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泽东听说远在瑞士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病危，心里颇为不安。这位曾经为中国革命冒险的美国记者，在西方媒体眼中一度被视为异类，但却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不仅在关键时刻对斯诺表达关切，还送去了温暖的问候。这段跨越意识形态、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不禁让人感叹：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看重一位外国记者？ 斯诺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以至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中国念念不忘？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前往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进行采访。对西方世界来说，红色苏区是一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 当时毛泽东刚刚经历了长征的艰苦岁月，带领部队扎根在陕北，形势并不乐观。斯诺此行，怀揣着极大的好奇心，但又不免有些忐忑。谁能料到，这次访问会让他与毛泽东结下一生的深厚情谊。 斯诺与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难得的从容和幽默。两人彻夜长谈，斯诺深深被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所折服。 毛泽东不仅谈到个人经历，还谈及中国未来的希望和革命的方向。 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希望，尽管眼下处境艰难，但他始终相信“红星将会照耀整个中国”。正是这种信念，让斯诺彻底被打动了。 斯诺在陕北的几个月里，亲身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艰苦奋斗的故事。 毛泽东对他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民之子走到今天，并阐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理想。 这一切让斯诺深感震撼，他意识到自己见证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离开苏区后，斯诺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他知道，这本书将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红星照耀中国》在1937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本书以真实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将一个充满希望和斗志的中国呈现给了世界。 斯诺并没有一味美化红军，而是以公正客观的立场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通过斯诺的笔，毛泽东的形象第一次被西方大众所认识，而这个形象和过去西方媒体描绘的“农民造反者”有很大的不同。 这本书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并非只懂得军事斗争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具有智慧和策略的领导人。 斯诺并没有回避红军和共产党的困难，但他传达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让人们看到这个组织的坚韧不拔。 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因为斯诺的报道不仅增强了中共的国际形象，也吸引了更多人对中国革命的关注。 1950年代，斯诺因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甚至一度失去了工作。他的亲共立场使他成为冷战时期的“异类”，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被边缘化。 但斯诺并没有因此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反而愈加坚定。 1960年，斯诺终于得以再次访华，毛泽东依旧亲自接待了他。这次见面，两人聊了许多关于新中国建设的问题。斯诺注意到，毛泽东的眼神依然坚毅，而他对未来的展望依旧充满信心。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展示了中国在农业、工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希望斯诺将这些带回西方，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 对于斯诺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工作上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朋友聚会。 毛泽东还笑谈起斯诺在美国的遭遇。他说：“你这次来得好啊，让世界看看我们这里不是像你们报纸上说的那样。” 斯诺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中国，而毛泽东通过斯诺的眼睛，向外界展示了他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实现的奇迹。 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记者与被采访者的联系，成就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1971年，斯诺病重的消息传到中国，毛泽东表达了深切的关心。 毛泽东知道，这位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朋友正在经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嘱托医生前往探望，并表示“无论需要什么帮助，尽管开口”。 斯诺得知毛泽东的关心，感动不已。他告诉朋友们，他希望在去世后，能将部分遗骨留在中国，这是他对中国的深情告白。 斯诺在病榻上回忆起自己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他感叹道：“毛的笑容就像那个寒冬里温暖的阳光”。他的回忆中满是对中国的感激和对毛泽东的敬重，甚至表示“我永远爱中国”。 斯诺的这一生，无论是在新闻界的成就，还是个人生活的种种挫折，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毛泽东对他的深情厚谊，成为他晚年最深的慰藉。 毛泽东和斯诺之间的友谊，是一种超越政治的情感纽带。他们之间既有革命的共同信念，也有对彼此的深切理解。 毛泽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斯诺的尊重和感激，而斯诺用他的一生来传达对中国的热爱和支持。这种情谊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生活，也成为两国之间的历史注脚。 斯诺在1936年选择走进红色苏区，开启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而毛泽东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方式回报了斯诺的信任。 毛泽东对斯诺的关怀，代表了对这段友谊的真诚致敬。最终，这段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友谊，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