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5日，午夜。里加， Krišjāņa Valdemāra 街的政府大楼。
大楼被军队包围，入口处设立了岗哨，只有说出暗号“Jelgava”的人才能进入。首相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的办公室里，政变的政治参谋部正在运转。楼上，他的私人公寓里，军事参谋部同步行动。这一夜，拉脱维亚的民主共和国，将在它最著名的开国元勋手中终结。
一场“预防性”的自我政变
乌尔马尼斯不是偷偷摸摸地发动政变。他是在职首相，是拉脱维亚独立战争的英雄，是1918年11月18日那个独立宣言时刻的主持者之一。他不需要“夺取”政权，他已经在政权之中。他只需要“暂停”它。
5月15日夜间到16日凌晨，军队占领了国家机构，关闭了议会大厦（Saeima）。立法权被乌尔马尼斯的政府 usurped。所有政党被禁止，大量协会和报纸被查封。大约一千名反对派人士被逮捕。政变的组织者没有遇到任何民众抵抗。
5月16日，政府发布了一份宣言。宣言声称，国家局势已经紧张到濒临“在所谓的‘军团成员’和其他不负责任团体的领导下，演变为偶然的冒险和武装冲突”的边缘。宣言还宣称拉脱维亚经济正处于“灾难性崩溃”的边缘，政变的目的之一是挽救它。
这些理由，经不起推敲。所谓的“军团”阴谋，是乌尔马尼斯自己制造出来的烟幕。一个名叫沃尔德马尔斯·奥佐尔的冒险军官，带着大约二百人的“战斗小组”，在1934年2月就已经开始做梦发动武装冒险，但他们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乌尔马尼斯作为首相，掌握着关于他们的全部情报。他知道奥佐尔的“军团成员”试图联系第四瓦尔米耶拉和第六里加步兵团，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没有军队，政变不可能发生。然后，乌尔马尼斯通过他忠诚的政治警察，把奥佐尔从塔林引诱到边境，在5月6日将其逮捕。逮捕之后，他利用这件事制造了一个印象：军团成员已经准备好发动政变，而奥佐尔是来领导它的。
宣言没有解释，一个已经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如何还能从监狱里筹备政变。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借口已经被制造出来，并被用来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提供说辞。
至于“灾难性崩溃”的经济，事实是：危机是严重的，但灾难并不存在。
议会为什么“该死”
乌尔马尼斯选择动手，有一个更真实的背景：拉脱维亚的议会民主，在他眼中已经“该死”了。
拉脱维亚的议会，一百个席位，分裂成二十个相互争吵的党派。每个党派有自己的领袖，没有两个人能达成一致。德国纳粹制度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者，各自从混乱中获益，同时又在相互密谋，试图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控制权。乌尔马尼斯作为农业联盟的领袖，他的政府“对于议会中的二十个派系，以及议会之外的两个更大的政治集团来说，行动都太快了”。
议会无法通过农业利益所需要的建设性立法。议会制度正在“在自身低效的重压下崩溃”。
这不是一个虚假的指控。拉脱维亚的民主确实在挣扎。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东欧和东北欧的新生国家，政治体系普遍被描述为“不稳定”。拉脱维亚不是一个例外。但议会分裂、政府更迭频繁，这些是民主的病症，还是民主被终结的理由？乌尔马尼斯的答案是后者。他用宪法第62条宣布了紧急状态，然后开始在没有立法机构的情况下统治。
一个孤独的“领袖”
政变之后，乌尔马尼斯宣布自己为“Vadonis”——领袖。这个称号，带着一种刻意的孤独感。他不是政党领袖，不是议会领袖。他是“人民领袖”。所有政党被禁，所有协会被查封，所有报纸被关闭。他把自己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站在所有人之上、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人。
乌尔马尼斯做了许多被后人称道的事情。在他的六年统治期间，拉脱维亚强调了“拉脱维亚化”，经济在威权框架下有所恢复。一些拉脱维亚人至今将他视为民族英雄。2015年，一个执政联盟中的政党成员甚至组织车队，在5月15日这一天从叶尔加瓦开往里加，庆祝“民主在拉脱维亚死去的这一天”。
但庆祝一个民主的死亡，需要用多么大的沉默来支付？大约一千名反对派人士在那一夜被逮捕。数百人被关押。所有政党被禁止。所有报纸被查封。一个在1918年11月18日从废墟中宣告诞生的共和国，在不到十六年后，被它自己最著名的国父从内部关闭了。
民主的“预防性死亡”
乌尔马尼斯政变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于它是一场暴力的夺取。它几乎不是暴力的。没有街头战斗，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它是一场“预防性”的自我政变。乌尔马尼斯和他的同僚们告诉自己，也告诉国家：我们在拯救民主，从它自己的混乱中拯救它。我们在阻止更坏的事情发生。军团分子，纳粹分子，社会主义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威胁。我们只是先动手了。
这种逻辑，在1930年代的欧洲并不陌生。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从匈牙利到南斯拉夫，民主在“预防性”的借口下被一个个关闭。拉脱维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是由一个被广泛视为国父的人亲手关闭的。乌尔马尼斯在1918年帮助创建了这个国家，在1934年又亲手终结了它的民主。一个人，两个角色，中间只隔了十六年。
1934年5月15日午夜，当格雷厄姆·格林在里加中央车站附近散步、觉得这座城市“有一种腐朽的、巴黎式的、令人震惊的旧式气息”时，他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刚刚完成了一次对自身的政变。他登上火车，第二天早上在柏林醒来，他的兄弟问他：“里加和革命怎么样了？”格林回答：“革命？”他的兄弟告诉他：“午夜发生了政变。每个街角都有机枪。”
每个街角都有机枪。但开枪的命令，从来没有下达。这场政变不需要开枪。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在午夜签署命令的人，和一个足够疲惫的议会，以及一个足够沉默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