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校长在多个场合和演讲中都提到过中国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过低，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 具体来说，刘元春认为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而过度偏重投资又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从而加剧了消费抑制现象。此外，他还提到，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也对消费产生了剧烈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会挤占消费基金，导致财富基尼系数差异化，进而降低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了解决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刘元春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关键在于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保障性住房等方式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同时，国有企业也需要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此外，刘元春还强调了组合式扩消费政策的重要性，既要应对短期问题，也要应对中期问题；还要在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着力。他给出的组合式扩消费政策包括：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极其重要，社会安全网是核心；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主体在国内十分重要；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需要重点推出等。 刘元春校长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过低等表象原因，也包括强制性储蓄过高等实质性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包括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转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收入分配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