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真的是“公主病”的典型啊：从来不知感恩，永远觉得别人欠他，尤其国家和哥哥鲁迅。 日本侵华期间，他做了汉奸，替日本人做了很多事，也因此，他还吃过国民党的牢饭。 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毛泽东，跟他们辩解自己做汉奸的种种，同时也想求谅解。新中国对他仁至义尽，不仅没计较他是文化汉奸，还给他一份译书的工作，可他却在尝到甜头后屡次给各部门写信，要求提高待遇。 1952年他写信给毛泽东为自己辩解，又给文化部周扬写信，他们没辙，让人民文学社请他译书，还每月给他预支200元稿费。1960年，还觉钱不够用的他，又给康生写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每月预支稿费加到了400元，这是当时的最高待遇。 这之后他消停了一阵。 后来，他见鲁迅研究热升温，赶紧写了几本有关鲁迅的书出版，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明明在吃“鲁迅饭”，可他却始终摆出一副“不原谅鲁迅”的架势，实际上，在他与鲁迅的恩怨纠葛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他对不起鲁迅。且在事后，他还鸠占鹊巢占了鲁迅用稿费买的八道湾豪宅。 周作人不仅“不原谅”鲁迅，他还始终觉得鲁迅欠他。所以，晚年吃了那么多“鲁迅饭”后，他居然来一句：“提供了这么些资料，也算对得起他了”。言外之意是，又是“鲁迅欠他”，死了都欠他。 同样，因为始终觉得国家欠他，周作人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没有半句感恩，而只觉得自己受的屈辱太多，他还专门用“寿则多辱”来形容自己的晚年。天知道，他跟多数人（非罕见）比，已经算极其不错了。 不过，就在他写完回忆录后不久，他真的受到了屈辱：因特殊的政治原因，以及他做过汉奸的经历，他在82岁这年的某天被红卫兵殴打，并查封了家。在儿媳妇的求情下，他才得以在厨房角落拼了一个铺板床躺卧。他最终也在这之后不到一年，死在了这张铺板上。这样的结局，当真可以用“受辱”来形容了。 回头看，周作人这样的“公主病”的养成，其土壤除了自身性格因素外，还有成长环境的作用。“公主病”普遍有被大包大揽的经历，所以，他们几乎不用做事，只需长期做甩手掌柜，周作人尤其如此。长期不做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没有责任心，更没有感恩心，他们永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也不会认为自己对任何人事（包括国家）有责任，这也是汉奸普遍有“公主病”的原因所在。 周作人现象给现实里的父母的启示是：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做事，不然长大不仅能力不行，还不懂感恩、没有责任心，且永远觉得所有人（包括帮助过自己的人）都欠他的。 讲真，对于周作人的凄惨结局，我不仅不同情，还觉得是“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