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李太后见服侍的宫女日益惫懒，正准备赶出宫，谁料，小宫女突然跪地痛哭道：“奴婢已怀有龙种三个月有余了！” 原来，3个月前，18岁的万历皇帝来慈宁宫请安，见宫女王氏相貌清秀，就偷偷临幸了她。 可万历只是一时兴起，完事后，他既没有晋封王氏的位份，也没有按规定赏赐给王氏“信物”。 就这样，被抛在脑后的王氏，很快发现自己有了身孕，眼看肚子越来越大，王氏见瞒不了太后，只得将当日之事和盘托出。 1582年6月，王宫女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便是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 然而，就在举国欢庆皇长子的诞生时，万历却眉头紧锁、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此时，他心中所爱唯有郑贵妃一人，他既不喜欢出身宫女的王恭妃，更不喜欢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 朱常洛的坎坷命运由此注定。 1586年，皇长子朱常洛刚满5岁，内阁首辅申时行就向万历皇帝奏了一本，他以明太祖“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训，建议万历早立朱常洛为太子，“以慰亿兆人之望”。 一石激起千层浪，让申时行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封奏疏竟能引起一场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 第一回合：君臣初次“交手” 当时，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刚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爱屋及乌，对幼子自然寄予了厚望。 所以，面对申时行的奏疏，万历十分不满，但他又找不到合适的拒绝理由，只能采取一个“笨”办法——拖：“皇长子年龄还太小，再等两三年再说吧！”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申时行又上了一本：“皇长子虽然只有5岁，但比着明宪宗、明孝宗（均不满2岁被立为太子）两朝，已经超龄了！” 万历被驳的无言以对，只得转移焦点，加紧命礼部准备郑氏的“皇贵妃”册封大典。 年轻的万历皇帝到底小瞧了大明文官的政治嗅觉，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等人见状，纷纷劝谏皇帝“宜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就是废长立幼、动摇国本！ 万历彻底被激怒了，他一边将参奏的官员或降职、或夺俸，一边极力为自己辩解：“朕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都是这些言官们自以为是！” “国本之争”的第一个回合以万历皇帝的“胜利”暂告结束，万历心愿达成：郑氏得以晋封为皇贵妃，百官们初战败北，却不打算就此让步。 第二回合：君臣矛盾升级 1590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岁了，大臣们又旧事重提，提议万历早立太子。 万历故技重施，回复道：“这事明年再说，若这一年内，有人重提立储之事，那皇长子就再等五年。” 结果，到了年底，工部主事张有德突然上疏，建议为皇长子准备太子仪仗，万历抓住了把柄，立即宣布：明年立太子之事作罢！ 大臣们自愿不愿意，为了“平民愤”，万历又来了一招——“三王并封”：既然大家这么看重皇长子，那就把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一起封王，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等过个两三年，王皇后生下嫡子再立也不迟！ 这下，时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实在看不过去了：王皇后已经三十多岁了，早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怎么还能生下嫡子？！ 于是，王锡爵提了一个折中意见：“将皇长子寄养在王皇后的名下，这下立太子就名正言顺了。” 显然，这个条件万历不肯答应。 “国本之争”的第二回合就这样以双方的互不相让而暂告结束，百官们没有看到皇长子被册立，万历的“三王并封”也没有实施下去。 第三回合：君臣斗法落幕 半年后，王锡爵以郑皇贵妃母家的安宁相威胁，万历才勉强做出了一点让步：同意朱常洛出阁读书。 1596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16岁了，礼部上疏请行“皇长子冠礼”。 “冠礼”，是中国古代男子的成年礼，行了冠礼之后，就表示该男子成年了，不仅可以婚娶，还可以参加社会及家庭中的各项活动。 但皇家的冠礼有个讲究，就是行冠礼时，得穿符合身份的服饰，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朱常洛既不是太子，也不是亲王，他该穿什么级别的衣服呢？ 为了回避这个问题 ，万历竟破天荒地推迟了朱常洛的冠礼。 两年后，朱常洛18岁了，内阁首辅赵自皋亲率群臣到文华门上疏，请求万历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将册封礼、冠礼一起举行。 万历先是以”需要维修太子住的慈庆宫“为由，斥退了群臣，然后又找借口叫停了维修工事。 就这样拖到了1601年，直到李太后愤而干政，万历才痛下决心，于当年10月，立19岁的朱常洛为太子。 至此，这场持续了整整15年的“国本之争”，以百官们的彻底胜利、万历皇帝的无奈妥协，而正式告终。 然而，朝堂上关于“立储”的争议还远没有消失，继“国本之争”后，万历年间又出现了“妖书案”、“梃击案”等重大谜案。 “国本之争”的影响巨大，它正式拉开了怠政和党争的帷幕，为了表达不满，万历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文官开始内斗、张居正留下的“中兴局面”彻底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