“默认规则”，干部被捕，意味着整个区、整个县的抗日组织可能被连根拔起。一个人活着落到敌人手里，扛不住拷打就会变成叛徒，变节的叛徒比敌人的讨伐队更可怕。张金祥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所以那些当区长、当县长的人，早就把最后一颗子弹的事想清楚了。这不是一时冲动，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六、热河的山沟里，藏着怎样的战斗
高守训所在的迁青平联合县六总区，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是整个冀东抗日根据地最险恶的区域之一。
伪满洲国在热河推行“集家并村”之前，这片山区里的村子虽然穷，可老百姓住得分散，八路军随便找个山沟一钻，敌人就不好找。集家并村以后，老百姓被赶进了“人圈”，山上变成了无人区，八路军失去了群众掩护，连找口吃的都困难。日军的讨伐队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出来搜一次山，顺着山沟走，看到冒烟的地方就围过去。八路军在山上不敢生火，冬天冷得受不了，只能挤在山洞里互相靠着取暖。
在这种条件下坚持抗日的地方干部，需要的不只是勇气。高守训能在这片地方站住脚，靠的是他对群众的真诚。六总区的老百姓愿意给他送粮，愿意给他通风报信，甚至愿意冒着全家被杀的风险掩护他。李杖子村的李春生就是例子。他被张金祥带着敌人抓走以后，在青龙县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敌人问他高守训在哪里，问他区小队有多少人，他什么都不说。后来家里人变卖了家产把他赎出来，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垮了。可他没有后悔。
李春生出狱以后，身体一直没恢复。他没法再当村长了，就让自己的儿子接替了联络工作。他儿子后来在1945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个家庭为抗战付出了两代人。
热河地区的抗日斗争有一个特点：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敌人的控制力很强。这里是伪满洲国的“腹地”，日本人在热河经营了十几年，建立了完整的保甲制度和警察体系。老百姓从小就被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思想，很多人真的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八路军的工作队到了热河，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老百姓：“你们是中国人。”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简单，可在1943年的热河山区，说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的。
高守训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在每个村子里发展党员，办识字班，给老百姓讲关内的情况，讲八路军在华北打的胜仗。他告诉那些被日本人赶进“人圈”的农民，仗不会永远打下去，日本人早晚要完蛋。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像痴人说梦，可还是有人信了。信了的人，就成了抗日的火种。
那些火种后来烧起来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热河地区的抗日武装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主力，迅速接管了青龙、平泉、承德等城镇。那些曾经跟着高守训干过的区小队员、秘密党员，成了新政权的地方干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有的去了关内，有的留在了热河。高守训没能看到这一天。可他在山洞里咽下去的那些纸片，那些被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党员名单和联络方式，变成了后来接管热河的一份地下底册。
七、伪军的沉默，藏着怎样的心思
高守训在洞口演讲的时候，山坡上的伪军士兵表现得很沉默。
史料没有留下这些伪军的完整名单，可从王少义等人的交代材料里，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些伪军大多是本地人，有的是被强征来的，有的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有的是被日本人抓了壮丁，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跑不了。他们穿着伪满洲国的制服，拿着日本人发的枪，可心里对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很难说得清楚。
讨伐队每次出来扫荡，伪军走在前面当炮灰，日军跟在后面督战。碰到硬仗，死伤最多的往往是伪军。时间长了，这些人心里不可能没有怨气。可怨气归怨气，枪顶在脑袋上，谁也不敢说不。
高守训的演讲之所以让他们沉默，是因为他说到了他们的痛处。那些伪军士兵的家人也在“人圈”里活着，也在受着日本人的气。他们穿着这身制服，在自己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有的伪军士兵回到家，连自己的爹娘都不愿意搭理他们。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在当时的华北、东北战场上，是八路军对伪军喊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简单，可分量很重。它把“中国人”这个身份摆在了“敌我”的前面。意思是说，你可以端着枪站在对面，可你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你手上沾的血，早晚要还的。
有的伪军听进去了。史料记载，1943年前后，冀东和热河地区不断有伪军士兵携枪投诚，有的一个人跑过来，有的带着班里的弟兄一起跑。这些人到了八路军这边以后，经过教育，很多人成了坚定的抗日战士。他们比新参军的农民有战斗经验，比起义的国民党兵更容易改造。因为他们亲眼见过日本人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帮凶，这种经历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赎罪。
高守训没能看到那些投诚的伪军。可他倒下的时候，那些站在山坡上的伪军士兵，那些避开他目光的、低下头看自己脚的、身体晃了晃站不稳的人，他们的沉默里，藏着什么？也许是羞愧，也许是恐惧，也许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震动。那个日本军官说“真是条汉子”的时候，伪军们听到了。他们会在心里比较：如果换成自己，敢不敢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这个问题，很多人一辈子都回答不了。可这个问题，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
八、山洞里的枪声，在历史中的回响
高守训殉国之后，迁青平联合县六总区的抗日工作并没有垮掉。
接替他担任区委书记的是一个姓赵的干部，名字在史料中没有完整记载。赵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六总区的秘密联络网。张金祥叛变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好几个联络点暴露了，几个秘密党员被抓。赵书记把剩下的关系户重新梳理了一遍，把联络方式全部换掉，又发展了新的秘密党员。六总区的抗日工作在最困难的那几个月里坚持了下来。
1944年春天，冀东八路军主力一部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境内作战。六总区的区小队配合主力部队打了几次伏击，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区小队的力量逐渐恢复，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了四五十人。他们用的枪，有几支就是从张金祥所在的那个讨伐队手里缴来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李杖子村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跑到高守训殉国的那个山洞前面，烧了一堆纸钱。纸灰飘起来，落在洞口的石头上，和当年高守训流的血落在同一个地方。
那个山洞后来慢慢塌了，洞口被土石堵住了一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宽城县搞文物普查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原址立了一块简易的纪念碑。碑上写着“高守训烈士殉国处”，下面刻着生卒年月：1912至1943。
高守训没有留下照片。他生前没有照过相，那个年代的山沟里没有照相馆。可李杖子村的老人们记得他的模样：高个子，方脸，眉毛很浓，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很认真。
宽城抗战纪念馆里有一面墙，上面挂着几十位抗日烈士的画像。大部分是后来根据亲属回忆绘制的画像，有的画得不太像。高守训那一栏是一张空白的相框，下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相框里什么都没有，可站在面前的人都知道，那里曾经有一个人。
九、那些区长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
回到那个老问题：高守训为什么选择了自尽？
表面上看，是因为弹尽粮绝，走投无路。可仔细想想，他在山洞里还有一颗子弹，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出洞口投降。日本人劝降的时候说过“保你没事”，以他区委书记的身份，如果投降，至少能换个活路。可他没有。
他选择死，是因为他知道活着走出去的代价。张金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一个警卫员被敌人一吓唬就叛变了，如果区委书记投降了，敌人会从他嘴里挖出多少秘密？六总区的党员名单、各村的联络点、区小队的活动规律，这些东西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几百个家庭会遭殃，几年的工作会毁于一旦。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朴素的尊严。高守训读过书，当过老师，他知道“气节”两个字怎么写。中国读书人有一个传统，从伯夷叔齐到文天祥，从史可法到谭嗣同，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死比选择活更容易让人理解。这个传统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关头，和抗日救国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敌后干部的一种精神支柱。
马功岑在永肥县被围的时候，中了好几枪还在指挥突围。等确定走不了了，他很平静地销毁了文件，然后开枪。余志远在土房子里咬破手指写血书，写完才开枪。张汝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之前，把手榴弹一颗一颗扔向敌人，扔到手榴弹没了才停下。这些人做的事情不同，可内核是一样的：死可以，但不能白死。死之前把该做的事做完，该保护的人保护好，该销毁的东西销毁掉。
这是一种很清醒的选择。不是绝望中的冲动，不是走投无路的慌乱。是算清楚了账以后，做出的决定。
那些伪军士兵看着高守训走出洞口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失败者。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站得笔直的、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从容赴死的人。那个日本军官说的“真是条汉子”，不是客气话。他是真的被震住了。在那个年代，能把死亡安排得这么体面的人，不多。
十、岁月埋不住的东西
时间过去八十多年了。
李杖子村还在，那条东西走向的深沟还在。沟口的那棵老核桃树早就死了，可沟里面又长出了新的核桃树。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还种着坡地上的玉米和谷子。山坡上那个山洞的入口被灌木遮得严严实实，不熟悉地形的人根本找不到。
高守训殉国的地方，现在归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管辖。镇上的小学每年清明节会组织学生去扫墓，扫的当然不是高守训一个人的墓。宽城在抗战时期牺牲的烈士有上千人，留下名字的不到三分之一。高守训的名字在名录上，排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可那个山洞前面的纪念碑，每年都有人去。
去的人不全是官方组织的。有些是自发的，有当地的老人，有从外面来的历史爱好者，有高守训老家迁安那边来的同乡。他们在碑前站一会儿，鞠个躬，放一束花，然后离开。碑前的土地被踩得发亮，杂草长不出来。
关于高守训的后人，史料中没有记录。他在参加抗日之前有没有成家，有没有子女，已经无从查考。迁安那边的高姓家族，在1940年代曾经找过他，可那时候他已经牺牲了，家里人不知道。等到知道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他的老母亲在1950年代去世，走之前一直念叨着“守训”。
李杖子村有个老人叫孙德福，1943年的时候才十来岁。他记得高守训来过他家几次，高守训摸着他的头说：“小娃子，好好念书，长大了当个有用的人。”孙德福后来当了村里的会计，一辈子没离开过李杖子村。他每年清明都去山洞前面看看，给碑擦擦灰，拔拔碑周围的草。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走不动山路了，就让孙子背着他上去。
孙德福说，他忘不了高书记的眼睛。高书记看人的时候很认真，好像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进去了。孙德福还记得，高守训走出洞口之前，朝村子方向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得几乎看不出来，可孙德福看见了。他不知道高守训在看什么，也许是看那些他保护过的老百姓住的地方，也许是看那些他没能带走的战友倒下的方向。
那一眼之后，高守训走出洞口，站定，说话，开枪。
秋末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山坡上的风卷起落叶，从他脚边飘过去。在场的人很多，没有一个说话。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南皮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南皮英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抗日英烈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宽城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宽城抗战史料选辑》，内部资料，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