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年，我把自己弄丢了
养老院的走廊很长，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我每天沿着它走三个来回，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回东头。地板是浅灰色的，擦得很亮，能映出人影。我低着头走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地板上晃，一晃一晃的，像一片快要落下来的叶子。
我今年七十五了。住进这家养老院的时候，六十五岁。整整十年。
十年，三千六百多天。我的儿子女儿，没来看过我一眼。
我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女儿在澳洲。他们都很忙，我知道。儿子是工程师，女儿是医生。当年他们出国的时候，我骄傲得很，逢人就说我儿子在美国搞科研，我女儿在澳洲拿手术刀。亲戚们都羡慕我，说我把孩子培养得好，以后享福的日子在后面呢。
享福。我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老伴走的那年，我刚好六十五。心梗，走得快，没受什么罪。头天晚上还跟我商量着第二天去买什么菜，第二天早上就没了。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身子还是温的，软软的，我怎么喊他他都不应。
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说妈你节哀，我这边项目正到关键时候，实在走不开。女儿从澳洲打来电话，说妈你保重身体，我这边刚接了个急诊手术，回头再说。我说好，你们忙你们的，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老伴的丧事是我一个人办的，殡仪馆、墓地、答谢宴，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亲戚们来帮忙，说老太太真坚强。我说那怎么办呢，孩子们都远。
办完丧事，亲戚们散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突然觉得特别大。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跟老伴住了三十年。他走了以后，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变得很大，大得吓人。
我开始跟自己说话。做饭的时候说，今天做什么菜呢。看电视的时候说，这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睡觉的时候说，关灯了啊。说了几天，觉得不对劲，就不说了。
后来我主动跟儿子女儿说，我想去养老院。他们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在家没意思。他们想了想，说也好，有人照顾你我们也放心。
选养老院的时候，他们让我自己拿主意。我看了三家，最后选了城西这家。环境好，有花园，有活动室，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一个月四千八，我的退休金三千二，剩下的从老伴留下的存款里补。儿子女儿都说钱的事不用担心，他们会想办法。我说不用，你爸留的钱够我花了。
住进来的第一天，我收拾好东西，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花园。花园里有几个老太太在晒太阳，说说笑笑的。我想，以后我也是她们中的一个了。
那时候我还想，儿子女儿过年总会回来的吧。
第一年过年，儿子打电话说项目走不开，给我汇了一万块钱。女儿打电话说医院排班排不开，给我寄了一箱保健品。我说好，你们忙你们的，我在这儿挺好的。
第二年过年，儿子说拿到了绿卡，正在办手续，忙得很。女儿说升了副主任医师，春节要值班。我说好，你们忙你们的。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电话越来越短，从十分钟变成五分钟，从五分钟变成三分钟。到最后就是逢年过节发个微信，一个表情包，一句“妈节日快乐”。我回复一个笑脸，然后把手机放下，看着窗外。
养老院里的老人们，逢年过节是最热闹的。子女们大包小包地来，有的推着轮椅带老人出去吃饭，有的在房间里陪老人聊天。走廊里满是说话声、笑声、孩子的跑闹声。
我每到这时候就待在房间里，把门关上。不是不想看，是看了难受。
有个老姐姐跟我关系好，姓孙，比我大两岁。她闺女每个周末都来，给她带自己做的点心，陪她在花园里散步。有一回她问我：“你儿子女儿呢？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说：“在国外呢，忙。”
她说：“再忙也得回来看看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儿子小时候，发高烧四十度，我抱着他跑了三里地去医院。想起女儿考上大学那年，我高兴得哭了，东拼西凑给她凑够了学费。想起他们出国那天，我在机场笑着挥手，等他们过了安检，我转身就哭了。
我养他们小，他们养我老。这句话天经地义，可到我这儿，怎么就变得这么难呢？
第六年的时候，我摔了一跤。
在花园里散步，踩到一块松动的石板，整个人往前扑了出去。胳膊骨折，住了半个月医院。养老院通知了家属，儿子接的电话，说知道了，然后给我汇了一笔钱。女儿发来一条微信：妈，注意身体，别逞强。
住院那半个月，隔壁床的老太太天天有儿女来看。她儿子给她削苹果，一削削一长串皮，她嫌他削得不好，母子俩拌嘴。我看着，心里酸得发疼。
出院以后，我回到养老院。护工小刘对我挺好，帮我打饭、洗衣服、推我去晒太阳。有一回她跟我说：“陈奶奶，你给儿女打个电话呗，让他们回来看看你。”
我说：“打了，他们忙。”
小刘说：“再忙也不能十年不来啊。”
十年。她说十年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原来已经十年了。
第七年，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养老院说，我要换房间。从双人间换到单人间的角落里，那个房间小，窗户朝北，常年不见阳光，没人愿意住。院长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安静。
其实我是怕了。怕看见别人儿女来，怕听见别人问起我的儿女，怕过年过节走廊里的热闹。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子里，一天到晚不出来。饭让护工送到门口，活动也不参加，花园也不去了。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
那两年，我瘦了十几斤。不怎么说话，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背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张嘴的时候发现嗓子发涩，声音哑哑的，像生锈的铁丝。
第八年，养老院组织体检，说我得了抑郁症。医生说给我开药，我说不用。他说那你得跟人说说话。我说我跟谁说呢。
他说跟你儿女说说。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第九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伴站在一个路口，冲我招手。我走过去，他说：“你怎么老成这样了？”我说：“你走了，我能不老吗。”他说：“那你来找我吧。”我说：“我找不到路。”他说：“你顺着这条道走，走到头就是。”
我醒了以后，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窗外天还没亮，黑漆漆的。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全是泪。
第十年，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
我开始收拾东西。柜子里的旧衣服、抽屉里的老照片、床头那本翻烂了的《红楼梦》，还有老伴留给我的那块手表。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擦干净，叠好，放进一个旅行袋里。
护工小刘看见了，问我：“陈奶奶，你要去哪？”
我说：“我要走了。”
她说：“去哪？”
我说：“不知道。”
她以为我糊涂了，赶紧给院长打电话。院长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要离开养老院。院长说您儿子女儿知道吗？我说他们不需要知道。
院长为难了，说按规定，老人离开必须有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签。他说你没有监护人了，万一出了事谁负责。
我想了想，说：“我给你写个声明，我自己对自己负责。”
第十一年春天，我拿到了那张自己签的声明。
院长拗不过我，最后同意了。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他问我去哪。我说不知道。他问我那你怎么办。我说我还没老到走不动，我有手有脚有退休金，饿不死。
走的那天，小刘帮我把旅行袋拎到门口。她眼圈红了，说：“陈奶奶，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说：“行。”
她说：“那你保重。”
我说：“你也是。”
我走出养老院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不高，五层，灰白色的墙面，很多窗户。我找到我住了十年的那扇窗，朝北的，小小的，暗沉沉的。窗帘拉着，里面空空的。
我转过头，再没回头。
我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票，去老伴的老家。那是个小县城，他年轻时候在那长大的，后来我们结了婚才搬出来。他常跟我说，老家那条河清得很，夏天能摸到鱼。我一次都没去过。
坐了五个小时火车，又坐了一个小时大巴，到了那个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小，也要破。但那条河还在，水不深，流得慢，河边的柳树都发了新芽。
我在河边找了间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六十块钱，房间不大，但窗户朝南，阳光能照进来。早上能听见鸟叫，楼下有家早餐铺，包子一块五一个，粥免费续。
我每天早上起来，去河边走一走。看人家钓鱼，看老太太洗衣服，看小孩子追着狗跑。中午在街上随便吃点，下午回旅馆睡个午觉。晚上坐在窗前，看夕阳把天边染红。
日子过得慢，慢得像是被拉长了。但我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
有一天我在河边坐着，旁边一个老太太跟我搭话。她问我从哪来。我说养老院。她愣了一下，问我孩子呢。我说在国外。她哦了一声，不问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闺女也在外地，一年回来一趟。”
我说：“那挺好的。”
她说：“好什么，回来就待三天。”
我笑了：“三天也是心意。”
她看了我一眼，不说话了。
我在那个小县城待了两个月。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老伴以前念叨过但他没去成的地方。一个古镇，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子，还有一个湖边。我走走停停，不赶时间，不看手机。
儿子女儿打来过电话。先是养老院通知他们我走了，儿子在电话里急了，问我去哪了。我说我出来走走。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乱跑什么。我说我七十五，不是三岁。他说你赶紧回去。我说不回去了。他说那我给你打钱，你找个地方住好点。
我说不用，我有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挂了。
女儿发来微信：妈，你别这样，我们担心你。
我回了一条：我没事，你们忙你们的。
然后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偶尔看一眼，有电话就接，没电话就不管。不再等谁的电话，不再盼谁的消息。
我现在住在湖边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民房，一个月五百，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人很好，有时候做了好吃的会给我端一碗。我帮她看院子，她帮我买菜，谁也不算得太清。
我今年七十五了。没有存款，没有房产，儿女十年没来看过我一眼。我现在靠自己活着，靠退休金，靠这具还算硬朗的身子骨。
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消失”。我只是从那个等电话、等探望、等过年的陈奶奶，变成了一个早上看日出、下午看湖水的普通老太太。
昨天傍晚我在湖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我：“奶奶，您一个人？”
我说：“一个人。”
他说：“您不寂寞吗？”
我想了想，说：“寂寞这东西，你越怕它，它就越缠你。你不怕了，它就是朋友。”
他似懂非懂地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湖水变成金色，又变成暗红，最后变成深蓝。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汽。
我想起老伴梦里跟我说的那句话：“你顺着这条道走，走到头就是。”
我不知道走到头会遇见什么。但我知道，这条道是我自己选的。往前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在走。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