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高层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洛甫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按他们规定的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额提出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 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表示希望“走”。洛甫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中谈到此事，说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19] 　　洛甫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甫差得多。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