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 1948年的春天，年轻的共产党员刘国志和他的未婚妻曾紫霞突遭不幸。 他们在计划中的婚礼前夕，被一群突然闯入的军人粗暴地从床上拖走，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 刘国志和曾紫霞被戴上黑布蒙眼，手脚被铁链锁住，押送过程中，车辆颠簸使他们不断撞击到硬邦邦的车厢壁。 他们被直接送往了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那里关押着许多政治犯和抗日英雄。 渣滓洞内部昏暗潮湿，铁窗外是密不透风的森严高墙，墙角时常能听见老鼠的啃咬声，阴冷的空气中混合着霉味和腐烂的气息。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刘国志的坚定和决绝成为了他的力量源泉。 即便面对严刑拷打和心理折磨，他始终未透露任何组织秘密，刘国志的坚守不仅让审讯官感到挫败，也在其他囚犯中传为佳话，提振了大家的士气。 当刘国志的被捕消息传来，他的家族和朋友群体沉浸在震惊和恐慌之中。 一系列迅速而紧张的商议在家族的老宅里展开，每个房间都充斥着焦虑的低语和电话铃声的急促响起。 刘国志的五哥刘国琪，急忙从香港飞回，带来了一线希望。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几位有影响力的官员，并最终得到了长官公署秘书长周君亮和民事处长曾扩情的介绍信，这两封信可能是通向刘国志自由的钥匙。 到达重庆后，刘国琪几乎没有停歇，直接前往了军统的总部。 在那里，他动用了大量金钱，试图打通，这些钱不仅包括了他个人的积蓄，还有家族为此专门筹集的一笔不小的资金。 刘国琪深知，军统的官员们贪婪且现实，只有重金才能开启困境中的一扇窗。 经过一番周折，刘国琪终于获得了与特务头子徐远举的面谈机会。 徐远举是个中年男子，面容严峻，眼神中透露出狡猾而冷漠的光芒。 刘国琪没有任何拖延，径直走到徐远举面前，从西装口袋里掏出那张空白支票，放在桌子上，语气坚定而冷静地说：“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 这张空白支票如同一张重磅炸弹，静静地躺在那里，徐远举的目光从刘国琪的脸上移动到支票上，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恢复了平静。 他沉默地拿起支票，目光在刘国琪和支票之间来回打量，似乎在衡量这笔交易的价值。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张力，每一秒都像是漫长的等待。 徐远举在听完他们的请求后，故作考虑的样子，慢条斯理地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后，他突然改变了策略。 徐远举的目光在钱堆上停留了片刻，随后慢慢地抬头，用一种交易者的口吻开出了条件：“钱我可以收，但你弟弟必须公开退党。他需要在《重庆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共产党，否则就无法放他一马。” 徐远举的计划是，如果刘国志能够交出党的其他成员和组织机密，他就可以立即获释。 为此，徐远举安排了一次“家庭团聚”。 他派车把刘国志的亲友们送到白公馆，这是一个阴森的建筑，其冰冷的墙壁和阴暗的走廊与其名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刘国志的母亲、未婚妻以及几位亲密的朋友在戒备森严的警卫的监视下见到了他，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而刘国志则被铁链锁住，面色苍白但神情坚定。 家人轮番劝说他，声音哽咽而急切：“刘国志，为了我们，为了你自己，把组织的事情说出来吧！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刘国志听着这些话，心如刀割，但他的信念未曾动摇。 他平静而坚决地回答：“交出组织的事永远办不到！只要组织还在，我死了等于没死；如果我背叛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家人的心被深深触动，但同时也感到了绝望。 随着1949年11月的脚步越来越近，重庆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恐惧的气息。 解放军的炮火已从远方的山谷回响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预示着一场解放战争的高潮即将来临。 国民党的反动派在恐慌中感受到了权力的流失，他们的行动变得越发残忍和不计后果。 在这种压力之下，国民党官员决定对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进行最后的清算。 监狱的墙壁被历史的阴影所笼罩，囚犯们的绝望和反抗气息浓郁地弥漫在冰冷的空气中。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尚未触及地面，刽子手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血腥任务，一名名革命者被从狭窄的牢房中拖出，步履蹒跚地走向刑场。 在这些最后时刻中，刘国志被从他的牢房中唤醒。 他正在地板上用一小块炭笔书写着诗句，身边是由水渍和血迹交织成的斑驳地面。 当刽子手不耐烦地叫到他的名字时，刘国志扭头以一种几乎是平静的语气对他说：“慌啥子！等老子写完了再跟你们走！”他的声音在阴暗的牢房中回响，带着一种不屈的力量。 周围的囚犯们在阴冷的墙壁之间窃窃私语，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但也闪烁着坚定和敬仰的光芒。 刘国志站起身来，手中依然握着炭笔，大声吟诵他的最后诗篇。 刘国志的诗句如同最后的宣言，传达了一个革命者即使面对死亡也不失尊严和信念的强烈信息。 在刑场上，刘国志毫不畏惧地迈向了自己的最后一步，留给世界的，是他对信仰和自由的坚定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