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农民的辛劳# 总有人歌颂六七十年代，说那时候虽然穷，但人都比较平等，人与人之间多么多么好。真的是这样吗？ 我出生在60年代末的陕西关中农村，一日三餐能吃饱，但吃的并不好。早晨是包谷糁、红薯，玉米塌塌馍或黑面馍，中午是黑面面条，因为能磨白面的好麦都缴了公粮。一家五六口人，爨(cuan）菜就是一根葱用铁勺倒一点油一吵，给锅里一到。下锅菜基本都是野菜。晚饭就是给上午的剩饭加几瓢水加热，一家人吃叫喝汤。白面是偶然吃一次，米饭则对我们是一种奢侈品，大概几个月才吃一次。 那时村里人想象县委书记的生活就是：“县委书记吃饭把下锅菜拿老碗道喋”。 平时吃不到肉，生产队养了几头猪，到年代一家才能分几斤肉。 记得有一年冬天，部队拉练住着我们村，村里一个门子爸给连队做饭。经常将吃剩的米饭偷偷用纸包起来带回家，大家都很羡慕。 那时，冬天我们都穿着家里做的棉袄棉裤，因为不贴身，走在路上，冷风一吹，透彻肺腑。头上戴着母亲做的单皮帽子，并不保暖。手经常冻的红肿皴裂，生疼生疼。早上上学去的早，每个人都带着煤油灯与小板凳，趴在在水泥做的台子上上课读书，煤油灯经常会烧掉头发或眉毛，散发出一股胡焦味，鼻孔也熏的很黑。 为了补贴家用，家里养了几只鸡，我母亲舍不得吃鸡蛋，经常用手帕包几个鸡蛋走七八里路到县城卖，经常遭到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驱赶或者没收。我母亲说，有几次她在路边卖鸡蛋，碰见戴红袖套的人就躲进靠铁路的“河南巷”。 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卖了鸡蛋，去县百货公司买锅铲，柜台里面有两个打扮时髦的女售货员，一个坐在凳子上打毛衣，一个抱着胳膊站在说话。面对有工作的城里人，母亲不敢大声说话，瞅着她们说话的间隙，才敢怯怯得说：同志，给我拿一个铲锅匙。结果站着的售货员斜着眼鄙夷的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说她的话。 母亲与我在柜台外站了有十几分钟，她们的谈话都没有结束的迹象，我母亲又小声的请求，没想到站着的女售货员扭过头，大声的训斥母亲：喊什么喊，没看见正忙着。说着把锅铲一下子扔在柜台上，母亲却不敢吭声。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大队开公判大会，将邻村一个头有些偏的人，五花大绑，说是整天偏着头看人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反革命分子。大队长举着拳头带领群众一起喊口号，场面令人害怕。结束的时候，几个民兵押着“偏头”推着走，那人的头一下子碰到墙上，血流如注，也没人管。 有人说那时候多平等，我不这么看。那时候公社的人下乡，大队上都杀了村民的鸡好酒好肉的招待。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在农村人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让让我选择，我永远不希望回到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