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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燕桃教授:破除疾病偏见,科学读懂双相情感障碍

上一秒情绪低落、无力消沉,下一秒莫名亢奋、冲动躁动——这种剧烈又反复的情绪摇摆,正是双相情感障碍最典型的特征。不同于单一的抑郁状态,双相患者始终在抑郁与躁狂/轻躁狂两种极端情绪间来回拉扯,病情隐蔽、发作复杂,也让它成为临床上最容易被误判的精神疾病之一。


部分患者在发病早期仅表现出持续的情绪低落,极易被当作普通抑郁症,直到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发作才得以明确诊断。与此同时,大众对双相情感障碍的误解也根深蒂固:有人将它浪漫化为“天才病”,有人又极端化把它视作“不治的心理癌症”;而患者及家属常见的停药焦虑、用药顾虑,也让无数人的病情在反复停药、反复复发中陷入恶性循环。

值此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马燕桃教授结合自身多年情感障碍临床经验,围绕双相情感障碍的早期识别、发作特点、科学治疗与管理等关键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解读。

抑郁与双相:早期区分难在动态理解

很多人疑惑:明明确诊的是抑郁症,为什么治疗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其实是双相情感障碍?在马燕桃教授看来,普通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之所以难以在早期区分,核心原因并非症状相似,而是我们的诊断视角存在偏差。很多人习惯用静态视角看待诊断标签,仅凭当下的情绪状态下定论;而真正的临床诊断,需要用动态视角理解疾病的病程演变。抑郁与双相情感障碍并非完全独立、非黑即白的两种疾病,二者在抑郁症状的判定标准上高度重合,病程上还存在动态转化的可能,这也成为早期误诊、漏诊的核心根源。

除了疾病本身的关联性,临床早期鉴别还面临多重现实阻碍。一方面,疾病本身存在逐步发展的前驱过程,临床表现具备多形性,并不都会呈现教科书式的典型抑郁发作;另一方面,隐匿型抑郁、不典型抑郁,或是早期就带有混合特征的抑郁表现,更是进一步拉高了识别难度。

为精准区分两类疾病,目前临床已形成一套多元评估体系,包括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双相谱系障碍筛查量表,以及用于识别抑郁混合特征的CUDOS量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辅助诊断等新技术,正在成为早期识别的重要助力。马教授指出,AI的优势在于,可以采集心境、行为模式、社交节律、认知功能等多维度数据,通过动态监测模式,捕捉病情的变化规律,以此助力早期识别工作。脑电相关生理指标同样可以为早期鉴别提供参考,常用手段包含近红外光谱成像(NIRS)、脑电监测、事件相关电位等。举例来说,近红外技术区分抑郁与双相情感障碍的效应值可达75%,但这项技术的准确度仍存在局限,脑电大数据模型则有望进一步提升鉴别精度。

马教授特别提示,临床诊断需要重点排查几类高危线索:一是一级亲属的患病情况,家族中是否存在情感障碍病史,尤其是否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家族史;二是首次情绪异常事件的发病年龄,如果在15岁之前就出现情绪相关问题,这是一项独立风险因素,需要警惕后续发展为双相谱系障碍;三是患者是否伴随自伤自杀观念或是冲动的自伤自杀行为,该表现同样提示罹患双相谱系障碍的潜在风险。

除此之外,如果患者同时存在强迫症状、物质依赖,或是具备部分特殊人格特质,也要提高警惕。同时,医生还需要关注患者对治疗的反应:部分所谓“难治性抑郁”,也就是使用抗抑郁药物疗效不佳的病例,有可能本质是表现不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倘若患者既往抑郁发作次数超过5次,也需要考虑早期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睡眠及睡眠-觉醒节律变化、脑电相关检查结果,还有患者在过去半年到一年之内反复波动、极不稳定的情绪状态,都提示需要进一步完善检查,排查双相情感障碍。

不同发作阶段:理解情绪的“波浪”与损害程度

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状态并非一成不变,主要分为抑郁发作、躁狂/轻躁狂发作等阶段,在不同发作阶段,患者内心主观感受与外在行为表现会呈现出巨大差异。马教授在临床接诊中发现一个普遍问题:部分患者和家属习惯参照教科书中的典型症状自我对比,一旦表现不完全吻合,就不愿接受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对此,马教授总结出核心判断逻辑,帮助大家读懂双相患者真实的情绪起伏规律。

想要识别病理性情绪问题,首先要分清正常情绪波动和病理性情绪障碍,二者的核心分界线是情绪变化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与功能损害程度。如果情绪起伏可以依靠自身调节恢复,两三天内就能自行缓解,一般可以先观察,未必属于病理性的症状。但如果个体长期深陷痛苦的情绪中间状态,既无法自行恢复,也没有完全达到典型发作标准,就需要进一步区分属于典型还是非典型的抑郁、躁狂发作。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科诊断从不依靠单一症状下定论,而是结合一组症状综合判断。临床常用“3+3”“2+4”的判断逻辑:“3+3”指3条核心情绪症状叠加至少3条附加症状;“2+4”指2条核心情绪症状叠加至少4条附加症状,满足这类条件才会考虑抑郁发作。教科书对躁狂、轻躁狂发作有着明确描述,但现实中绝大多数患者的表现并不典型;如果仅出现一两项相关症状,达不到完整的发作标准,在过去被称作阈下轻躁狂,不能直接判定为躁狂/轻躁狂发作。

为了方便大众理解,马教授将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起伏比作波浪:第一看波峰与波谷,也就是情绪高涨、低落所能到达的严重程度;第二看波动曲线的变化频率,区分情绪异常是频繁出现,还是每月、每周偶尔发生,不同频次的临床意义完全不同;第三看情绪波动带来的功能损害,倘若状态具备可逆性,依旧可以持续观察。

生活中很多人会仅凭短暂症状自行判断病情,极易出现误诊。马教授举例,有些患者最初仅出现一次短暂的惊恐发作,两三周之内就发生剧烈的情绪起伏,自行上网查阅资料后,便判定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事实上,焦虑、抑郁、双相情感障碍三者的症状可以互相混杂,如果以惊恐发作作为首发症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随访观察,才能甄别、排除相关可能性。马教授特别强调,焦虑是所有情绪问题的“黄灯”,会扰乱人的整体情绪状态,因此临床排查不能只简单区分抑郁或是躁狂,还要重视焦虑这个混杂因素,强迫、惊恐、躯体化障碍等都属于焦虑谱系的相关表现,极易和双相症状叠加干扰判断。

儿童青少年群体更需要做好鉴别诊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疾病,都会和情绪问题交织,甚至出现共病情况,需要逐项排查。总的来说,只有当患者“脾气差、性格反复”的表现足够严重,无法用普通生活应激事件、性格特质或是适应障碍解释时,才需要考虑病理性情绪疾病。另外,酒精摄入、部分药物作用也会诱发类似脾气暴躁、情绪反复的外在表现,这些干扰因素也需要临床加以甄别。

全病程管理:药物、心理与辅助干预的动态配合

大众对双相情感障碍的认知,长期陷入两极偏差:有人将其浪漫化为自带天赋光环的“天才病”,也有很多患者和家属对心境稳定剂充满顾虑、心生抗拒。最常见的康复误区,就是患者情绪稍有平稳就擅自停药,最终导致病情反复波动、久治难愈。针对大众对疾病与特质的误解,马教授引用一位神经科学领域专家的观点做类比: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本身蕴藏潜能,只是在学校教育场景中容易碰壁;当他们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其中一部分人擅长多任务并行的特质就会凸显,很适配创意艺术、研发类的工作岗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亦是如此。

部分双相患者确实拥有敏锐的感知力与突出的潜能,但如果单纯用学习成绩、获奖情况、考试分数去衡量这份潜能,视野就会变得十分狭隘。临床中,不少家长把“能够正常上学、成绩回到从前”当作康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评判视角同样存在局限。双相患者独特的潜能无法用传统学业标准衡量,其天赋的显现、状态的恢复,都需要家长给予足够的时间与耐心。

依据《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2025版)》,双相障碍的核心治疗原则是全病程、动态化管理,不同康复阶段的治疗重心截然不同。在治疗初期,尤其是刚开始治疗的1~3年,临床会更加侧重药物干预与生理指标监测;度过急性期之后,药物方案会逐步趋于稳定,不再频繁改动。同时,心理治疗、光照治疗、经颅磁刺激(rTMS)、DCS等各类非药物干预手段会逐步介入,并且在巩固维持治疗阶段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双相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长期康复之路上,家庭与校园的支持系统是决定康复效果的关键一环。部分青少年患者的复学之路一波三折,还会向家庭提出各种难以回应的诉求,这就需要辅助干预介入:科学规划患者需要完成的任务、筛选合适的社交对象、适配适合的校园环境。马教授强调,校园环境的反馈会极大左右康复走向:如果老师主动关心学生状态、在课堂多加留意、安排同学给予适度帮扶,患者复学就会更加顺利;反之,如果学校把患病学生当作“透明人”,不予理睬,患者会强烈感受到与环境格格不入,甚至诱发病情。不少家庭都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儿童在家状态已经恢复良好,做好了复学准备,但入学不到一个月,就在学校突发惊恐发作,这恰恰体现出支持系统的重要价值。

罹患精神疾病是人生的不幸,但绝不是过错。马教授强调,疾病从来不是惩罚,应该把它理解为生活节奏的改变:原本全速前行的人生,需要暂时放缓脚步,适配身心的康复节奏。但在全病程治疗中,很多家属容易陷入认知误区,主观认定患者必须终身服药、无法停药,未来不能结婚生育,再也无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消极预判,是阻碍康复的重要因素。

临床上康复效果优异的患者家庭,往往都完成了自身观念的调整,学会接纳疾病、理性看待康复。而部分家庭始终活在担忧之中,对儿童提心吊胆、处处小心翼翼,没有完成认知转变。同时,部分患者也会因病耻感拒绝承认患病、抗拒治疗。马教授认为,面对精神疾病,无论是家属还是患者本人,都拥有表达自身看法的权利,不能将判断完全交给医生或者家长,这是最需要纠正的观念误区。尊重彼此的感受、打破固化误区,才是长期康复的核心前提。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多变不典型,家庭支持需动态调整

青少年是双相情感障碍的高发人群,由于发病年龄早,疾病会直接影响学业发展、人际交往与身心发育,整体诊疗康复难度也远高于成人。马教授表示,虽然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虽逐步向成人靠拢,但青春期的临床表现极具特殊性,不能完全套用成人诊断逻辑。

首先,青少年双相的首发信号往往藏在睡眠节律紊乱中。很多青少年发病初期没有其他明显异常,最先出现的就是长期睡眠紊乱,之后情绪问题、认知损害才陆续显现。因此调整睡眠是治疗的关键一环。睡眠节律属于生理层面指标,并不能简单归因为贪玩熬夜,临床可以借助多导睡眠监测完成评估,也建议到睡眠专科门诊做针对性干预。

其次,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疾病适应与症状特点。12~14岁的青少年,更多表现为情绪烦躁;16~18岁患者直接的情绪躁动会有所减轻,但更容易出现焦虑谱系相关症状,例如轻度强迫、进食相关问题、过度自我关注等。这些表现并非全部由精神疾病导致,也和青春期身心发育特点息息相关。判断青少年病情必须牢记:孩子本身依旧处在持续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部分行为特质源于青春期本身,并不全部由疾病造成。

相应的,家长的心态和干预方式也需要跟随孩子的年龄动态调整。对于14岁以下的儿童,家长不必过度纠结疾病的确诊病名、预判严重后果,不要早早下定“一辈子无法痊愈”的结论。作为慢性疾病,青春期的双相障碍仍存在诸多进展的可能性。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曾经开设双相障碍超高危门诊,对高危青少年开展基因检测、量表评估和长期随访。随访结果显示,并非所有高危青少年最终都会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相当一部分人后续症状自行缓解,或是仅发展为普通的焦虑、抑郁问题。因此,对于14岁以下的儿童,切忌对病情一锤定音。当孩子年满15岁,自我心智与独立意识逐步成熟,就需要患者本人共同参与情绪管理,心理治疗这类非药物干预的地位持续上升,重要性可以和药物治疗持平。

家庭支持系统对于青少年患者的治疗格外关键,但很多家庭的沟通模式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家长认为生病完全是患儿自身的责任,家长只需要做好生活照料;另一部分则将患病全部归罪于原生家庭,认定是父母矛盾造成儿童生病,于是父母处处小心翼翼,患儿则借患病变成家庭的主导者。这两种情况在青少年双相家庭中十分常见,家庭关系随之出现分裂、瓦解,又在磨合当中重新融合。马教授认为家庭支持系统也需要采取动态视角,伴随患儿与父母的共同成长不断演变。对于14岁及更小的儿童,相比于直接给患儿做个体心理治疗,开展家庭治疗往往收益更大;等到患儿超过15岁之后,开展个体心理治疗,则更加看重儿童本人的主观求助意愿。

疾病带来的情绪负担,从来不是患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共同承受的压力。很多家庭长期陷入慢性焦虑,还有部分家庭极力对外隐瞒儿童患病的事实,就诊时甚至要求医生不要告知儿童本人病情。这种状态属于习得性无助,刻意回避现实反而会加重所有人的心理负担。

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的最终目标,是维系家庭关系。家庭治疗不是为了塑造某一个绝对权威,也不是让家庭走向破裂;其核心是即便家庭成员各有对错,依旧维系住彼此的联结。建立这样的认知,才能减轻所有人的情绪负担。如果强行划定绝对的对错,就会加剧矛盾:全盘认定儿童无辜、父母全部有错,整个家庭都会身心俱疲;反过来,一味认为父母永远正确、问题都出在儿童身上,又会让患者产生“自己拖累家人,不如一死了之”的想法。因此,家庭沟通要坚守公开透明、立足现实两条原则。如果儿童不断提出超出家庭能力的物质要求,家长一味无底线满足,丢失现实底线,只会进一步加重家庭内部的情绪负担。面对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家庭可以持续寻求专业的家庭治疗,获取对应的心理指导与实操建议。

破除偏见:从知识到体悟,直面不确定性

目前双相情感障碍的大众普及程度依旧有限,病耻感与认知误区,使得大量患者拖延就诊。结合三十年精神卫生科普工作的体会,马教授谈及破除病耻感的方法,单纯依靠口头科普效果有限,更需要落地实践。近十年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直在拓展精神健康的传播路径:精神健康不是某一类人的专属课题,是患者、家长、学校、医务工作者需要共同面对的议题,消除偏见,也需要对应的实践场域。医院持续探索艺术与精神健康相结合的项目,跳出说教,用平等、体验式的方式,帮助大众理解疾病与健康;除此之外,医院还开设双相障碍专题课程、举办工作坊,以此消解大众对慢性精神疾病的污名,改变“得了这个病就不敢就医”的心态。

在面对这类慢性精神疾病时,我们本质上是在和不确定性共处。医生往往很难给出“何时彻底痊愈、何时可以停药”的确定答案,面对未知产生恐慌,是人的正常反应。马教授建议面对精神疾病,首先要接纳这种恐慌、不确定的情绪。其次,大众应当主动学习疾病、心理学、精神医学的相关知识,建立科学认知。再者,要守住规范治疗的底线:当医生确定一套具备疗效的治疗方案之后,家庭与患者需要坚持执行。

以上原则听起来简单,落实却很困难。部分家长求医心切,频繁更换治疗方案,短时间内尝试多种新药,还不断追寻所谓更新的疗法。但规范治疗需要给干预手段留出足够的观察周期,周期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我们对此要有足够耐心。

马教授认为,比学习疾病知识更重要的,是跳出疾病标签,看见家庭与个体本身的需求与恐惧。很多家庭总希望得到一套可以照抄执行的标准答案,仿佛拿到方法就能消除内心恐惧。可现实是,旧的问题解决之后,永远会有新的难题出现,直面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是所有人都要完成的功课。

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意义,不只是破除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等特定疾病的偏见,更是帮助大众学会如何和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共处。不确定性会伴随人的一生,并不是实现临床好转、停止服药之后,就可以杜绝复发,这是一场心智层面的长期修行。如今互联网、AI可以轻易给到我们海量的精神卫生知识,但超越知识本身的自我理解、自我接纳,仍需要每个人慢慢体悟。我们需要思考疾病带给个人、家庭更深层的意义,而不只纠结看病花钱这类现实层面的得失;疾病本身也不能简单用好或者坏来评判。

值此世界精神卫生日,马教授寄语广大双相障碍患者与家属:愿大家都能够守护好自身的精神心理健康,保有内心的安宁与力量。


马燕桃 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伦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双相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科分会双相障碍学组副组长。

发表学术文章76余篇。主编/参编学术专著12部。致力于情绪健康的临床诊疗与研究30年,参编双相障碍行业指南,获得2项国家级情绪健康诊断与非药物干预技术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