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我是听澜。
同一场谈判落锤,中韩两边的通稿语气却差得像两个世界。
11月18日,中国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只是平静通报,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实质性完成,字里行间透着克制与从容。
反观首尔,韩国产业通商部的声明几乎压不住欣喜,把这桩跨越三届政府、耗时八年多的悬案,视作在深圳迎来的重大破局。
一边云淡风轻,一边如释重负,中方的从容与韩方的急切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经济账与内政考量?
要想看懂韩国为什么这么激动,就得把时间拨回十年前,看看这盘棋是怎么卡住,又是在谁手里盘活的。
早在2015年底,初代中韩自贸协定就正式生效了。
不过那时候主要解决的是货物贸易问题,定下二十年的降税周期,让两国商品能更便宜地卖到对方市场。
到了2017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双方共同宣布启动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紧接着在2018年3月,双方代表在首尔坐下来,正式开启首轮磋商。
文在寅当时的想法很明确,货物贸易通道打开了,接下来必须把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天花板也捅破,给韩国经济找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第二阶段谈判的核心,是引入了极其考验底线的负面清单模式,专门攻克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以及投资准入这三大难关。
说白了就是政府列出一张单子,除了单子上明确禁止或限制的行业,其他领域全部得向对方敞开大门。
这等于逼着双方把各自的监管底线全都摊在桌面上,谁先松口,谁的本土脆弱产业就可能直接面对冲击。
而这就注定了拉锯战会极其漫长,也是这桩谈判一拖就是八年多的根本原因。
到了2022年7月,双方好不容易谈到第九轮,韩国的对外政策风向却发生了变化。
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外交路线整体转向,双边关系随之进入了一段冷淡期。
大环境一旦变冷,经贸谈判的桌子自然就很难再摆起来。
在那几年里,中韩第二阶段谈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文在寅当年亲手埋下的种子,就这样被硬生生晾在了一边,成了他卸任时的遗憾。
听澜在梳理这段时间线时发现,中韩经贸谈判的快慢,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商业计算,它更像是两国关系热度的晴雨表。
转机出现在李在明上台之后,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新一届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搞务实合作才是硬道理,对华经贸关系必须尽快拉回正轨。
从去年10月底庆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接触,到今年1月李在明正式访华,两国氛围迅速回暖,搁置多年的谈判机器重新高速运转。
今年10月中旬,双方在首尔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十七轮谈判,当时两边就释放出积极信号,表示要力争早日完成磋商。
果不其然,仅仅过了一个月,借着深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契机,中方的点头让这场横跨八年零八个月的马拉松谈判,终于画上了阶段性句号。
文在寅当年摆下的棋局,被前任冷落了三年,最终在李在明手里结出了果子。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负面清单这么难啃,为什么李在明政府到了今年下半年,突然愿意放下包袱、紧赶慢赶地跟中方达成共识呢?
答案其实很现实,因为摆在李在明办公桌上的两本账,都已经到了必须破局的临界点。
先看最直观的经济账,这直接关系到韩国的国家钱袋子。
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高达3280.8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二十一年稳坐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子。
但在这组庞大的数字背后,韩国外贸的结构性短板已经彻底暴露了出来。
2024年中韩货物贸易额约2727亿美元,占了韩国整体外贸的约两成,相比之下,两国间的服务贸易体量却远远小于货物贸易,长期处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状态。
更让首尔感到焦虑的是,过去几十年韩国习惯了从中国市场赚取顺差,但从2023年开始,韩国对华贸易历史性地转为逆差。
原因很简单,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升级速度太快了,以前韩国引以为傲的造船、汽车、电子零部件,如今在中国企业面前已经失去了绝对优势,中国不光自己能造,还能反向出口。
把这组数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韩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以前好卖了,顺差的老本吃光了,而韩国具备一定竞争力的文旅、金融、法律、医疗等服务业,又受限于准入门槛,迟迟无法在中国市场大规模变现。
货物贸易掉下来的缺口,必须靠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来补,而第二阶段谈判专攻的就是服务和投资,李在明要是再不推动这局棋落地,韩国外贸的逆差只会越来越大。
除了这本火烧眉毛的经济账,李在明手里还有一本关乎民意的内政账。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在明在竞选时期,一直把提振韩国股市当成自己的核心政绩招牌。
为了向选民展示决心,他本人甚至带头卖掉房产入场买股票,号召民众把资金从高烧不退的楼市转移到股市,试图以此缓解房地产泡沫问题。
但金融市场的走势往往不讲情面,到了今年下半年,韩国股市明显承压,整体表现疲软,那些听信号召把身家投进股市的普通散户,体感非常差。
听澜一直在追踪韩国国内的民调走向,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投资者的亏损直接转化成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
一边是迟迟未能降温的房价,一边是表现低迷的股市,韩国政府在年底前承受着不小的内政压力。
在这种局面下,首尔方面急需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大经贸成果来提振信心,向国内商界和选民证明政府依然具备搞好经济的能力。
所以你看,深圳这一局,对中方来说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既定步骤,但对李在明来说,却是一场用来给国内经济预期回血的及时雨。
不过,李在明虽然在深圳拿到了想要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回到首尔就能高枕无忧,因为这份升级版的自贸协定,在韩国内部以及区域经济棋局上,正激起三层完全不同的浪花。
我们要看清的第一层浪花,是韩国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围绕这份协定的分歧已经开始显现。
虽然韩国的大财阀和急于开拓市场的巨头们对谈判完成拍手叫好,但韩国本土的中小律所、文旅商家以及独立制作团队,心里却打起了鼓。
他们的担忧源于十年前的经历。
2015年初代自贸协定生效后,靠着关税减免获益最多的,基本都是三星、现代这样具备跨国供应链优势的超级大企业,而韩国底层的小微企业不仅没分到多少红利,反而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韩国企业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那些资金雄厚、竞争力强的互联网平台、零售企业和律所,同样可以名正言顺地开进首尔。
这就导致韩国内部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的立场已经不再按传统的朝野党派来划分,而是看谁的利益会被开放切到。
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里,有不少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议员反而在催促政府赶紧推进,因为他们看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实在坐不住了。
反倒是执政阵营内部,开始有人站出来喊话,要求政府必须给本土的中小服务业留出足够的缓冲期,免得大门一开,自家的小企业承受不住冲击。
第二层浪花,则体现在这份协定本身沉甸甸的含金量上。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通报,这次实质性完成的谈判,全面覆盖了投资、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以及经济合作四大核心板块。
双方不仅拿出了高水平的负面清单开放承诺,还在传统医学、文化、网络服务等具体领域达成了极具操作性的合作安排。
而据韩国产业通商部那边披露的消息,韩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条款,还包括允许外国律所扩大业务、放宽零售业独资限制、推动影视联合制作,以及在相关文娱领域落实最惠国待遇等内容。
虽然这些具体细则最终还要以双方正式签署的文本为准,但把两边的信息拼凑在一起就能看出,这次升级绝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真正给两国企业划出了一片规模庞大的新蓝海。
至于最关键的第三层浪花,则是这次深圳握手向整个亚太释放出的强烈合作信号。
过去这几年,个别域外大国一直在推销所谓的“脱钩断链”,试图用“小院高墙”阻碍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
中韩两国虽然在一些外部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韩国也面临着来自传统盟友的压力。
但深圳的这一幕恰恰向世界证明,只要尊重市场规律、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两个邻国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性安排把经贸纽带绑得更紧。
这本身就是对单边保护主义最有力的回应。
当然,域外势力在供应链审查上的小动作不会轻易停止,但至少在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这扇大门上,韩国顺应了经济规律,自己伸手推开了一条缝。
结语
听澜认为,八年十七轮的拉锯,本质上就是中韩关系的体温计,氛围暖了,谈判就往前走,氛围冷了,进度就只能停滞。
李在明虽然在深圳替文在寅交了卷,但按照中方通报,接下来还有文本梳理、翻译和法律审核等一系列程序要走,距离最终正式签署还有一段路,更别提那些在股市里受挫的韩国普通投资者,自贸协定能修补国家的外贸结构,却无法立刻解决他们眼前的账面亏损。
经贸这盘大棋从来没有一锤定音的终局,深圳的点头只是把牌桌重新擦干净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