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政矛盾：“黑船来航”的政治影响 嘉永六年（1853）六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四艘军舰抵达浦贺海岸，要求日本开国。“黑船来航”的主要影响在于给幕府高层带来了两个问题： （1）要不要开国? （2）“要不要开国”这个事到底由谁来定? 围绕第一个问题，一派认为，欧美国家日渐强盛，且在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击败清王朝，日本难以独善其身，必须打开国门；另一派以江户时代的显学一一“水户学”倡导的中国儒学为依据，讲求“华夷之辨”，自然认为要排除夷狄，这便形成了“开国”、“攘夷”之分。 至于第二个问题，从江户幕府主政以来，日本大小事务均决于幕府，主流思想自然是集权，不容置喙；然而另一派基于“水户学”的“尊王”思想，认为幕府需得到天皇授权才有正统性，如今大敌当前，幕府不应该再专断所有权力，应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公议”政体一一由此也就产生了“集权”、“公议”之别。 整个幕末与维新历史，既是“开国”与“攘夷”之争，也是“集权”与“公议”之战，两者相辅相成。 幕府为避免战祸波及日本，对外总体采取“开国”态度。嘉永七年（1854）一月，老中首座（相当于首相）阿部正弘代表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又在随后的两年之内相继与英国、沙俄、荷兰签订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阿部正弘也向“公议”方向做了努力：早在“黑船来航”前后，阿部正弘就打破幕府200 多年惯例，向全国征求退敌良策；《日美和亲条约》签订以后，幕府相继成立讲武所、长崎海军传习所等机构，广泛吸纳西方知识。到安政三年（1856）去世之前，阿部正弘为幕府留下了一个非常主动的改革局面。 但幕府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水户学”发祥地水户藩就力主“攘夷论”——这便为幕府内斗埋下隐患。 弘化四年（1847），幕府“御三卿”一桥家断嗣，幕府要求水户德川家过继一个儿子给一桥家，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当时被称为“一桥英明公庆喜”。水户藩本已位列“御三家”，又因距离较近而长年“定府”（ 居住）江户城，对高层政治决策有着很大影响。如今水户德川家又将儿子过继给具有继承权的一桥家，这让幕府中枢，尤其是老中群体极为警惕。 老中位于幕府官僚体系的顶端，将军命令需要以“老中奉书”形式下达给大名，随着德川将军远离政治，老中便因此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幕府260余年历史中出任的145位老中里，有79人出自阿部、酒井、大河内松平等12家谱代大名（从德川家康时代起跟随幕府的家臣），可见，幕府中枢完全由世家垄断。如若水户藩此次借助优势地位推举一位将军，又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的话，则很可能引发人事斗争，由谱代大名把持多年的幕府官僚系统自然会面临挑战。 水户藩支持攘夷，但“攘夷”与“尊皇”密不可分，于是幕府新任老中首座堀田正睦决定主动前往京都，向当时在位的日本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申请诏书。虽然幕府主政的200多年里制定国策从未征求也不必征求天皇同意，但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幕府认为只要天皇承认条约，水户藩便无话可说。 怎知安政五年（1858）三月，堀田正睦刚刚抵达京都，就有88位“堂上家”成员集体到皇宫附近静坐抗议，孝明天皇不敢下达诏书。这次政治事件让幕府大丢颜面，也让“公家”（皇室与公卿的合称 ）这个远离高层政治数百年的群体重获生机。幕府的“开国”之策不仅受到体制内拥有巨大权力的雄藩反对，也遭到京都公家的反对，继而引得本就对幕府不满的底层武士纷纷拥戴公家，反对“开国”。 到此为止，幕府高层主张“开国”、“集权”，公家与底层维新志士主张“攘夷”、“公议”，“黑船来航”后的政治对立局面逐步形成。 、#历史#、#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