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并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虽然死的是清军，但被日本击沉的运输船属于英国，英国政府对此不可能保持沉默。有些人甚至暗自庆幸高升号事件的发生，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英国拉下水，就可以依靠英国来牵制日本，实现所谓的“大国均势”和“以夷制夷”。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大多数清政府官员看来，这场战斗虽然造成了清军伤亡，但被日本击沉的运输船＂高升号＂却是英国籍商船。清政府官员们私下议论，英国政府对此事断然不会保持沉默，必将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有些官员甚至暗自庆幸＂高升号事件＂的发生。他们认为，既然＂高升号＂是英国籍商船，英国势必会介入此事。如此一来，清政府就可以利用英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实现所谓的＂大国均势＂。这些主张＂以夷制夷＂的官员认为，面对日益强大的日本，清政府军事实力难以抗衡，唯有依靠列强的力量才能维持局面稳定。 然而，清政府内部对如何应对丰岛海战却出现了严重分歧。主战派官员认为，此时正是清政府出兵攻打日本、夺回失地的大好时机。他们力主清政府应当立即对日宣战，趁英国介入之际，一举扭转战局。但主和派官员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担心贸然对日开战会进一步激怒列强，使清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他们主张清政府应当先与英国进行外交协商，借助英国的压力迫使日本退兵，避免战事升级。 随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愈演愈烈，清政府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光绪帝本人虽然赞同主战派的主张，但慈禧太后却力挺主和派。在两宫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决策陷入了瘫痪，政令出现混乱。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朝鲜国内的民心也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变得越发浮躁。朝鲜民众对清政府久久未能解救朝鲜的无能表现愤怒，抨击清政府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一些地方还爆发了群众性抗议活动，要求朝鲜政府与清政府断交，转而投靠日本。社会秩序的混乱给朝鲜政局平添了新的变数。 清政府原本期望通过＂高升号事件＂拉拢英国，牵制日本，但现实情况却与他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经过调查，清政府官员发现＂高升号＂虽悬挂英国国旗，但实为英商租借给清政府使用的商船。根据租借协议的条款，若船只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坏，清政府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更为关键的是，虽然＂高升号＂上有英籍船员，但在战斗开始前，他们就已弃船逃生，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英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明智而理性的决定。他们认为，在＂高升号事件＂中，英方并未遭受实质性损失，因此无需对日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只是照会清政府，要求其根据租船协议，赔偿＂高升号＂被毁的经济损失。面对英国公使的交涉，清政府除了承认赔偿责任外，再无其他选择。 清政府官员们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指望英国出手干预中日争端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粉碎了他们侥幸的＂以夷制夷＂的如意算盘。丰岛海战及＂高升号事件＂的发展，迫使清政府开始反思既有的外交政策。他们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孱弱无能，正视此前对列强的倚赖心理，正视＂以夷制夷＂策略的不可行性。 与朝廷的踌躇不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民间舆论对清政府的无能表现出了空前的愤怒。丰岛海战中1000多名将士的惨重牺牲，再加上英国的冷漠态度，成为压垮民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从上海到天津，从广州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爆发了声讨清政府的游行示威。参与者们高呼口号，要求废除与列强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要求加强海防建设，要求清政府为死难将士讨回公道。一些激进人士更是公然指责皇帝昏庸无道，慈禧太后专权误国，呼吁推翻满清统治，另立新君。 面对民众的怒火，清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慈禧太后一改此前的主和立场，斥责主和派阁臣软弱无能，将其撤职查办。而主战派官员也在愤怒的民意压力下，一改此前的激进作风，转而主张与日本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光绪帝受制于慈禧太后，对朝政难以掌控，加之战事吃紧，也只能被动应对。种种乱象之下，朝廷的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统治根基随时面临崩塌的危险。这场社会危机为日后的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变革埋下了伏笔。 丰岛海战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也彻底撕下了清王朝最后的遮羞布。1000多条将士的性命，竟抵不过英国人的一个冷淡态度，这是何等的悲哀！如此无能的政府，如此软弱的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在炮火与血泪中，在民众的呐喊与悲愤中，一个伟大帝国的末日悄然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