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村里发生过一件十分奇葩的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差点就闹出了人命案，好在公家及时介入才平息了愈演愈烈的事态。 事情是这样的：张某将自己的一处闲置多年的院落无偿送给了刚从外地迁移到我们村上的远房亲戚杨某。 这令初来乍到，人穷力单的杨某万分感动，杨某曾不止一次感激涕零的发誓，今后一定报答张某这份恩情。 两家人关系走的更加亲近了，经常是我做顿好的端他一碗、他有点好的送我一点，两家好得就像一家人。 过了好几年，张某凭借自己的胆识及原本就不错的家底到处跑运输挣到了“大钱”，成了村上最早富起来的人家。反观杨某一家依旧生活贫困，没有多大变化，时不时还需张某的接济和帮助，而张某从来对杨某一家的请求，是有求必应、没打过一句拌子。 后来随着杨某家人口的不断增多，原来那一两间房子显然已不够居住了，张某见此情景便主动借钱给杨某让其再盖两间房以解杨某一家人的住房困难，并亲自帮着找来了施工队，说是施工队，其实就是张某手下的三个打工者。 杨某自然又是一番感激涕零自不在话下，于是开始动工盖房了。 第一天开工挖地基时，杨某跟着一起干活， 挖了三十多公分时他铁锹下突然一响，感觉好像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于是杨某蹲下身双手扒开覆土一看，当场就惊呆了，不由得大“啊”一声，其他几人闻声也跑了过去，只见杨某望着土里散落的白花花的东西一动不动地发呆，其中一人突然噢的一声惊呼道：坨子！银元！几人不约而同扑向了那些东西，杨某见状，这才回过神来，竟猛然趴在了那些东西上面，嘴里一个劲喊：我的…我的…你们…谁都别想动。 施工的一人匆忙跑出去，不一会就叫来了张某，等张某进院后只见杨某仍然“饿狗护食” 半趴在地上。大家劝了好半天杨某这才恋恋不舍、不情不愿的挪开了身体，接着在张某的指挥下大伙将土下的东西全清理了 出来，以清数竟足足有一万多枚，不错，是一万多枚“袁大头”。当时一枚“袁大头”银元能卖六七十元人民币，这一万多枚银元至少市值六七十万，而那时的“万元户”都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万元户”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富翁。张某就算村子里仅有的几个“万元户”之一。 对于这笔突然降临的巨额财富到底该怎么处置？ 张某稍作考虑后便给出了自己以为公平合理的方案：第一，自己和杨某“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半平分一万枚银元。第二，另头有近一百枚，三个施工人员一人30枚，还剩十多枚大伙好好庆祝一番。 三个施工的自然满心欢喜，凭空多得近两千元，谁不高兴。他们当时一天的工钱也才两三元，这两千元他们的足足挣两年也不见得能挣到。 但是也有压根就不同意的人，那便是杨某。 杨某也有自己的处置方案：第一，在自己家给自家修房子，又在是自已第一个发现的银元，因此所有银元都必须归自己所有；第二，鉴于张某平时对自己一家的帮助，为感谢张某，拿出100枚给予回报；第三，三个施工人员本就是到他家来盖房挣钱的，本来一个都不能分，既然看见了、遇上了，那就一人分给两枚，并一再强调两枚已经不少了，他们可能干两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 杨某的方案一说出，大家的脸，顿时由先前因兴奋而通红的脸色变成了紫黑，尤其是张某竟被噎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黑沉着脸一声不吭地猛抽香烟。 商议争执不下，谁也不做出让步，眼看着天马上就要黑了，这么多银元该让谁保管呢？放任何人家里大伙谁都不放心，没办法，他们便排其中一个人去请来了村委会的书记和主任（村长），接着在书记和村长的监督下将一万多枚银元全搬到了村委会办公室，并由书记和村长亲自蹲守看护了一夜。 随后连着调解了一星期之久，仍然达不成共识。杨某更是每日里提着把刀晃来晃去，其状甚是吓人，他扬言，谁抢自己的银元就跟谁拼命。于是书记和主任两个一商量便将此事上报到了乡政府，乡政府也作不了主又上报到了县上。 县上接到通报后马上排来了工作人员，有公安局的、检察院的、法院的、县委的以及文化馆的等好多部门的工作人员。 最终结论：一切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有。于是那一万多枚“袁大头” 立即便被查封，并运往了县城文化馆保存。 后来那批“袁大头”何去何从，我们就不清楚了。 而自此以后，张某和杨某成了最大的仇人。张某的生意也没以前红火了，杨某一家更是愈发穷困了，新房自然也没钱修了，张某不但撤走了工人和资金，连已经拉好的建房材料也全清理一空了。村上没一个人再理会杨某一家人，杨某硬着头皮熬了三五年后便举家搬离了我们村，去了别处。 现在回村还能不时见到早已满头银发的张某，他常一个人坐在街口，呆的望着当年自家的那片院落方向，仿佛仍然沉浸在当年那纷争的往事中。如如今那儿早已盖起了一座全村最为豪华的庄院，庄院的主人就是当年他手下施工队的其中一位，这位如今也是我们村的首富。 至于搬离我们村的杨某，听说早就不在了，没人再提他们。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往事仍历历在目！谁是谁非早已成灰，任凭后世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