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末，我在山西吕梁市区一处老居民楼里，见到了90岁的严老先生（对方要求不使用真名）。严老先生此时犹自头脑清醒、牙齿整齐、说话言词清晰，见到我来，他缓坐在家中客厅沙发上，慢悠悠回忆起近一百年的岁月，首先便向我讲述起杂粮的故事。

严老先生出生于吕梁岚县——岚县原是林草丰茂的地方，从明清开始因人口激增过度砍伐，变成了地表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的贫苦之地，每年600万吨土壤流失，加上1415米的高寒海拔、年均仅457毫米的降水，让岚县人个个打出生就是苦水里泡大的娃娃。

严老先生爷爷生有五个儿子，分家后他爸又生了四个儿子，严老是家中长子，生于1936年，所以他记忆的起点，是中国1940年代晋西吕梁山生活。

当时他家中共有20-30亩旱地，主要种高粱、玉米、土豆、豆角、小米，当中又以土豆为主。土豆天生适合吕梁的海拔，土豆苗种下去后施点肥，等老天下点雨，一亩就能收600-700斤，而玉米、高粱、小米，当时一亩只能收50-60斤。

严老先生说，他们家生活完全靠天吃饭，种完地就等天下雨。要是雨水正常（本地所谓的正常其实也很少），地里收成过得去，全家人今年吃饭就凑合凑合，要是长久不下雨，连土豆也会颗粒无收，这时候就要去挖野菜、采榆树叶、剥榆树皮吃，榆树叶可以煮着吃，榆树皮要晒干了磨成粉吃。要是树也没有、草也没有，那就会闹饥荒，要饿死人的。

吕梁各地大山环绕，古代难以通行，又远离太原、汾河谷地，闹起饥荒来调粮都困难，所以各县县志，常有流民逃荒的记载。

我在山西各地，听到各种把榆树皮磨成粉吃的往事。榆树皮比杨树、柳树、槐树皮温和，且榆皮自带胶质，能把散碎杂粮粘成团，因此每逢荒年，山西人会把榆树外层粗糙老皮削掉，刮树干内层白嫩韧皮，晒干后用铁锅焙干去掉部分涩味，再用石磨碾细、过箩筛成粉，最后按三七或五五比例，掺上玉米面、高粱面、莜面，用来蒸窝头、压饸饹（hé le）、擀杂面。

我问起山西老人榆皮面的口感，他们个个面露苦色，说这玩意儿带有木屑土腥味，又有一点涩苦，又干又黏还扎喉咙，真正难以下咽。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仅晋南临汾、运城地区海拔较低，在400-600米，其它各市海拔均在1000-1500米，地势高则温度低，能种植的农作物少且产量低，山西各地的农业情况，只比我在大凉山看到的略好些。除晋南地区，各地都主产玉米，玉米常年占山西粮食总产量65%以上，次产黄小米、莜麦、土豆、藜麦、苦荞等。

严老先生不是说土豆产量高吗？为啥不主种土豆而主种玉米呢？

因为土豆只适合晋西北高寒区，也不方便储存，玉米相比土豆，种植成本更低、更好打理也更好销售，能少操很多心。

山西这些农作物大部分都被称为杂粮，杂粮没有榆皮面那么难吃，但也谈不上好吃。

老人们都说，山西人现在吃的杂粮，跟他们以前吃的杂粮，那根本不是一回事。以前的杂粮品种差、加工粗糙，只有用石磨脱皮，带着糠皮一起制成吃食。高粱窝头发苦发紧，纯莜面干硬发柴，各种杂粮都砂牙刮嗓子，吃完满嘴扎得慌，不筋道，没香味，长期吃还便秘腹胀。

现在杂粮品种都改良过了，精细加工后去皮脱苦，做面食时会掺30-50%的小面粉，又有胡麻油、食用油焖煮，配上卤料肉汤，吃起来更香更软好入喉，不是一种东西。

我在山西时，还特意去吃了不少当地人热情推荐的荞麦面、莜面栲栳栳、蒸黄米，风格跟我在陕北见过的差不多，最大的感受就是没啥味道，完全没有我在粤菜、湘菜、川菜里体验过的美好滋味，样样味淡如水。在现代工业加持下，这些杂粮都没啥味道，可见以前有多难吃。

我去忻州时，看到当地号称“杂粮之乡”，原先没啥感觉，后来访谈人多了，知道杂粮的历史，听到这个名字，不由顿觉一股过往与高原的苦楚之意涌上心头。

在太原时听一位老人讲起往事，说以前晋南人骂晋北人，最狠的一句诅咒，是“你这辈子都吃不上一口白面”，指的是晋南产小麦，能吃上白面，晋中晋北低寒，只能吃杂粮，过去许多晋中晋北人到老，都难吃到一口白面。

晋南不仅海拔低，还有肥沃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年降水量能达500-650毫米，晋中年降水仅405-600毫米，晋北年降水仅400毫米，两地蒸发量大，地表沟壑纵横，老百姓的日子艰苦得多，因此我在山西，常听当地人念起一段民谣：

欢欢喜喜汾河畔，凑凑胡胡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过雁门关。

汾河畔就是指晋南的临汾、运城，这里地理环境最好。晋东南的长治、晋城海拔还没那么高，绿化也不错，日子勉强能过。而到晋西吕梁山区，那已经是偏寒之地，日子苦得要掉眼泪。过忻州雁门关，那就是极苦寒极偏远之地，无论如何也不肯去的。

出身于吕梁山区的严老先生，就是偏寒之地的代表。按严老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全家靠他爸一个人收拾土地，他母亲则在家里照料家务，他们家人几乎不出门，最多五天到镇上赶一次集，如果要去太原，行李肩扛背拖，要步行三天才能到。这一路全是裸露的黄土荒坡，风沙极大而河水极浑浊，要是冬天出门，冷风吹脸上刀刮一样，大家平时都不敢走远。

严老先生还说，他们家当时住的是土砖木料房，窗户是木框子纸糊的，四面漏风，冬天睡到半夜，风吹得耳朵疼。夏天时家人穿着单衣，到冬天时穿着自家做的棉衣，用土布包着棉花夹里头，才能勉强熬过当时零下二十五六度的严寒。

平时他们家早上吃小米稀饭、土豆、炒面，炒面是用高粱、玉米、莜麦炒熟后磨成粉，通常熬点稀饭浇在上面。中午晚上主吃黄米捞饭、豆面，偶尔能吃一点莜面——这个豆面我从没听过，不由多问一句是什么面？严老先生说就是用豌豆做的面，这种面豆腥气重，没韧性，咬一口就断，口感差得很。

严老先生的夫人已经88岁高龄，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到这里，插话说在吕梁山区生活，吃饭种田看男人，穿衣穿鞋要看女人，女人要会织布做衣裳，还要会纳布鞋，家里面每个人穿的用的，全是当家女人用双手做出来的。一大家子人的衣服鞋子，千针万线下来，灯光昏暗的环境很是费眼睛，容易得白内障，主妇们连做几十年，个个都做得手指变形。

听她这么一说，我便过去看了看严老夫人的手，老夫人摊开十指给我看，多年劳作下，确实大拇指与食指都弯曲变形，不是寻常模样。

我问他们，这种苦日子一直熬到哪年才变好？

严老先生说，1978年才开始变好，1970年代吕梁还全是土路，路上偶尔能见到几辆解放牌大卡车，那时候坐卡车去太原，早上七点出发，晚上七点才到。后面铺上了石子路，交通略好了些，这时就有白面、大米运进吕梁山区。1980年代普通人家一年能吃到两袋白面，大概50-100斤左右，家里人少，四五天能吃一回白面，家里人多，七八天能吃一回白面。

石子路铺了十年，又换成了柏油路，这时来到1990年代，普通人家三五天，就能吃一回白面，到了2000年代，基本想吃多少白面，就能吃多少白面了。

吕梁的环境也是从2000年代变好，松树、柏树、杨树、柳树种满了山坡，风沙没有了，河水也终于变清澈——老人家说得没错，我这回从大同开车过来，一路都颇有些荒凉，吕梁却是满坑满谷的翠绿，由于路上不停有人跟我讲起往日吕梁之苦，我还以为到了吕梁，会看到黄土飞沙的场景，却没想到是一片绿意盎然。

山西人关于杂粮的记忆深入骨髓，我到每座城市，都能听到当地人向我描述，他们与杂粮铭心刻骨的苦涩回忆。

忻州一位老人告诉我，他1980年代当兵时，一周才能吃到一回白面馒头，到1995年后，忻州农村地区，隔两三天也才能吃到一回白面馒头。

在太原定居的57岁平遥人老赵说，1977年他8岁时，因村里罕见地遭了水灾，国家拉白菜白萝卜过来赈灾，他才第一次见到汽车。在1982年前，他们平遥人也吃不饱饭，自己打小就是吃高粱面、窝窝头、玉茭面长大。他一直记得，高粱面黏度不够，要掺着榆皮面做，玉茭棒子（带籽粒的玉米棒）则是要连皮一起磨，拿开水和好做窝窝头吃，这些食物都是又粗糙又难吃。

老赵小时候绝大部分时间都吃不到纯白面，哪怕过年包饺子，白面里面也要加一点玉茭面。在1983年前，山西人只要有盐有醋有辣椒面，配一点不那么纯的白面，就十分十分满足了。

1985-1988年，老赵在学校里主要吃焖小米和窝窝头，那焖小米的味道，时隔几十年回忆起来，老赵都一脸嫌弃，说可难吃了，吃到后面实在受不了，吃几口就会倒掉，附近老百姓的猪过来闻一闻都不吃。还有他们学校做的那个窝窝头，硬得学生打架当砖头扔，窗玻璃都砸烂了，那个窝窝头都没烂。

老赵上大学前，他甚至只见过一次大米，还好他成绩好考上了大学，1992年毕业后分到地方建投，当年最高就拿到540元的月薪，当时普通职工才114元的薪水。他回到大学时拜访教书的教授，那教授听到他的收入，气得摇着食指说：你540元……你第一年……你比我多这么多。

因为过去山西人的生活极度缺少精细米面，多的是粗糙难以下咽的粗粮，使得山西人肠胃常年缺少油脂，于是山西人创造了对他们极为重要的、补充糖油摄入的油糕。

我这个没见过啥世面的湖南人，也是去到山西后，才第一次知道油糕这种食物。

油糕指的是用山西本地产的黄米，去皮碾成粉加水拌散，上锅大火蒸熟，趁热蘸凉水反复捶揉揣匀，揉成一个金黄软糯的面团------到这个阶段叫素糕，可以直接蘸糖蘸肉汤吃，也可以继续加工，将素糕压捏成各种形状并加入馅料，再放进胡麻油锅里炸到外皮金黄起泡，出锅便是油糕。

我在山西忻州、太原、晋中见到各种不同的油糕，一度搞不清哪种才是正宗，后来山西人说，不要在意形状和馅料，凡是黄米面包馅下胡麻油锅的，那就是油糕，我瞬间便明白过来了。

在忻州古城吃到的保德油糕，这种形状最少见

在晋中榆次吃到的油糕，油炸产生的气泡特别多

太原朋友白席上吃到的油糕，这是山西最常见的油糕

这种重油重糖的食物热量极高，现代人都不爱吃，但在以前缺衣少粮的年代，外皮酥脆、内里黏软香甜的油糕，是山西人格外珍惜的宝贵食物。

逢红白喜事、寿宴乔迁，油糕是除晋南外大部分山西人，款待客人最重要的食物，民间赴喜宴叫“去吃糕”，没上油糕这宴席就显得不正常。

吕梁、岚县、忻州一带，开席第一道主食就是油糕配粉汤，属于待客最高规格，再穷的人家办喜事，可以少肉少菜，也必须炸一锅油糕。岚县、兴县、河曲、宁武等地，出殡、下葬当天宴席也必定上油糕，这种叫“老糕”，办喜宴则叫“喜糕”，老糕做法朴素，喜糕多包红糖枣泥，所以大部分山西人通常是“喜也吃糕、悲也吃糕”。

油糕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叫“撞糕”或“揣糕”，需要师傅将滚烫的熟糕反复用力摔打在案板上，极需技巧与体力，炸糕时也全凭老师傅的个人经验看油温，学徒要三年以上才能独立办百人大席，红白喜事又通常会集中在某个时段，懂炸油糕的老师傅很难请，需要提前半个月预约，所以哪家宴席请的师傅好，炸出来的糕好，就代表着主人家的体面。

山西的杂粮倒逼出了油糕，也倒逼出了他们爱吃醋的生活习惯。

杂粮粗纤维粗硬，淀粉质地紧实，比白米面更难消化、容易腹胀积食，醋酸可以分解粗纤维、促进胃液分泌，缓解胃胀、不消化。

具体细分的话，像高粱、荞麦带有轻微涩味、苦味，醋可以中和杂味，改善口感；莜麦、黄米黏性大，蘸醋吃清爽解腻，这些都是山西人吃醋的现实需求。晋北、晋中吃杂粮多一些，醋的需求就相对旺盛，而到晋南有了小麦，吃醋力度就要弱许多。

因为多吃杂粮而吃醋，是山西人爱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其它还有山西水质偏硬，醋能中和水中碱性；粉尘太多，醋能润肺清喉；以前冬天缺肉食，靠酸菜咸菜救命，醋可以解腌菜的发酵涩味；吃了油糕，也可以靠醋解腻。

山西主要靠高粱酿醋，也有拿莜麦、荞麦、黄米、黑豆来酿醋的，总之都是杂粮，用杂粮酿出来的醋，来对付杂粮的腹胀积食，也算天理循环，生生相克。

以前没去陕北、山西、甘肃前，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一直不知道，这么多地方以杂粮为生，能吃到一口白面或白米饭是这么不容易，一份油炸食物，也可以成为当地宴席的硬菜。

在我印象中，湖南人要是在家吃一碗白米饭配剁辣椒，那已经是极为贫苦的家庭，我从来不知道，那碗白米饭，在许多地区是极珍贵的食物。

湖南人的宴席上必须上蛋饺子，那是因为吃得上白米饭，而对肉食精益求精；山西人的宴席上必须上油糕，那是因为粗粮成天搜肠刮肚，才必须上油炸食物提供糖油保障。

因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造成了山西农作物的贫乏，也正是因为这种贫乏，造成了“山西菜上不了台面”的网梗。

这次我在山西从大同出发，经朔州、忻州、太原、晋中、吕梁、长治各市，相比其它各省，一路上吃的都不是太好，各地朋友极热情地请我吃当地食物，真的谈不上好吃，但我也不能当面扫他们的兴，只能一路上不停违心地说：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唯独大同的食物有独到之处，让我到现在还有些想念。

大同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交界处，草原上的牧民，带来了牛羊肉、奶制品、卤煮工艺，南方农民带来了精细米面、杂粮、香料副食、家禽家畜烹饪技法，明代代王府驻大同时，宫廷御厨技艺下沉民间，也提升了大同市的整体美食手艺。

发展到现在，大同喜晋道的刀削面，以及龙聚祥的羊肉烧麦，是我在大同吃过的两样口感极佳的美味。

尤其是喜晋道的刀削面，暂时是我吃过天底下最好吃的面食，后来去山西其它各市，我实在找不着吃的，就去各市搜大同刀削面，但很多城市的刀削面手艺差太远，也就是糊口垫肚的水平，远远谈不上美味。

大同面食一流，但大同一年130万吨粮食产量里，玉米占80%，其它都是杂粮，小麦产量微乎其微，大同的面粉，主要靠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巴彦淖尔提供，他们家强筋硬质的春小麦，面筋足而劲道，完美适配大同刀削面。

只有大同这样的边塞重镇，才能吸收融合不同文明的美食优点，繁衍出独到的风味佳肴。

我是5月底去的大同，此时全国已步入初夏，我穿着T恤短裤跑过来，到晚上时，大同冷风袭人，刮得人衣裳猎猎作响，转瞬只有七八度的气温，我赶紧又披了件外套挡风御寒。

上一次感受到这种夏季的冷，还是去年在新疆阿勒泰，两地都是塞外孤寒之地，夏季夜晚会瞬间转冷，我这个湖南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根据我多年在外旅行的经验，这种气候在古代，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这时便突然明白，山西民谣那句“死也不过雁门关”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把这种地方称为“关外”，山西整个省，就是关里关外的边塞重镇，是中国古代，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最重要的一面盾牌。

明朝一共建有两套长城，一套是外长城，西起甘肃，经宁夏、内蒙古、山西大同、朔州，直到张家口、山海关。

另一套是内长城，从忻州偏关起步，经雁门关、代县、平型关、娘子关，到河北紫荆关、居庸关。

明代内、外长城示意图，图源：星球研究所

在东北的女真人崛起前，北方草原骑兵要杀进中华腹地，通常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经漠南进入大同盆地，再突破雁门关。另一条是从鄂尔多斯杀进偏关，冲进黄河东岸。

面对草原骑兵的冲击，山西省的地形，像是老天爷为了保护中华腹地而特意安排的，全省到处是高山峡谷，适合修长城修关隘，哪怕外长城与大同被冲垮了，还有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其中雁门关最重要又很难被拿下，能以几千人防御十万大军，历史上被反复强攻，是保卫中华腹地的第一雄关。

雁门关鸟瞰图

蒙古高原过来的骑兵，其实还可以经东路山海关和西路宁夏、陕西，为啥就非要死盯着山西强攻？

因为东路山海关地理位置更险要，冷兵器时代几乎无法攻破，满清也是吴三桂投降才拿下山海关。而西路宁夏、陕西不适合大队行军，沿途干旱缺水草，几万军马人吃马喂对后勤要求极高，搞不好会一路饿死渴死。另外北京北面的燕山，山路狭窄无法运输辎重，向来没有直接危险。

只有被外长城和雁门关夹在中间的大同盆地，离中原近且水草充足，能驻扎十万骑兵，是唯一适合大兵团行军的走廊，关隘打是难打了点，但好歹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北方历代骑兵就老往山西冲。

中原政权深深明白，大同要是丢了，中原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游牧骑兵可以向东沿桑干河谷直逼宣化与居庸关，过了居庸关就是首都北京。

攻居庸关要经过18公里长的关沟，这里是一处单向封闭走廊，最窄处仅两三百米，两侧都是悬崖峭壁，容易被打埋伏，加上这是北京最后一道防线，防守方会押上所有军力，所以历史上极少被正面突破过。

仅仅在1122年金灭辽时，金兵到达居庸关下，突然山崖土石崩塌，辽守军大量被砸死，辽军溃散，金军侥幸攻下居庸关。

另一次是1211年蒙古灭金，哲别用计诱金军出关野战，在关外全歼守军，再顺势拿下居庸关。

除这两次外，居庸关再没有正面被攻破过，可见这道关卡防御功能有多强悍。另外也可以从这里得知，中原文明建都北京，那都是为了方便集中资源防御北方强敌，其实北京就是军事上的二线重镇，随时准备支援大同与太原这种前线城市。

大同盆地东边是桑干河谷，游牧骑兵可从东边攻入北京，图源：星球科普局

建都北京，通常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进取心；建都江南，通常是不得已的偏安一隅。

游牧民拿下大同，就要选择往东打居庸关还是往南打雁门关，通常情况下，打雁门关相对成功率还高一点，毕竟勾注山绵延上百里，山间遍布几百条小路，游牧民族多次从小路绕过去得手，第一选择都是去敲雁门。这关要是丢了，游牧骑兵可以冲到太原、晋南，这时就可以任意选择东进华北、西冲关中，那中原政权基本就完蛋了。

所以历史上很多军事名人都和山西有关，李世民、杨家将都围绕着雁门关南北征战。

山西省东部有个太行山，从太行山进入河北河南有八条小道，叫太行八陉，这八条路大多是单边悬崖、栈道小路，一次只能并排几骑行走，不适合上万兵团与攻城器械行军，还容易被守军筑关设防，八陉只能给极少数人冒险通行，也极少听说游牧民族从这八陉攻入中原。

山西省从大同到居庸关、雁门关，再到太原，天生就给中原政权上了三把锁，游牧必须连敲三把锁才有可能入侵中原。了解完这些，你再摊开山西地形图，就会发现，山西省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定位，就是中华民族的边关，是中华民族的守夜人。

山西地形图，图源：小林看世界

经过几千年的漫长融合，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已经融入中华大家庭，那新中国建国后，山西守夜人的身份是不是不存在了呢？

“并没有，”大同一位67岁的老先生扶了扶眼镜说，“山西在建国后依然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门户，只是后生们不知道罢了。”

那是我到达大同的第二天，我与老先生在一处无人的咖啡厅见面，他一生未出大同，须发白了一半，看起来，根根皆是大同的过往。

我们聊起大同的历史，他便提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60年代，苏联获得了在外蒙古驻军的权力，中苏交恶的时候，苏联如果要进攻中国，可从外蒙古开动万辆坦克发起进攻，主要有两条入侵路线：一是从外蒙进入二连浩特，再经集宁、张家口、居庸关攻北京。另一条是从二连浩特到集宁后分兵向西，经呼和浩特、包头进攻大同，再走桑干河谷攻北京。

北方虽然没了骑兵，但又多了坦克，没有匈奴，但又多了苏联。

为了防备苏联，大同当时建造了不少人造山、反坦克壕、山体坑道、城市人防，安排了充足的本地军工粮食储备，并派重兵驻防。包头重工业基地也全部完成人防改造，工厂设备可在战时转入地下生产。

大同有国内顶级煤矿，包头有铁矿与稀土矿，因此在中苏蜜月时，两地都承接了苏联156个援建项目中的重工业。包头接受的核心产业是包钢、617厂（坦克）、447厂（重型火炮）、包头第一和第二热电厂五个项目。大同接受的核心产业是616厂（山西柴油机厂）、大同鹅毛口立井（煤矿）、大同焦煤矿竖井三个项目。

中苏交恶后，为了让大同有自我军工造血能力，又建成了大同矿山机械厂、火药厂、坑道机械修造厂、民兵武器修配厂、水泥机械厂等军工相关企业，以用于防备作战。

老先生说：“所以你看，大同到了新中国，还是一座边防要塞，定位一直没变过。”

老先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由于家境较好，他二十多岁就有了自己的亚西卡135黑白相机，1980年代，他在大同全市到处拍照，留下了一堆宝贵的历史照片。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抽出用信封装好的厚厚一叠黑白照，摊开了放在桌面上给我细看过去的大同。

老先生说，大同以前留下来的都是清朝时的房子，1978-1979年大同城市改造，全部拆掉改成了二层小楼为主，那时候还没这么注重古建，大同城内只有鼓楼、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关帝庙大殿五座真正的破烂古建。

但大家当时都不太关心这些，大家只关心工业，因为城里面住满了工人，到处是工厂，大同被大型国企分割成了几块，西南是1万多人的428机车厂（含家属3万多人）、城西是7000多人的616坦克柴油机厂（含家属2万多人）、城北是4000多人的3528橡胶化工厂（含家属1万多人），城东和城南是大同矿务局各大煤矿、电厂、水泥厂、齿轮厂、糖厂，全市在职工人25万人，算上家属的话，全市70%都是工人及家属，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工业城市。

大同辉煌时一度能生产汽车，有云冈汽车和塞北剑汽车两个品牌，不过后来都消失了。

那时候大家出门，不说东南西北的，也不说街道名，老大同人只会说“去428”“去西花园616”“去3528”，军工、煤炭、机车、化工、建材五大工人群体，将大同市区挤得密密麻麻。

听他说到这里，我脑海里顿时想起1970-1980年代的邵阳市，那时邵阳市区也是这个样子的。

老先生没有注意到我在发呆，他继续说：后来这些大厂一部分活着，一部分倒掉了，像3528厂、矿山机械厂、火药厂、齿轮厂、机床厂、糖厂、一毛二毛纺织厂、坑道军械厂、民兵修配厂全倒了，只有第二发电厂、水泥厂（现新冀东水泥）、大同矿务局（现晋能控股煤业集团）这些倒还活着。

大同最威风的时候是1980年代，属全国较大城市之一，比青岛、苏州都要强，现在没几个年轻人知道大同还曾是座工业城市，后面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想起大同，只记得这里产煤。

后来拜访其他大同的朋友，大家说大同这有个词叫“突煤”，是指“突击抢运煤炭”，以前好多任市长，在任时最重要的工作都是“保突煤”，保证给东部与南方城市送煤炭发电，是大同最重要的历史任务。

建国后山西各煤矿的大规模开发，是从大同开始，后面依次是阳泉、太原、晋中、朔州、吕梁、长治、晋城。不同城市的煤又有不同特点，大同煤适合火力发电、吕梁煤适合炼钢炼焦、晋城煤适合化工、化肥、喷吹（高炉炼铁燃料）。

大同煤开发得早，又最适合发电，所以山西运煤的第一条铁路要道，是1992年通车，大同到秦皇岛的大秦铁路，之后又陆续建好运往内蒙古准格尔电厂的大准线、运往唐山港的大张线、运往河南与华中的集大原线等。

当中又以年运量超4亿吨的大秦线最为重要，大同煤到秦皇岛后再经水运分散到全国经济发达的江浙、广东、京津，给各地发电厂提供基础原料。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火力发电占比81%，山西煤占了很大一部分发电燃料，可以说正是山西煤的存在，保障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

所以山西省的定位十分简单，它既是国家的护国神盾，也是国家的能源保障。

为了给国家提供优质煤炭，为了保障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山西省付出了极多极多。

在2000年代矿场混乱年代，不知多少工人死在矿井里，2005年朔州矿难72人遇难、2006年左云矿难56人遇难、2007年临汾矿难105人遇难、2008年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遇难（此事故是铁矿）——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代报纸上动不动就是山西矿难事故。

同时滥采滥挖胡乱运输，山西环境被破坏得苦不堪言，山西普通人被折磨得没法过日子了。

大同以前本来就有很严重的风沙问题，刮风沙时几米外都看不清楚，后来煤炭污染一叠加，他们说1990-2000年代时，整座城市都脏兮兮的，环境脏乱差到让人难以忍受，当地人都会给自己编段子：

天上没雨下煤面，树上长着塑料袋，地上有井没井盖，厕所墙上画漫画。

大同一对中年夫妻接受我采访时，讲起那时候他们二十年前的经历，说3-4月时，漫天风沙加上漫天煤灰，大家出门都必须戴纱巾，老年人则戴头巾，还要戴上风镜保护眼睛，出门一趟把纱巾一洗，整盆水都是黑的。你就是不出门，只要隔上一天，你随便一抹，家里家具地板上也全是一层煤灰。

大同现在著名的云冈石窟，在没有开发前，前面那条路就是用来拉煤的，各种大卡车咣咣咣从石窟前开过去，黑煤撒了一地，石窟佛像上也有一层浮煤，佛像都黑黝黝的，像非洲来的神佛。

煤炭产业对整个山西省环境的破坏，并不仅仅只发生在大同。

二十年前的山西省，遍地都是因为滥产滥挖，造成的土地塌陷、煤尘漫天、越界盗采、废渣乱堆、毒化水源、毁灭植被、污染河流、呼吸道疾病高发等等恶果。

当年的山西省，给全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低价煤，换来的却是山河破碎、民病矿灾。

还好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当我2026年到达山西时，煤矿问题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环境也初步恢复正常。

在山西我见了好些在山西煤矿工作了几十年的读者，还到山西一些煤矿看了看现场，大家向我反馈了这些年山西煤矿治理的详细过程。

煤矿治理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提高开矿门槛并合并管理。

2000年初中国关闭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2.5万家——这些小煤矿是80%矿难的起源，2005-2008年三年，小煤矿都合并成大矿管理。山西、内蒙古、陕西三个产煤大省，矿井产量必须达到每年30万吨以上，2006年后一律停批30万吨以下新煤矿，从源头卡死事故。

搞大煤矿是为了统一严格管理和机械化，只有大煤矿才出得起管理成本，理得清管理流程，投入得起机械化资金，中国一搞大煤矿后，矿难事故从2002年百万吨死亡率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0.74，私采盗采、污染环境的案例也迅速减少。

比如大同市解决煤尘问题，采取的就是关停9万吨以下小矿与小洗煤厂，强制运煤车走运煤专线，并且加盖篷布、冲洗车身，电厂全部配套封闭储煤仓，取缔露天小储煤场与散乱污企业，禁止露天堆煤，道路全域抑尘，采空塌陷区重新植树造林等手段。到2018年时，大同终于稳定出现蓝天白云，云冈石窟的佛像，也终于由黑变白，由非洲佛变亚洲佛了。

另一个重点是危机防范，尤其加强对瓦斯事故的防范。

作为最常见最严重矿难的起源，瓦斯是矿工们的头号敌人，为了解决瓦斯问题，国家投入了89亿国债和地方配套，建立了“先抽后采”系统，煤矿在开采前先抽瓦斯，把瓦斯浓度降到安全值再采，2010年瓦斯抽采率达到40%，2025年达到了65%，高瓦斯矿抽采率达到了76%以上。

各矿还建立了全国联网的瓦斯监测系统，一旦浓度超标就会自动断电、报警，井下人员全员定位，小煤矿还会强制全风压通风，保证风量，杜绝瓦斯积聚。

煤矿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矿里如果瓦斯浓度不对，中央监测中心会比矿里的人还提前知道，并且马上打电话过来提醒他们紧急处理，才大大降低了瓦斯事故。

除了这两项重大措施外，另还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安全生产法规、领导下井带班、风险抵押金、铁腕反腐、培训与标准化等一系列工作，将中国的煤矿特别重大事故，从2000年代初的每年8起以上，降低到了2010年后的每年0-2起。

矿工们的安全和待遇也好了许多。

我在一家煤矿企业的食堂，采访了几位刚从井下回食堂吃饭的矿工。

矿工们说，他们这个班次是早上七点开会，八点下500米的矿井，下井时都要戴好免费发放的手套、口罩、安全帽、工作服，下午五点上来洗漱吃饭，食堂里的东西全部免费，住宿是三人一套的免费公寓房。他们最近一个月工作时间较短，只有23天，一天300左右，平时工作天数要多一些，五险一金都有。

现在山西矿难已经很少出现了，不少煤矿都能做到多年零事故，如果还有矿难，那必然是违法违规、管理失控、灾害治理不到位三个因素中的一个。

其中为了利益违法违规作业，是现在特大矿难80%的原因。

违法违规里，最常见的现象则是对上级搞阴阳图纸、隐蔽工作面。煤矿给上面一套图纸应付检查，实际在地下另开一面偷偷挖煤，不留记录、不上监控、不通风、不抽瓦斯。

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偷偷采煤，上报30万吨煤，实际采了50万吨煤，这多出来的20万吨煤，就是利润极高的经济来源，甚至完全不用交税。

通常当地大煤矿要是偷偷搞这些，地方上的管理层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天天会去矿井检查，这么大动静瞒不过他们，所以一旦出事，肯定会有一批地方上的管理层会被追查责任。

在山西时，我在大同、忻州、吕梁、长治接触了不少矿上的人，一位资深煤矿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一个大煤矿如果还发生瓦斯爆炸，一般情况下就是偷采盗采造成的，因为偷采不敢上报，上面拿不到瓦斯监测数据，无法提前预警，才会发生这种悲剧。

他们还说，如果发生爆炸，可能遇难者并不是死于爆炸本身，在爆炸发生前，人就已经瓦斯中毒去世了，爆炸是浓度到达一定程度后才发生的事情。

各个工作人员还说，我们听到的矿难，那是很严重的情况，实际下矿还有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容易受伤。

顶板、片帮落矸（gān）是排名第一的伤害源，矿下工作时容易被砸伤腰背、肋骨、腿部、头部等。井下工作空间狭窄移动设备又多，各种磕碰、挤压、碾压也容易受伤，这是第二大伤害源。风镐、钻机、钢丝绳、锚杆、管件回弹伤人，以及物料堆放滑落砸脚是第三大伤害源。在井下作业时摔倒、扭伤、坠落是第四大伤害源。另外长期在潮湿、容易磕碰的环境中工作，皮肤容易溃烂、关节容易劳损，也让不少矿工有多年的小毛病。

从我在山西面对面访谈收集到的信息来看，中国对于煤矿的管理，目前已经达到尽可能严格的水平，但还是有各种意外、疏忽难以避免。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人的贪心，地方上的管理者与大型私人煤矿老板（通常是私人为主，国企难搞定那么多人）勾连，通过虚报产量、偷偷挖煤，才导致了重大安全事故。

管理制度是死的，但贪心的人，总会想各种办法钻空子。

山西煤炭储量至今依然极其丰富，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吕梁保有量420亿吨、朔州保有量387亿吨、忻州保有量255亿吨、晋城保有量271亿吨、长治保有量242亿吨、大同保有量341亿吨（但优质浅层煤枯竭）、临汾保有量206亿吨、太原保有量172亿吨、晋中保有量128亿吨、阳泉保有量96亿吨、运城保有量12亿吨。

虽然全省总保有量达到了2700亿吨，但实际开采成本较低的优质煤只有483亿吨，按山西年产13亿吨煤估算，现在的优质易采煤，还能开采35年左右。

动不动使用亿这个单位，大家可能看得有点麻，难以感受到巨型煤矿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影响，举个实例，长治市排名第一的潞安化工集团，拥有十几座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及上下游配套，2025年原煤总产量9400万吨，这家大集团官方数据能直接带动就业9.5万人，当地民间人士估算说算上正式工、外包、家属、服务业等，实际影响30万人就业。

长治排名第二的晋能集团，2025年产2500万吨，在册1.5万人，实际带动就业3万人。本地另有通洲、黄土坡、三元等民营煤企，能带动几千到上万人的就业。

在山西我问过许多人的工资收入，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占多数的普通人（包括普通体制内人员），工资一般在两千多到四千多，比我刚去过的江西还要低一点。另一种是跟煤炭产业相关的职业，包括煤矿工人、铁路职工、电力工人的工资普遍高于常人，金融、白酒、军工也高但不普遍，煤铁电三种职业大部分能到一万上下，比起普通人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

在大同曾遇见一位从大同铁联退休5年的老先生，他目前的退休金是7600元每月，他说自己有一位亲戚从电力系统退休，退休金是9500元每月，而他的同龄铁路人，现在一般也是8-9千元每月退休金。

如果不是从事煤铁电三大职业，普通人的收入最常见的就是三千上下，退休金也是3000左右。

长治这种跟煤炭几乎完全绑定的城市，煤炭相关税收占全市工业税收的65%以上，市区90万人一半人的经济来源都跟煤炭相关，大家收入自然就高。加上长治市区被山地包围、可开发的土地极少，长治这座许多人闻所未闻的四线城市，房价居然跟省会太原持平，均价能达到8000元每平上下。

山西省各市的煤炭产量排名，跟他们在省内的房价排名接近，只有太原、朔州、大同比较特殊。太原是省会自然房价全省第一；朔州年产2.15亿吨煤炭，产量全省第一但房价倒数第二，是因为本地实在太不宜居，有钱人都跑太原、北京、天津去了；大同产量第三，2025年产1.59亿吨，仅低于长治的1.66亿吨，但房价倒数第一，是因为大同煤以露天动力煤为主，产业链极短，能提供的高薪岗位少，加上天气最冷，高铁去北京又贼方便，所以大同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全往北京跑。

甚至我在大同采访时，一个年轻人晚上陪他父母过来，他是当天下午下班后，从北京坐两小时高铁过来的，跟平时串门似的，我才发现大同到北京如此之近。

山西可依赖的产业如此单一，煤铁电高薪行业无法容纳更多就业，造成山西优质年轻人大量外流。

一位太原的大姐说起他们同龄人下一代的子女，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几乎全跑北京就业去了，而流入太原的，通常是山西其他经济较弱的县市年轻人。根据我在各地咨询的情况，一线年轻人第一选择是北京和天津，二三线年轻人会流向太原或者就近择业，晋南的跑西安、晋东南的跑郑州洛阳、阳泉跑石家庄、晋北跑北京和呼和浩特、晋西没得选通常只能太原。

想起我在长治时，看到小城街头人烟繁盛的样子，感觉煤炭产业就像是山西的气血，哪里的煤炭多，哪里的气血就足，人人脸上，都有一种饱满的欣欣向荣的神色，财气养骨、红气养人，谁能从煤铁电获利最多，谁就能过着心满意足的山西小日子。

山西省的地理天赋，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以致山西人民自古以来，衣食住行质量不高，但我经历的每一个访谈对象，越是年长，越是透着一种朴实的、对当前生活还算满意的状态。

可能因为以前过得太苦，突然一下拔高到当前水平，大家觉得就还不错，这日子能过。

大同人民与太原人民，应该最能理解这种心情。

在山西这些天，从北到南采访了约四五十人，加上随口闲聊的司机、餐厅服务员、路人、街边大爷大妈等等，几乎每个山西人都要提起胡富国与耿彦波对山西基建的贡献，其中胡富国被提到过三百遍，耿彦波被提到过八百遍，把我耳朵都听出茧来，我都能把这两位领导的历史功绩背一遍了。

1990年代的胡富国，主要将山西省的底层基建做了一遍，而2000年代的耿彦波，则主要是主政灵石、大同、太原时，给各市留下了宝贵的现代基建。

建国后的山西一片破败，全省工矿、道路、城市都不像个样子，全省也没有标准化公路、大型水库、现代工业，就是要在这种背景下，将山西建设成华北重工业基地。

1949-1956年，程子华与裴丽生主政时，山西实现县县通简易公路、全面改造潇河、滹沱河灌区、启动汾河水库勘测、大同矿务局扩建，并承接了一五156个国家重点项目中的15个，从而奠定了山西好几十年的工业基础。

那时还有个当代太原人都不记得的岳维藩，主持了太原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修建70米宽迎泽大街、建成迎泽大桥、迎泽宾馆、五一百货大楼、工人文化宫、配套城市管网，确立太原市中心格局。

之后山西进入陶鲁笳与卫恒主政阶段，最大功绩是副省长刘开基牵头、耗时三年建成的汾河水库，既根治了汾河水患，也解决了太原用水。其次是动员10万民工，历时5年，修建从山西长治到河南月山的3202铁路，打通了晋煤外运的南通道。

改开后的李立功与吴俊洲，搞定了中国第一条万吨重载运煤专线大秦铁路，新建13条出省公路，新建神头、大同、河津大型坑口电厂，完善全省电网。但直到此时，山西各城市改造力度还极弱，无系统性的城区规划，仅仅是把太原、大同局部道路拓宽，哪家城市挖煤多，煤尘、交通、棚户问题就开始暴露积累。

然后基建的剧本，就递到了第一代扛把子胡富国手里。

胡富国于1993-1999年，在山西全省完成了挖煤、输电、修路、引水四大工程。

1993年时，全山西仅有一条破烂的307国道，急需建设全省第一条太旧高速，面对穷疯了的山西财政，胡富国带头捐出自己半年工资，带动全省干部一起捐献薪水，带着5万工人建好了太旧高速。为了修好太旧高速，42岁的工程师王根柱累死在了寿阳段，朴实的山西人民谈及往事，还总是会把这些人名反复讲给我听。

胡富国主持的另一个大工程是引黄入晋，其实这是从陶鲁笳提出构想，白清才、郑友三接力推进的大工程，是到胡富国手里才有机会实现，从1993年到2003年，山西人民建成了总长441公里、从黄河年引水12亿方的引黄入晋工程，解决了南线太原，北线大同、朔州的用水问题。

此时山西还处在交通干线、能源、水利的全省骨架工作，精细化城建和古城保护一塌糊涂，环境问题也进入爆发期，大部分老百姓，被脏乱差的环境折磨得一脸怨气，直到基层实操第一人耿彦波站出来，带头完成了后头的精细化工作。

山西人实在太爱耿彦波了，因为政绩出色，好多人都亲切地叫他“耿公”，听这口气，感觉等他百年之后，山西人好像打算要给他立塑焚香一样。

耿彦波在灵石、榆次时，就修复了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老城，用低成本文物基建，开创山西古建活化文旅模式，带动了当地县域经济发展。

王家大院我去了现场，大院里游客极多，当地导游说，原先王家大院里住满了居民，县政府要花钱请他们搬出去，再对大院进行修缮，当时大家都不敢拍板，就是耿彦波力愿承担责任做了主，才有了现在当地旅游王牌王家大院。

2008年到2013年，耿彦波在大同完成了一次极精彩的城市改造，一举打下个人历史口碑。

他刚到大同时，就是我前面描绘过的那个脏乱破的大同，是一座重度污染、杂乱无章、古迹衰败的大同。

治理煤矿的事前面聊过，这里主要讲城建过程。

耿彦波上任后主张以御河为分界线，搞“一轴双城”：河西清空城内棚户区、拆除违建，系统性修复城墙、古寺、街巷，完整保护修复明代古城，不再新增工业与高密度住宅，做历史文化文旅板块。河东搞居住、商业、工业、政务，承接拆迁居民，让大家正常过现代生活。

耿彦波另带头完成了御河清淤治污、新建七座跨河大桥与全域滨水公园、全市植树造林、全城道路与管网改造、文瀛湖生态修复、十余万套安置房落地、五大文化地标修建、政务中心东迁、改善矿工居住条件等大量工程，将大同市市容改造得焕然一新。

文瀛湖

大同西城

大同人民那么喜欢他，是因为他能干事又实在没啥架子，好些大同人跟我回忆，那时候凌晨五六点，就能看到耿市长一个人不带随从，穿着一双沾满泥土的皮鞋在工地监工，中午就在路边搞一碗刀削面解决伙食，他们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勤奋又朴实的市长。

当年在工地现场的耿彦波

大同当时一年财政总收入才100亿元，而这次大同城建大拆大建一共花费了600亿元，从哪搞来的钱？

钱主要来自四块，一是御河东有大片可开发的平地，这是大同的独有优势，土地出让一共回笼了250亿现金。二是向国开行、农发行政策性低息贷款了约100-140亿，专门用来做基建与古建修复。三是中央与山西省的文物保护资金、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补贴等拿到50-100亿。四是市里自己想办法，把行政开支压缩、把煤炭税收划出来一部分、关停部分低效项目，几年省出来约100亿。另外还有一些施工方垫资、文旅市场开发的来钱项目补充。

大同城建是不能盲目复制的，光是御河以东卖地这250亿的收入，其他城市就没这个资本。

在给大同人民留下一座现代化文旅城市后，耿彦波2013年又被调去了太原。

2013年的太原，城建已经落后于全国各主要城市，是当时最落后的省会之一，170个城中村遍布城区，私搭乱建与小产权房泛滥；全城无快速环线（赣州：啊？这都没有？），早晚全城拥堵；基础设施老化，河道又黑又臭；晋祠周边环境杂乱，太原古县城一片破败。

耿彦波上任便筹建46公里长的环状快速交通体系，中环路当年开工当年通车，太原终于有了自己的快速环线；除中环外，又主导地铁1、2号线前期建设与全城路网改造，长风街、迎泽大道、建设路、并州路、长治路等主干道改造并建设了17座高架桥、7条地下通道；又将太原九条穿城河道同步截污、清淤，沿河修建69公里景观带、24座高架桥；那170个城中村共95万人口，先保障回迁房屋和周边配套到位，将95万人迁走后，再将城中村进行连片改造；历史古迹也是耿彦波最手熟的专业，太原142片历史遗存统一进行修缮，晋祠、纯阳宫、文庙、龙泉寺周边同步整治，并对640年古县城进行了整体修复。

2026年我看到的太原城

晋祠圣母殿

太原城建共花费了1200亿，收入来源跟大同差不多：出售城中村土地收入约450亿，国开行、农发行政策性低息长期贷款320亿，中央与省级补助200亿，太原市自己省吃俭用130亿，施工企业垫资、商业招商约100亿。

胡富国与耿彦波确实很优秀，但如果翻看城建史，会发现他们还是沿着好几代人的足迹奋力向前，只是历史的转折点刚好来到这里，胡富国与耿彦波获得了历史机会的垂青，才得以在山西民众中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

杭州王国平、南京季建业、成都李春城、福州杨岳、济南王文涛、长治吕日周、武汉阮成发等，都是历史刚好到达转折点时，被历史浪涛推到浪尖上的人物。

由于刚从江西调研过来，而江西城建因后发优势太过强悍，见到2026年的大同和太原城建时，我心里头已经没啥波澜，但山西各市的古建，实实在在不停给我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我走遍全中国，也没在哪个省见到如此之多原汁原味的古代建筑，只有身临其境，才知道老祖宗审美品位原来高到这种程度。

为了充分利用好工作时间，我在全国写调研报告时有个习惯，尽量不去当地景区，唯独在山西省，我一边调研一边尽可能抽时间跑古建参观，在亲眼目睹过华严寺、佛光寺、观音堂、晋祠、王家大院后，真正领略了中和雅致、温润隽永的华夏之美，只有亲眼所见，你才能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能在人类几千年历史长河里保持一流，且是世界唯一不断流的古文明，绝不是一时侥幸。

山西目前共有3座唐代古建筑、4座五代古建筑、34座宋代古建筑、3座辽代古建筑、120座金代古建筑、354座元代古建筑，以及唐代以来的彩塑1.2万尊、寺观和墓葬壁画2.4万平方米、2800座古戏台。

像全国唐代建筑，在文博圈通常认为仅有3.5座，那0.5座是河北正定的开元寺钟楼，其下层梁柱、斗拱为晚唐原构，二层是清代重修，所以只能算半座，换句话说，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全在山西。

但要在山西看完这些古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通常分布得又散又远，你得开车两三小时到达一个地方，看完再开车两三小时奔赴下一个地方。

大同文旅做得这么火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区内古建相对密集，游客不用东奔西走累成狗，慢悠悠看完华严寺，好好吃碗刀削面，再慢悠悠走进善化寺，可以很细很细地听讲解，好好享受旅游全程，不至于长途奔波，累得骨头酸软。

在忻州与太原，我请几位精通山西旅游的文旅专家，各花了半天时间，将山西各市最重要的景点挑出一两个，从各个瑰宝中百里挑一，以方便读者们去山西旅游时，知道哪些地方是必去之地：

大同必去之地是华严寺、永安禅寺、云冈石窟；朔州是崇福寺、应县木塔；忻州是佛光寺、洪福寺、广济寺、南禅寺；太原是晋祠、北齐壁画博物馆；临汾是广胜寺、小西天；晋中是双林寺、镇国寺；吕梁是太符观、玄宗寺；长治是观音堂、法兴寺；运城是永乐宫、秋风楼；晋城是铁佛寺、青莲寺、玉皇庙、开化寺。

忻州五台山佛光寺，是人生必去之地

在元代前，山西省战争烈度极为惨烈且密集，山西有记录的478次战争中，先秦至宋辽金的战争403次，约占84.3%。元与清是北方少数民族入关，一下将山西从边疆推到了腹地，而明朝时主张防御策略，山西战事不断但烈度比以前低。晚清全国大乱，而山西偏居高原、交通不便且没有财富可以掠夺，使山西躲过了晚清到民国的一次次动乱浩劫，加上山西天气异常干燥，才得以保留了这么多古建筑。

山西一直不是中原王朝的财富集中地，如果山西留存的古建都这么华美，那以前西安、开封、洛阳、杭州、苏州、成都该有多美？中华文明的顶尖美学，我们其实都没有见过的。

所以建议大家将山西列为此生必去的地方之一，这是全球最好的人文之旅，也是古中华光照古今的美学之旅。

由于文旅所带来的利润远低于煤炭，山西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摆脱能源大省的命运。

山西各市也尝试着进行其它产业的转型，但整体上并不太如意。

以忻州举例，2021年开始，忻州市便多次奔赴珠海格力总部，承诺为格力配套光伏、储能产业政策、能耗指标，以及其它各种优惠，希望格力能以忻州煤改电为合作基础，在忻州做产业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格力高层来忻州调研后，原本计划布局空气源热泵生产、储能、钛酸锂电池、新能源商用车配套、家电回收循环产业集群，但后来还是放弃了。

放弃原因是多方面的：格力钛新能源业务收缩，优先盘活珠海、石家庄、洛阳工厂，不再新添北方生产线；石家庄与洛阳的家电、热泵生产基地已足够覆盖华北；忻州没有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也没有相关技术工人；忻州路运成本高等等。

山西各市在地理、人才、交通上受限制极深，但归根结底还是地理上的劣势。

忻州虽然号称有煤炭煤化、光伏新能源、法兰锻造、铝镁新材料、文旅康养五大集群，但看官方2024年数据，全市规工总营收1276亿，煤炭煤化七七八八所有产业链加起来就有700亿，占比55%，煤炭相关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52%。

其它产业里，法兰锻造仅170亿（忻州能有这个产业真不容易）、铝镁新材料100亿、光伏新能源20亿，文旅康养是服务业，不计入工业营收，全年文旅总营收也仅130亿。

山西全省各市都差不多是忻州这种情况，朔州煤炭煤化产业链占全市规工营收的90%、财政收入占75%左右；大同占全市规工营收的62%、财政收入占58%左右；阳泉占全市规工营收的69%、财政收入占60%左右；吕梁占全市规工营收的51%、财政收入占46%左右；晋中占全市规工营收的48%、财政收入占43%左右；临汾占全市规工营收的53%、财政收入占49%左右；长治占全市规工营收的47%、财政收入占41%左右；晋城占全市规工营收的49%、财政收入占44%左右。

整个山西，只有运城和太原特殊。

因为运城煤炭少，煤炭煤化产业链仅占全市规工营收的5%，财政收入占6%左右，运城主攻铝镁加工、汽车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化工、农产品加工去了。

太原作为省会，自然集中了全省最好的工业资源，煤炭煤化产业链仅占全市规上工业营收的18%，财政收入占12%左右，太原主攻不锈钢特种钢材、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数据与案例一摆出来，大家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山西还是一个对煤炭深度依赖的省，煤炭依然是山西的气血，煤炭的高利润，是文旅这种低利润产业永远无法替代的，失去煤炭，山西便将失去气血。

山西煤炭国企要为全国服务，而私人煤老板毕竟是山西的极少数人，财富也难以普惠全民。一位太原做财务几十年的大姐说，她真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了，也很少很少认识煤老板，外省人一听到山西就联想到煤老板三个字，其实是把极少数特殊人群，跟整个山西强行绑定了。

在太原还遇到一位中年工程师，以前在太原晶科能源工作，他说晶科在太原总投资560亿元，是全山西产业单体招商最大的项目，比大同晋北风光新能源基地的553亿投资还要大，原本计划在潇河园区，设立拉棒、硅片、电池组件全链条，全部达产后年产值约2000亿，能带动3万人直接就业。

但晶科这两年暂时不顺利，2024年太原厂区发生重大火灾，扣除保险后直接损失6.47亿，2024-2025年全球光伏产能过剩，晶科全年亏损68亿，全集团产能利用率下降，太原基地四期建设放缓，推迟了扩产进度，集团减员了7400人，大同厂区也跟着收缩，他便因此离开了晶科。

太原富士康原本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企业，2012年左右达到8万人巅峰，因为苹果整机组装订单分流至郑州、印度、越南，多条手机组装车间关停，目前太原富士康员工数也下跌到了不足3万人。

格力、晶科、富士康是山西工业转型不太顺利的案例之一，也是很多山西中产子女被迫去北京工作的原因，山西受困于地理经济和产业周期，还需要耐心发掘新产业、等待周期回暖。

山西全省目前还是有太原潇河光伏产业群（就是晶科、中来、隆晶）、太原忻州镁基新材料集群、晋中锂电新能源材料集群、大同阳泉算力大数据集群、太原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集群、大同朔州忻州风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集群、吕梁煤基碳基新材料集群、晋城光机电智能制造这八大集群在发展，在优质煤炭挖完之前，必须有新的产业链来替代煤炭煤化产业。

前文说过，山西省优质易采煤还能开采35年左右，在这35年限期到来前，山西向前的路，依旧遥远而漫长。

2026年夏初，我第一次来到山西，从北到南跑了一圈，见到了许许多多山西人，听到了关于杂粮、油糕、香醋、边塞、煤炭、耿彦波、刀削面、光伏、古建等等许多山西故事。

我深深了解到了山西人过去的苦难，也明白了淳朴实在山西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山西省就像是国家的地基，它在古代负责边防，在现代负责能源，一直承担为中华民族托底的重要任务。

与其它省的结尾不同，山西还没有看到十分明显的产业转型之路，在35年期限到来前，希望山西人民找到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路。

因为在每一个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后面，都站着一位默默无闻奉献，保家国平安的山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