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靠近现代文明的两个朝代——明朝和清朝，本应顺应时代之洪流，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为迎接人类文明伟大变革之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充足准备，从而助推中华文明顺利完成转型。
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两个朝代不仅没能担当起时代之重任，反而堕入到了治人之无底深渊。
它们通过设置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大肆奉行秘奏和“文字狱”制度，全方位监视禁锢人民的一举一动，将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潮彻底扼杀在了摇篮里，导致近代工业革命浪潮来临之际，中华民族报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麻木神情，从而沦为了西方殖民者砧板上任人宰割的猪肉。
1. 中华文明之误区：对人严管方能治平天下
（1） 秦之后，对人严管成为了主基调
现实是残酷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原本领先西方世界1800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为何在近代100年间突然落后了几个世纪？原本敢于迎难而上、穷则思变的中华民族为何麻木不仁、两眼空洞？
对此问题，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研究了100年也探讨了100年，终于发现以治人为先导、以维护“家天下”为目标的传统中华文明是“罪魁祸首”。
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家天下”一己之私利，便不断强化“上下有别、亲疏有等”的天命思想，不断将民众摁倒在自己的脚下；
也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害怕有人谋反推翻自己，便文武并用、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特务组织、秘奏制度密切监视下属臣僚和百姓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通过升级版的儒家思想教化奴性，强化出身决定一生的宿命论。
这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王朝之后更为严重，因为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彻底统治了思想界，转而以维护“家天下”万古传承的治人思想逐渐走向了巅峰。失去了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中华民族，只能沦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工具。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为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果断抛弃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传统儒家思想，转而从西方世界引入了马列主义，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2）对人严管之结局：王朝存活时间越来越短，人也越来越没有自由
虽说中华文明将“外来物种”——马列主义上升为治国主导思想，充分证明中华本土产生的各种思想局限性极大，不适用以发挥个性能力、推崇发明创造为核心的现代文明。
但毕竟传统中华文明存续时间长达2000年，故而以维护“家天下”为目的，以“治人”为手段的“严管”思想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当中，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对于“人”的过分关注和严于“治人”的论调依旧占据了主流。
但如果他们翻开历史书、仔细研读便会发现：秦朝以前，没有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夏商周三代均超越400年，甚至于失去了实权、沦为了吉祥物的周朝却能存续800年。
反倒后世统治者不遗余力专注于“严管治人”的大一统王朝，朝代寿命却永久卡壳在了300年。这还不能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吗？对人往死里严管，只会导致一个结局：王朝存活时间越来越短，失去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只能让国家越来越落后。
2.那么问题来了，王阳明“死亡证明”已开，还能赴任贵州，是明朝皇帝管得不严吗？
（1）为了摆脱朝廷的追杀，王阳明上演了假死一戏，成功骗取朝廷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纵然宋朝程颐、程灏和朱熹等一干儒学大咖站在统治者角度提出了“程朱理学”，为维护“家天下”和推行“严管治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因为他们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受到了明清皇帝的热烈追捧，理学也因此被推上神坛，成为了读书人读书致仕的不二法门。但这种束人到死的严管治人策略终究还是因为违反人性招致了众多人的反抗。
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家境优渥的他从小就准备向孟子看齐，于是很早就树立了以推翻程朱理学为己任，以成为圣贤为目标的远大理想。对于程朱理学提出的“格物致知”、为民等思想，他均以曲解古之经典为由进行了反驳。
作为封建王朝中难得拥有“思想反骨”的他，除了挑战权威之外，王阳明别具一格提出了“心学”思想，认为个体之心就是宇宙主宰，对一味讨好封建统治者和主张“严管治人”的理学思想下了挑战书。
（2）开具了“死亡证明”的王阳明继续赴任贵州，开坛讲学，居然没人觉得奇怪
不过受限于时代局限性，王阳明“心学”虽然展现出了个性解放的苗头，但因为依旧奉行忠君爱国之儒学旧义，导致他的“心学”是个畸形儿，注定走不长远。当然这是后话。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封建王朝时期，有思想有主见却没权力的人往往死得很惨。王阳明也不例外，因为看不惯大太监刘瑾飞扬跋扈和同僚教唆，王阳明上书弹劾刘瑾，结果不出所料被刘瑾投入了监狱。
随后刘瑾以调任王阳明赴贵州上任为由让其离开京城，背地里却安排杀手准备半路解决掉这个刺头儿。不成想王阳明通过投湖自尽的戏码成功骗取了杀手，朝廷便立马给他开出了“死亡证明”。
没想到的是，被开具“死亡证明”的王阳明却继续赶赴贵州，到了贵州之后也成功上任，居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那么问题来了，王阳明“死亡证明”已开，还能赴任贵州，是明朝皇帝管得不严吗？显然不是，当时把持朝政的刘瑾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对手底下政见不同的官员不是打就是杀，治人到了极端。
只能说这种“严管治人”带有极强的偏向性和个人好恶，注定不是科学、完整和系统的做事方法，这进一步说明目光聚焦于“人”而不注重于“事”，即便再怎么严格，也会是剑走偏锋、沦为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