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山西新军，除四个纵队、一个暂编师、一个教导师外，还有四个使用晋绥军2xx系列番号的独立旅，笔者之前已经介绍过俗称为工卫旅的第207旅，这回就来介绍由新军政治保卫队改编的第209旅，也算为本系列填个坑。
1939年5月，第209旅部分干部合影
第209旅最初是由决死第二总队长韩均于1937年9月依照苏联经验组建的三个政治保卫排，成员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的初中、高小学历指战员。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得知消息，便把这支部队调归第二战区行营政治处，改称山西政治保卫队二大队，但大队长贾耀祥、指导员戈力其实都是地下党员。1938年2月临汾沦陷前，第二战区随营总校二期的500多名青少年学员都被编入该大队，另将15岁以下学员200余人单独编为儿童大队，其总部和各大队军官大多来自太原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1938年3月，政卫队总部转移至山西汾西山云镇，梁化之与牺盟会负责人牛荫冠等开始着手扩编政卫队，其中首先招募、组建了300多人的一大队、400多人的三大队和300多人的五大队，同年4月将300多人的隰县自卫队收编为四大队，6月将中共领导的由流亡学生、工人、市民组成的抗日学生游击队400多人收编为六大队，将100多人的四分校随营游击队收编为直属特务队，9月将200多人的石楼等县自卫队收编为七大队。1939年4月，又将政卫队司令部武装工作队扩编为八大队，同年9月又招募、组建了300多人的九大队，此外还成立了宣传队、随营学校等单位。
第209旅代旅长张韶方，政治主任廖鲁言
据政卫队参谋处1939年4月统计，此时的山西政治保卫队七个大队共有指战员2876人、机枪50挺、冲锋枪335支、手枪92支、步枪864支、骡马73匹，加上后来组建的第八、九大队，直晋西事变前，政卫队总计有指战员4000人左右。此时，政卫队司令员为地下党员刘岱峰，政治部主任为积极分子张韶方、参谋处主任为进步军官孙定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政卫队游击在晋西山区，边扩军、边训练，曾先后与日军进行大小作战100余次。
1939年春秋林会议后，政治保卫队被改编为晋绥军第209旅，下辖第51、52、53三个团及儿童大队、前锋剧社、军政干校第14分校和特务中队等单位。领导方面，经过调整，此时由张韶方代理旅长一职，政治部主任则为地下党员廖鲁言，参谋主任为旧军官智守信。晋西事变前夕，智守信被调去秋林培训，参谋主任一职便由地下党员李一夫代理。一同去秋林受训的，还有代旅长张韶方和政治部主任廖鲁言，虽然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梁化之却故意给张韶方、廖鲁言布置了很多写材料、报告的任务，意图将他们二人扣住。
第51团于1939年5月由原政治保卫队三、五、六大队改编，团部还有一个警卫连及一个宣传队，总兵力1500余人。其中，三大队由洪洞、赵城、汾西、蒲县、灵石一带的青年农民组成，最初只有干部50余人，不到半年的时间发展到300余人；五大队由临汾、洪洞、赵城、蒲县、隰县一带的青年学生、农民组成，至1939年3月已发展到329人、各种枪208支；六大队是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李力果于1937年11月在临汾组建的400余人的抗日学生游击队，其下属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是由决死十总队成建制调来的一个步兵连。
51团政治处主任王树君与夫人凌恕
第51团团长郭生财、团附薛风林都是顽固分子，政治处主任王树君，副主任杨国兴则均为地下党员。其中郭生财原是第209旅司令部的一名小参谋，毕业于晋绥军军官教导团第一期，在秋林受训期间被阎锡山拉拢，并被提拔为团长。郭生财从秋林回来后，即开始大肆分发钞票，拉拢人心，原2营营长郭溶就被他拉拢过去，去秋林受训后便不再回来，解放战争初期，郭溶曾任阎军第46师师长，后来在上党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除郭溶外，2营新任营长郭甡荣也与郭生财关系密切。
编组为第51团后，该团继续在汾阳、孝义、介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略有斩获。1939年10月24日，第51团驻孝义板井村时，遭到日军突袭，为掩护团部突围，第2营4连的一个排在日军火力封锁下全部壮烈牺牲，团政治处亦阵亡民运科长肖华亭以下10人。事后得知，团长郭生财之前就已经得到日军要进攻的情报，却故意不通知部队转移，很让人怀疑其动机。王树君趁机召开民青团委会，对郭生财及其党羽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第52团于1939年5月由原政治保卫队四、七、八大队改编，驻扎在山西隰县地区。其中，四大队由隰县自卫队和部分流亡学生工人组成，仅用半年的时间发展到400余人、各种枪700余支；七大队由石楼、陵川等县自卫队组成于1938年9月，计有200余人，成员多为青年文盲农民；八大队是1939年4月在政卫队司令部下属的武装工作队基础上成立的，最初只有30余人，后派遣若干小组到洪洞、赵城、蒲县和隰县等地扩军，逐渐发展到100余人。
52团团长白云，政治处主任乔明甫
第52团的团长为白云（又名白彭年），政治处主任为乔明甫，副主任为张靖华，三人则均为地下党员。团组织成立后，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对一些顽固派军官进行了工作调动，比如原四大队长薛风林，因其立场反动，便把他调到第51团当团附。原2营营长杨玉成也是顽固分子，其自知在部队里待不下去，便主动脱队，此后由地下党员李友松担任营长。杨玉成的亲信、原2营6连连长徐曙东，则被调到团部当团附。
编组为第52团后，该团一边进行军政训练，一边派出部队与日军作战。1939年夏，日军一部对汾西地区进行扫荡，第52团1营配合友军在汾西县坡头村阻击日军，激战中1营2连指导员蔡明清、连附李效白等9人阵亡。晋西事变前夕，第52团3营（原八大队）被调给第209旅后方梯队，改称后卫营，原第52团2营改称3营，原第53团1营（原一大队）被调来改称第52团2营。
第53团于1939年夏由原政治保卫队一、二、九大队改编，直到10月才开始集中编组。其中，一大队由第二战区随营总校的干部、学员，于1938年3月在汾阳、孝义、隰县和汾西开展工作组建，到1938年冬发展到近400人；二大队最初由决死二总队长韩均于1937年10月以每个大队一个小队的比例抽调初中、高小文化的进步青年120人组建，后调归第二战区长官部政治处，并补入第二战区随营总校学员500余人；九大队是1939年8月，从二大队抽调干部在康城组建，后在孝义、文水、汾阳三县募兵，至11月底发展到300余人。
由于209旅部与阎锡山就第53团团长的人选存在分歧，因此自该团编组以来，只任命了地下党员景人杰（又名景涛）为团政治处主任，一直到1939年10月，上级党委才单方面决定任命地下党员贾耀祥为团长。至晋西事变前夕，该团一些部队还没全部集中起来，一些干部尚未到职。
53团团长贾耀祥
政卫队随营学校又称干部学校，成立于1938年11月，校长是地下党员张金（又名李夫），下辖两个队，共有300多名学员。1939年5月，政卫队改编为第209旅后，随营学校改称晋绥军军政干部第十四分校，原校长张金调任第53团3营指导员，由郝廉接任校长。
特务中队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春的政治保卫队随营四分校，有学员150余人，由政卫队司令部直接指挥，负责司令部的安保工作。1938年春，特务中队奉命调往阎锡山的大本营吉县，负责第二战区政治部的安保工作，同年7月，原中队长赵德荣、指导员张瑞生及队内20名进步青年都被调走。晋西事变中，这支部队被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吞并。
儿童大队由原第二战区随营总校的200余名15岁以下少年儿童组成，下辖龙、虎、狮三个中队，1938年6月又并入学生抗日游击队儿童队40余人，由牛文苑任大队长、金默生任指导员。1939年秋，儿童大队转移到被顽军包围的永和县，牛文苑和金默生就部队去向争执不下，便一起去旅部打官司，结果还没回来晋西事变就爆发了。顽固分子、大队附张敏趁机把儿童大队裹挟到晋绥军第十九军那里，1940年4月，大队内的12名政工干部被阎军杀害于吉县。
1939年12月初，阎军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晋西事变正式爆发，上级下令成立晋西南反顽讨逆指挥部，统一指挥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的决死二纵队、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和政卫第209旅。由于代旅长张韶方和政治部主任廖鲁言还在秋林，便由参谋主任李一夫和政治部组织科长张一琦出面，指挥和部署全旅的反顽行动，并捕杀了顽固分子、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志贵。
第209旅人员结局
第51团政治处主任王树君也积极行动，下令逮捕了团长郭生财及2营营长郭甡荣、3营营副董经寰，在将他们押往旅部的途中秘密处决。同时又将郭甡荣的两个亲信，4连连长靳汉民和5连连长王履善调到2营营部监视。第52、53团也都提前处决了内部的顽固派分子。第53团由于尚未完全集中而被撤编，团长贾耀祥调任第51团团长，其1营编入第52团，2营编入旅警卫连和后卫梯队，单独在外活动的3营则在与二纵队游击3团合会后编入该团。
在反顽战役中，第209旅配合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先后粉碎了阎军七个团的进攻，在向石楼转移途中又击溃阎军第202旅店两个团。不过，由于在晋西南地区始终没有打开局面，上级遂下令晋西南部队向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转移。出发前，1939年12月27日，第209旅在中阳县金家庄奉命并入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其中第51团并入支队1团，第52团并入支队2团，原第209旅各级团、营、连长分别改任支队各级副长，山西新军政卫第209旅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关于第209旅其他单位的结局，除上文提到的被阎军吞并的特务中队、儿童大队，以及编入决死二纵队游击3团的第53团3营外，随营学校在晋西事变中被编入决死二纵队5团，第53团2营4连后改编为晋西支队教导队，2营5、6连后合编为支队1团教导队。5连连长王天枢、指导员刘俊彩带领导部分人员在随后卫梯队过汾河时因遭日军阻击而掉队，他们后收拢了掉队人员150人，辗转抵达八路军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并被改编为决死一纵队42团特务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