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初三，太监杨英，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吕震三人捧着大行皇帝遗诏，出紫禁城午门，直奔卢沟桥而去。三人如此劳师动众，自然是因帝国的继承人，从南京风尘仆仆而来的皇太子朱瞻基已抵达京师外围。随即朱瞻基在文武百官的护卫下，从长安右门入宫，入仁智殿在大行皇帝梓宫前哭拜。

眼见皇太子平安回京，自张皇后，到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这两位监国亲王，再到满朝文武，无不松了一口气。

次日，朱瞻基召见武将之首英国公张辅，命他解除京师戒严。这位靖难元勋面露难色，委婉地表示坊间传言您那位二叔可能会有所动作，还是小心为妙。事实上朱瞻基回程时，传言汉王朱高煦曾意图半道截杀，因大侄子动作过快才没能建功。是以张辅有此担心实属正常：“壬寅，初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煦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上至之明日，召英国公张辅等谕之曰：‘山陵之期尚远。今天气炎热，戒严甚久。将士烦劳，其悉輙之。’辅等对曰：‘殿下未正大位，军卫未可撤。’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解戒严。”

朱高煦

果然，皇位转移期间，汉王朱高煦并无不臣之举。然而世事难料，一年后汉王在藩地乐安州举旗造反。令人大跌眼镜得是，这位曾被明成祖盛赞“类己”的靖难名将，起兵不足一月便被朝廷平定了。

据史料记载，朱高煦处处与父皇为榜样，连造反的口号都学了个十足十，意图打造靖难第二，为何两者结局会相去甚远呢？

明太祖朱元璋这人，说他猜忌心重也好，深受小农思想荼毒也罢，对从龙功臣有所防范，对自家子侄却极其信任。自洪武中期起，“封邦建国，藩屏帝室”成为他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一，将诸子分封诸地，各掌重兵，既压弹地方，又抵御外族。

事实上这一思想在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大封宗室便已初显，洪武十一年（1378年）起诸王相继之国，开始实施。经历“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开国元勋的大案后，这一思想成为国策，藩王的权势也随之到达巅峰。

朱棣作为其嫡四子，自然是这一国策的重要参与者。他在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受封燕王，是第一批册封的藩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三月，正式携带家眷之国北平。

徐达‍

此时北平有一个人正等着朱棣，他便是燕王的老泰山：魏国公徐达。徐达乃大明开国第一武臣，燕王妃徐氏为其嫡长女，自洪武六年（1373年）起长期镇守北平，连北平城和燕王府都是他一手督造的。朱棣与老泰山共处五年，他的军事才能可以说是徐达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徐达在北平去世，享年54岁。“上尝称之曰：‘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将军一人而已。’及今上开国北平，命达练兵镇守，达于今上为后父，恩遇甚厚，每朝见，愈恭谨谦下，应对举止，不敢毫发失礼。今上每敕谕将士，必以达为训。其在军中，日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及将帅行事，亲折其是非成败，莫不心服。至料敌制胜，与汉、唐名将等，而忠义仁厚过之，故能辅成帝业，为开国功臣第一。”顺便说一句，“烧鹅传说”只是野史。

徐达死后，镇守北平的重任便交到朱棣手上，作为九大塞王之一，时常率军征战大漠，与诸多将领有过交集。比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燕王生平第一次亲率大军出征，对象为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颍国公傅友德充当其副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燕山三护卫官军两次征讨首鼠两端的朵颜三卫。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和三哥晋王朱棡一起统兵大举出塞。

也正因此，配属的燕山三护卫属于明军精锐，北平诸卫及北平、辽东都司诸王也受其节制。早先还有一个晋王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甚至压他一头，待朱棡病薨，他成为北方防线上的绝对王者。

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国，至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靖难，燕王朱棣在北平经营近20年，旗下燕山三护卫战功赫赫，本身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在北平都司各卫所中威信极高。所以他在打出靖难旗号之后，龙虎卫千户陈珪、密云卫指挥佥事郑亨、济川卫指挥佥事李彬等，明知燕军与朝廷实力相差悬殊，却义无反顾的投入燕王怀抱，使得燕军可以迅速滚雪球。

而汉王朱高煦呢？作为燕王嫡次子的他，幼时与兄长、堂兄弟们一道在京师就学，实录称其“狡黠狠愎”，不为皇祖父所喜。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才受封高阳王，只是普通郡王，而非藩王，身边只有少量扈从，没有三护卫，自然也不会安排他去练兵。

朱高煦

基于成王败寇的因素，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劳几乎被抹除殆尽，虽然承认他随侍与父王之侧，却以丑角形象现身。好在不存在历史包袱的《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给予了他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成祖起兵，仁宗居守，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

但离他生活的时代已过去数百年，也仅限于此了，更多细节没法还原。可即便从现存记载来看，朱高煦本身非常勇武，且战场嗅觉极其敏感，能抓住时机多次挽救父王于危难之中。

他这一身本领，除自身天赋外，离不开乃父燕王朱棣的教导。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也不会仅限于现有史料记载的那些，毕竟连朱棣都不禁要感慨“类己”，在称帝之后于立储一事上有过动摇。足见其武力之丰沛。也正因此，靖难之后，他身边形成了一个以靖难第一功臣淇国公丘福、驸马都尉王宁为首的汉王党，实力之盛堪与以文官为主的太子党打擂台。

单就他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而言，朱高煦的名将之路堪称通途，且军中关系网深厚，甚至比靖难前的朱棣条件更优渥。关键在于靖难之后他离开军队太久了。

永乐元年（1403年）的开平之役是他最后一次独立领兵。次年被召回南京，受封汉王，最初的藩地为云南省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朱棣

按照明成祖给他的既定规划，目的是让他去与世镇云南的西平侯沐家打擂台。不同于岷王朱楩这个绣花枕头，凭借他今上嫡子、靖难名将的身份极大可能与沐家第三代沐晟打得有来有回，甚至压对方一头。所以只要他肯退一步，老老实实地去云南，不仅可以在父皇面前刷同情分，让父皇自感内疚，还可以拿到云南都司的指挥权，并在接下来的征安南中发挥重大作用，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定的后方。如此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与大哥作斗争，实属以退为进的妙棋。结果呢，他打死都不愿去，在父皇面前大失印象分，还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父皇手中，成为其牵制大哥的一枚棋子。即便坐拥由大宁前卫、济州卫和天策卫改建的汉府三护卫也是枉然。

永乐十四年（1416年），因为“阴蓄异志”遭到削藩，左右二护卫丢失，只保留了青州中护卫，而其本人因为夺嫡失败，先是被强行要求之国青州，后进一步被贬往城小墙矮，“近畿之地，一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的乐安州（今山东惠民县）。

也即是说，自永乐二年（1404年）起，朱高煦便已退出军事行列，这种事情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荒废了二十几年，哪怕天赋再高、能力再强，也会变得生疏，重新捡起来很容易搞成夹生饭。而丘福、王宁等汉王党人，在夺嫡之争中被明成祖一一拔除，随着老人故去，自己长期脱离一线，靖难积攒起来的声望也早已烟消云散，军中再无铁杆。

说完燕王朱棣与汉王朱高煦这对挑战者的对比，再来看建文帝朱允炆于明宣宗朱瞻基这对守擂者。

孙辈之中，早夭的朱雄英堪称明太祖的大宝贝，享受这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即便自始至终没能成为皇太孙，但薨逝后老爷子打破郡王与亲王的界限，特地追封其为虞王。

相较而言，朱允炆这个太子次子享受的资源要弱很多。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突然薨逝，老爷子遭深度考量各种因素后，万般无奈之下才立他为皇太孙。

朱重八

此时明太祖已六十有五，虽然身子骨还行，但今天不知道明天，故对皇太孙的培养多少有些急功近利。为确保他能顺利即位，不得不对此前的太子系武将班底痛下杀手，历经蓝玉案及其余波，包括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凉国公蓝玉在内的开国勋贵几乎被清扫一空。虽然也给朱允炆留下了诸如曹国公李景隆、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少数武将班底，可此时储君身边的文武平衡已然被打破，围绕在他身边的，主要是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文官集团成员。

朱棣起兵靖难再怎么被人诟病，但他有一句话真没说错，围绕在朱允炆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人的确是“奸臣”，结果却被包装成了政治家、殉道者。

按照史书记载，二人深受老皇帝信任，属于留给皇太孙的肱股之臣，如此人物必然熟读经史子集，不可能不清楚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知洪武后期藩王们手握重兵，又有如此多殷鉴在前，即便要削藩也因知晓当徐徐图之。结果呢，建文帝刚即位，就急哄哄蛊惑皇帝削藩，而且采用手段酷虐的暴力削藩，几乎不给藩王们活路，这是生怕他们不造反是吧。只能说，因为朱允炆是在皇祖父晚年才被确立为继承人，虽然也得到了尽心培养，但这一过程处处透露着急功近利的做法，以至于帝王之术没能学到家，身边又没有可靠的顾命大臣辅佐，导致先天不足。

同为皇太孙的出身的朱瞻基所享受的待遇截然不同。一句“好圣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在皇祖父明成祖朱棣心中的地位。

永乐五年（1407年），九岁的朱瞻基出阁读书，明成祖安排自己的第一谋臣“黑衣宰相”太子少师姚广孝，会同翰林院侍诏鲁瑄、郑礼等一同授课。同时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导。

朱瞻基

比如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准备第一次亲征漠北，命朱瞻基随行。次年二月，正式举兵北上，临行前安排年仅12岁的皇长孙留守北京，要求他每天驾临奉天门左视事，并将北京行在各衙门“六品以下及考满起复，例应升降复职，及对品改用常选官拨用吏典，俱循例启皇长孙施行。其武选行在五军都督府，及行后军都督府所属衙门，例应袭替优给升降者，行在兵部亦循例启皇长孙施行。”

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册立皇太孙后，对其的培养更进一步。在兵部尚书金忠等人的建议下，从隶应天府及江北凤阳滁和等府州，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境内，选民间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艺者，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组建规模庞大、供皇太孙练兵之用的幼军：府军前卫。

可以说朱棣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对朱瞻基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的培养，具有长远规划，文武两手都抓，甚至为了让他体验疆场氛围，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第二次亲征漠北时，还把年仅16岁的皇太孙也给带上了：“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行。先是，上谓侍臣曰：‘朕长孙聪明英锐，勇智过人。今肃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历行阵，见将士之劳苦，知征伐之不易。’”

正是这种培养，让朱瞻基成长为文武全才的优良继承人，何况因明仁宗在位短暂，朱瞻基称帝后三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名臣都得以在他麾下听用，对政治局势的把控，远非建文帝君臣所能比拟。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在藩地乐安州举起反叛。然而其叛乱后的操作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以至于让大侄子有充分的时间完成相关部署，最终让汉王之乱演变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朱瞻基

八月初二，明宣宗调镇守大同的武安侯郑亨回京护驾。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初四，明宣宗派指挥黄让、内官谭顺赶往淮安，“协助”平江伯陈瑄镇守两淮。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初六，叛乱都已经过去六天，汉王依然在乐安，大军未动，反而选择与朝廷打口水仗，派遣百户陈刚入京言事，宣称明仁宗、明宣宗父子变乱祖制，听信奸臣之言，自己迫不得已才起兵靖难：“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户陈刚赍奏言仁宗皇帝不当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谓上不当修理南巡席殿等事，为朝廷过。遂斥二、三大臣为奸臣，而指夏原吉为首，并索诛之。末为危语，以撼朝廷。又为书谕京师公、侯、大臣，指斥乘舆，索诛奸臣，造诬饰诈，极其诋毁。且言已分兵守要害，以防奸臣之逸。”

明宣宗据此昭告天下，宣称朱高煦谋反，将其废为庶人。

初八，明宣宗宣告将御驾亲征，并调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太监刘顺等率兵二万为前锋，命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留守北京。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初十，明宣宗祭告太庙，随即正式亲征。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

十二日，明宣宗驻跸水河铺（地点不详，估计在天津境内）。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十六日，明宣宗驻跸流河驿（在河北青县东北流河镇，卫河西岸）。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十七日，明宣宗进抵兴济县（今河北沧县兴济镇）。汉王在乐安，大军未动。眼见朝廷大军压境，汉王又有在乐安守到天荒地老的架势，手底下将领抵不住压力，脱身投奔皇帝，和盘托出汉王的部署。十九日，明宣宗车驾至盐山县。盐山紧邻山东，再进一步便是沧州最南端的庆云，离乐安州只有咫尺之遥。然而朱高煦依然我自岿然不动，继续守在乐安，大军未动。

二十日清晨，经过连夜跋涉，朝廷大军进抵乐安城下，将乐安城团团围住，明宣宗驻跸城北。已成困兽的朱高煦，既不投降，也不趁敌军立足未稳出城反击，而是率众在城墙上作势欲扑，搞假动作吓唬人。

二十一日，明宣宗改驻跸乐安城南。承受不住压力的朱高煦竟打算出城投降，其手下伪太师王斌等人极力劝阻，但无法改变汉王殿下的决心，汉王之乱就此告终。

朱允炆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建文帝受到的培养及身边的执政团队并不完善，上台后又确确实实变乱祖制，特别是将文官的最高品级从正二品提升为正一品，又一口气废掉周、齐、代、岷四王，逼死湘王。令宗室人人自危，勋贵个个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宗室也好，勋贵也罢，必然会有人起兵对抗朝廷。

而燕王朱棣长期征战武艺早已磨练到家，在北方颇有威望，身后又有贤妃徐氏、世子朱高炽托举，最终乘风而起，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

朱瞻基自幼受到精心培养，本身文武兼备，不说将祖父的能力学了个十成十，也有七八分，人称“小太宗”，帝王心术端得厉害。即位后，狠下力气去维护宗室元老和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与平衡，身边又有贤臣良将辅佐，建文帝这位堂伯的能力与他相比可谓是云壤之别。

汉王朱高煦呢？脱离军队二十余载，军中影响早已消散殆尽，身边无可用之人，完全孤掌难鸣，即便学父皇打出靖难旗号，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朱高煦在叛乱时的表现。

明朝共发生过四次宗王叛乱：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朱高煦的汉王之乱、安化王朱寘鐇之乱和朱宸濠的宁王之乱。其他三次叛乱不管实力对比如何，宗王在暴起发难之后，都第一时间掌控藩城，并积极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以期夺得最终胜利。

汉王之乱呢，朱高煦叛乱后始终按兵不动，安安分分地待在安乐州，静等大侄子打上门来，完全没有半点叛乱该有的样子。如此反常，令人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什么猫腻，他是不是属于“被迫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