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决定权实际落到了共产党的手中。为何？因为当时把蒋介石绑了的张学良一腔热血，啥都干得出来。 但与此同时，他在率东北军和红军打过仗后，完完全全被打服了，他非常确定：要抗日，光靠国民党（包括自己的东北军）那一盘散沙是不行的，非得全民族统一抗战。 张学良被打服的同时，还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让他极其佩服，跟他进行了彻夜长谈后，他对周恩来又是送金银、军火又是送地图。 人有几种情况会听道理，一种是被打服，一种是当这个道理是由自己最喜欢、敬佩的人说出时。这时候的道理，一出口几乎就能进去。 所以，张学良如何处置蒋介石，全看中共想如何办。而中共这边的真正决策人，是毛泽东。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毛泽东此时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杀了蒋介石，以绝后患。 毛泽东是最有理由杀蒋介石的人，当年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时对红军围追堵截，杀了无数红军，他还悬赏几十万要毛泽东的人头。关键，他还有错在先，日本侵华的当口，他居然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不抗日而打内战，这分明是让中国人当亡国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若要利用此机会杀蒋介石，没人会反对。 毛泽东在与中央领导开会时，却强调：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治他，还主张放掉他（和平解决）。 此言一出，第一个表示不理解的就是毛泽东的警卫营贺清华，他说：“怎么？要放掉蒋介石？”见贺清华一脸疑惑，毛泽东说：“是啊，放掉他，是为了抗日。” 之后，毛泽东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做报告，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 如毛泽东所料，干部战士和群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放掉蒋介石。毛泽东为了让大家听懂，于是用了比喻法，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 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比喻后，大家心里明白多了，也没人再嚷嚷“要杀了蒋介石为遇难同志报仇”了。 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事后，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做过很高的评价。这评价，当时听来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然今时看来，这番评价，极其到位。他说： “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人说，真正的领袖，绝不仅仅意味着强大的能力、强烈使命感，还必须格局非常大，眼光看长远，不计较一时的利益。回头看，毛泽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恰是其格局大的体现。也只有真正的领袖，才能最终带领人民走出一条真正的大道。 如此，也难怪古人云：格局狭隘者，自毁前程，沉稳大气者，百福自集。图为西安事变旧址（摄于193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