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安史之乱个人分析： 其实唐朝的繁华，到了开元后期，天宝年间，已经酿成很多社会矛盾了。这其中就包括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造成许多农民阶层衣食的困难。不过由于开元盛世的积蓄，多年丰收，将许多事掩盖了。 而且唐朝的体制，地方藩镇有很大自主权，可以地方养府兵，这就造成老百姓造反不容易，因为地方藩镇发现苗头自己就解决了，而且藩镇府兵都是有粮饷的，老百姓的青壮没活路了，第一选择肯定是去当府兵而不是造反。 唐朝的兵制募府并行，唐朝的官制也是科举与荐举并行。人们出头的机会就比单一体制多一些，唐朝又经常扩张，开放商贸，工商机会也多，这许多优势条件，就把一些社会矛盾掩盖了。 而藩镇的军事财政自主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虽然老百姓造反不易成功，但地方藩镇造反就太容易了，即便造反不成也很容易割据独立。 实际自晋朝州郡长官养府兵开始，老百姓造反就不容易成功，而天下乱都是由藩镇势大演化成权臣夺位。 唐初几代皇帝都很厉害，藩镇尚未形成势力，但开元天宝年间，而藩镇的势力，却庞大起来，而且唐玄宗后期昏聩，用李林甫为相，李林甫这人有才干但自私且有手段，怕有人才夺自己相位，对文人科考有一年竟不取一人，而且李林甫怕文官任藩镇长官，容易立功回朝出将入相取代自己位置，竟然建议唐玄宗重用异族藩将，文臣不再调任藩镇长官，这一下杜绝了文臣出将入相，而藩镇将领多异族，想晋升也不太容易，只有拼命外战立功。李林甫又构陷同僚，瓦解世家大族等。客观上讲，李林甫一些税收，经济，法律，军事兵制，农业租庸等改革，是于国于民有很大功劳的，但是，这个人同样给国家留下很大隐患，其中之一就是异族藩镇成势与旧贵族豪强产生利益冲突，矛盾不易解决。其二就是许多外面才干晋升之路被堵死，其三就是税收改革后，又货币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当时有利，但向私人一妥协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长安城阔少斗鸡马球，老百姓渐渐不满。 其实后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当时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种下一些宿因。不过，这些宿因让盛世繁华掩盖了。 而其中最大一个隐患，就是中央无法控制藩镇军事财政了。当有矛盾利益损失时，藩镇长官决不向旧士族豪强低头，安史之乱就是这样，安禄山本来无反心，但杨国忠等人不容他，朔方军一些旧豪贵与他也不睦，他的手下能人颇多，又都看出了唐室许多矛盾，自觉晋升无望，都撺掇他造反，最后一次一些大臣向唐玄宗进谏说他要造反，唐玄宗不相信，便调安禄山进京面圣，意思只要他敢来，证明他心中无愧，不会反，谁知安禄山进京后，杨国忠又派人刺杀他，吓得安禄山没敢向皇帝告别，连夜逃出京城，本来不想反的他这一惊吓，坚决了反心。 而按照封建王朝正史所载，安史当然为叛军贼军。但中国自有史以来，有这样在盛世造反，且超级能打的叛军么！这个问题就值得人深思了。 我个人感觉，明末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贼兵过如梳，官兵过如篦，”用在安史之乱时期也可能很合适。 咱不说打仗如何，政治立场如何，就单纯论为人处事态度，叛军中有两个人很让人欣赏。一是田乾真，一是蔡希德。 田乾真是个文武全才，至德元年（756年）5月，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败史思明，切断了叛军的退路，这使安禄山十分恐慌。他把谋士高尚、严庄招来大骂，怪他们当初劝自己反叛，还让他们不要再来见自己，吓的二人好多天不敢再见安禄山。田乾真得知此事，便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帝王，哪个不是有胜有败，怎能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四面官军虽多，但都是新召募的乌合之众，疏于战阵，怎么比的过我们的精兵呢，您根本不必为此担忧。高尚、严庄都是跟随你多年的老臣，现在你一下就将他们废弃，让诸将知道，岂不人人自危。如果内部不和，上下离心，您的处境可就真的危险了。”通过许多事，会发现田乾真是个很端正态度，办正经事业的人才，而且正史都这样记载，可见这人能为老百姓，但这人在香积寺大战，叛军退出长安后，消失于历史，不知所踪了。 而蔡希德这人被叛军众将倚为长城，虽然屡败于李光弼，但是每次都能败而复振，屡败屡战，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不要以为蔡希德用兵不行，只是因为他对手李光弼太强，队友太拉垮，实际从他获知颜杲卿常山举事，八日从长安方向赶到常山，生擒颜杲卿看，其用兵与司马懿迅速平叛孟达相似，并非泛泛之辈。最重要的是他端正的态度，在鄄城发现安庆绪不理政事，直言劝谏，引起安庆绪不满，把他杀了。蔡希德一被杀，叛军数千各级军官逃跑了。剩下没跑的也认为安庆绪自毁长城，心灰意冷，不肯用命了。这就说明蔡希德这人，至少在叛军中很得人心，是个办正事干大事的人。 但反观唐军这头，尹子奇围睢阳半年都无人救援。永王作乱，向回纥借兵收复两京的条件竟然是允许回纥刧掠两京三日，这与贼兵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不认为唐军就代表正义，当然，叛军也不正义。 但不管盛世，乱世，能保持一颗对老百姓慈悲仁义之心，就算很好了。 如唐代宗李豫，我感觉对百姓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