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临汾文史资料》第五辑（未见出版日期），作者林解、林动，原标题《黎明前的临汾铁工厂》

正文
今天的临汾动力厂，日军占领临汾前，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善胜医院，在临汾很有影响。三八年二月，临汾落入日军铁蹄之下，沾英国人的光，善胜医院还维持门诊达五年之久。但是，最终也没逃脱关门倒闭的命运。
一、在刺刀威逼下成立的兵器厂1943年秋季的一天，日军中泽指挥官，带领三十多名手持“三八”枪，上着明晃晃刺刀的鬼子兵强行占领了善胜医院。
此后没几天，东关的泰记工厂又遭到了日寇的洗劫。
东关“泰记”铁工厂，是十年前成立的一个手工业小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经营，添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生产农具和轧花、压面机之类的小型机械。这天，工人们正在干着活，门外突然开来一辆大卡车，十余个鬼子，持枪带刀，闯进工厂。不问三七二十一，立逼工人停工。工厂经理见事不妙，急忙敬烟塞钱，上前苦苦哀求，也丝毫无济于事。鬼子将主要机器设备一齐搬上汽车，几个翻砂工人，也在刺刀的逼迫下上了车，由鬼子兵押着，一直开进了“善胜医院”。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城里的群众，对日寇的这一暴行，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是，鬼子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一时还摸不透。
不久，鬼子又用汽车拉来了一些车床、钻床、汽锯等机器设备，在善胜医院建立了“兵器厂”。人们的“谜”才算解开了：日本兵占医院，抢机器，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的原料，制造军火，去屠杀中国人民！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谁不切齿痛恨呢？
日寇之所以采用了这种毒辣的手段，一方面说明了它作长期侵占中国的打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暮穷途的日寇，竭力垂死挣扎的虚弱性。
鬼子把“善胜医院”改建为“兵器厂”以后，利用汉奸走狗，采用逼迫、利诱等各种卑鄙手段，抢拉了几十个工人，其中大部分是童工。
于同年冬正式开工生产，主要生产手榴弹，附带修理枪支，产量很难估计。据当时的工人回忆，只知道五、六天开一次炉，铸造手榴弹壳。生产上用的原料主要通过“治安强化”运动在近县强行掠夺。另外，还通过阎锡山设在何二胡同内的“文信公寓，”进行物资交换。
阎军用成群的骡马，从吕梁山上给日寇运来很多硫磺、木炭和生铁等原料，让鬼子制造残杀中国人的武器。
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下，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厂内一切由鬼子的小队长吉川掌管。除铸造活以外，机器全由鬼子操作；中国工人被强迫着：用手工装炸药、安信管，干着危险性大而又十分笨重的苦力活。鬼子对工人控制得很严；一上工就不许随便流动，只准死守一块地，死干一种活，打杂活的工人，也受到鬼子的严格监视。中国工人上下班要给守门的鬼子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出入厂门要排队搜身。劳动时间不准喝水，就连大小便也规定着时间。工厂内有三十多个鬼子兵，步步设岗戒备森严，到处闪耀着刺刀的光亮，抽打工人的皮鞭声时时地哨哨作响，这真是一座“人间地狱”。
一九四五年的端午节，十三岁的女童工李春英，口渴极了，偷偷地到灶房去打水，由于心慌害怕，将半桶开水从锅台上倒下来，烧得两腿红肿，起满了水泡。鬼子过来，一顿毒打后，又立逼着去干活。工人们从早到晚，劳累一天，得到的一角三分准备币②，只能买到一斤多棒子。童工和女工们工资更少。一个个忍饥挨饿，骨瘦如柴。有的人还在日寇的魔掌下，葬送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童工张小安，六岁上跟爸爸从河南逃荒到山西。不久，爸爸被鬼子杀死了。背井离乡，夫死儿幼的妈妈，整日锥心泣血，极为悲痛，结果得了一场伤寒，双目失明了。小安拖着妈妈穿街走巷，过了六年乞讨生活。一九四四年，小安十三岁了，枯瘦的身躯，长平了妈妈的肩。妈妈经常摸着长高了的孩子，百感交加，这是丈夫留下的血肉，也是自己在绝路上的唯一希望啊。
这年，小安随着穷朋友王四孩，被鬼子诱逼，到“兵器厂”做了工。自从进了这座人间地狱，就成天扛木头、抬焦炭、拉板车，凡是成年人干的活他都得干。有时大木头压在他的小肩上，全身颤抖，每向前踉跄一步，都要付出吃奶的力气，沉重的劳动，根本不是一个年幼的孩子能胜任的。只一年光景，小安就驼背了，两个小眼珠埋在深深的眼眶里，失去了童年的光彩。一天十多小时的沉重劳动，每月发的工价，只能买到三斗棒子，那里能够糊住母子两人的口呢？鬼子不准工人在厂里住，小安和妈妈住在东关城墙的破窑洞里，早出晚归，度日如年。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天气炎热，小安染上了痢疾，带病去上工，扛起沉重的木头自然是摇摇晃晃，鬼子过来拦腰就打。有病的人那里能受得了？手脚一软，木头从肩上滚下来，把鬼子的腿碰了一下。鬼子凶狠地大骂：“苦啦！巴格呀噜！”没头没脑地浑身乱打。破烂的衣服，混着血肉随着皮鞭飞起，小安昏死在地。鬼子走后，来喜和四孩急忙把小安抬到墙角，喷上凉水才慢慢苏醒过来。这时，来了两个鬼子，几鞭赶走了来喜和四孩，把小安拖到厂外的旷野，浸在血泊中的小安，挣扎了几下就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已是黄昏时候，才强忍耐着刺心的痛苦，勉强爬回家去。双目失明的妈妈，抚摸着遍体鳞伤的儿子，心中好似扎上了一把刀，泪水掉在小安的头上。第二天夜晚，小安就含愤死去了！
鬼子，从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工作时间没长没短，干活没轻没重，生命安全没有一点保证。手榴弹的装药，是一道危险性最大的工序，除了木案和简单的工具以外，一点安全设备都没有。鬼子进去监工要带上面具，而整天装药的工人们，只穿着自己的两件补钉垒补钉的破衣服，随时都有中毒和被炸的危险。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鬼子在各战场上的失败愈来愈惨重，需用军火更急。“兵器厂”的鬼子，就加剧对工人的威逼，不断地延长工作时间。装药房的工人，白天从早一直干到天黑，晚上还要加班到三更以后，一天工作增加到十八、九个小时，而工资却照旧不变。童工小根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肺病日趋严重，一天下午头昏眼花，心神晃惚，实在支持不住了刚一沉迷，便被鬼子发现了，劈头盖脑抽了一鞭子，打得他身子一歪，手里的信管碰在木案上爆炸了，顿时，血流满脸，右手炸得乌青，四个手指随着信管爆炸声不见了，和他一起干活的三个童工的脸也被炸伤。事故发生后，鬼子不但不给医治，还将小根推出厂门，不用了。
腊月天，寒冷使人多尿，等不到鬼子规定的时间，就得上厕所。武天有乘鬼子换岗，偷着溜出去小便。回来时，因为担心鬼子发觉，神经紧张，将信管匣子从木案上撞翻下来，几个信管立刻爆炸。脚腿都被炸伤。鬼子闻声赶来，凶声恶气地大叫大骂；武天有刚要爬起身子，鬼子朝背又狠狠地踢了两脚，拖出了工房。天黑下了班，因为鬼子在一边站着，工人们谁也不敢去看他一眼。以后就再也看不见这位童工来厂上工了。
工人们在非人的折磨下，个个失去了健康，大部分都得了难以治愈的疾病。
鬼子的残暴压榨激起了工人们无比的仇恨，大家知道，不斗争是活不下去的。当时，晋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经常袭击临汾附近的日寇，打得鬼子失魂落魄，盘踞临汾城的鬼子，惨败的狼狽相，工人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临汾街上也出现过抗日游击队的传单。八路军，游击队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入工人们的耳里。大家暗里高兴：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都暗暗憋足了和鬼子斗争的决心。开始磨洋工。工人们，自进“兵器厂”的那天起：就懂得鬼子制造军火。是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因此谁也不肯给它好好干活。每天上班，鬼子监督工人，工人也监视着鬼子，和它捉迷藏，磨洋工，装药工人常有一个在门口放哨，鬼子不来的时候，大家就坐着休息，抬铁搬炭的工人也是这样，看到鬼子一来，把筐子装得满满的，鬼子一转身，又倒了出来。当时的汽锯是用来锯木条、制手榴弹把柄的。鬼子狡猾，总不肯叫工人单独掌握，只让工人给它作帮工，但是，鬼子一离开机器，工人就把大木头锯小，小木头锯斜、锯歪，叫它无法使用；有时就干脆不给上料，让汽锯空转。
鬼子给工人的工资，有时发给准备票，有时发给粮食，而且常常拖发，少发。有一次，发工资的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天，工人早就没有粮吃了，有的向邻居借上一瓢半碗，拌上野菜填肚子；有的下班不回家，等家人剩下的菜汤、锅巴、淘米水，吞上几口充饥；还有的下班以后上大街去讨饭吃的。大伙都在一秒一分地盼着发工钱。但是，一天又一天过去了，鬼子还是不理睬这回事，大伙心里的火压也压不住了。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工人李小斯几个人背着鬼子就谈论起来：“不发钱，也不给粮吃，明天不干了，”“对，我们还能等着饿死吗？”你一言，他一语，谈论了一阵。当时大家还不懂闹罢工，只想着为了活命，豁着不干了，和鬼子斗一场。他们决定一块停活，立即分头串通了所有的男女工人。第二天，大伙仍正常按时进了厂，都坐在当院里围了一大圈，没有一个人去上工。鬼子指挥官中泽走过来，挥着皮鞭凶声吼叫：“苦力，你的干活……！”几十个工人稳稳当当的坐着，没有一个人答理。鬼子举鞭要打人了，平时不吭不哈的来喜和来盛，今天被逼得也有智有勇了，没等鬼子动手，一把将鞭子夺了过来，接着，大伙异口同声地喊起来，“饿着肚子是不能干活的。”中泽一看，有点害怕，就慢慢地软下来了。李小斯上前抓住中泽的衣袖，指着它的肚子说：“你的肚子有米，我们的肚子饿坏了，不能干活，你的明白？”鬼子本是不讲道理的。但是，工人一齐闹起来的时候，他也确实害了怕，再加上鬼子急需军火，也想笼络工人多制造一些手榴弹，好来维持惨败局面。所以工人所提出要粮、要鞋的条件，都得到了解决。这场自发的经济斗争，以鬼子失败，工人胜利而告终。从此，大伙认识到：只有大家紧紧团结起来斗争，才能求得活命，才能有力量反抗凶恶的敌人。
“兵器厂”的工人，在鬼子残暴统治和奴役下，就这样无时无刻的反抗着，斗争着，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二、换药不换汤的复兴铁工第五厂一九四五年九月初，苦熬了两年的“兵器厂”工人，听到鬼子投降的消息后，乐得扬眉吐气，奔走相告。但是，谁也没想到开进临汾城的阎军六十一军和日寇一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正是：“一城风雨千家哭，虎去狼来万户愁。”阎军接收了“兵器厂”后划为军事要地，派兵驻扎厂内，周围严禁通行，工人被赶出了厂。
十四岁的女童工李春英，家里只有两亩薄田，父亲年老养活不了全家六口人，才忍痛把她送进鬼子“兵器厂”的。当日寇投降消息传来，她高兴得跳着跑去找好友郭爱琴，把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郭爱琴，因装手榴弹受了伤，面黄饥瘦地躺在床上养伤，听了春英的话，高兴得爬了起来。她俩又说又笑打着小主意：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再不会为生命耽忧了；以后学着开机器，修机器，学翻砂也行。可是，阎军一到，她们的小主意，同全厂工人们的美好愿望，完全变成了泡影。李春英仍然跟着挨饿；郭爱琴则跟着亲人逃回老家河北去了。工人王四孩等，没有工作，流浪街头，被阎军抓去当了兵。几十个工人的命运，大都如此。真可谓：“过了鬼门关，又进阎王殿”。
一九四五年十月，阎锡山的山西经济管理局委派杨保亭为监交委员来到临汾，登记了日寇“兵器厂”遗留下的全部财产；十二月，移交给复兴炼铁第六厂厂长翟林接管。
复兴炼铁第六厂，开设在乡宁县圪台村附近，距炼铁六厂不远，还建有硫磺第一厂，两个厂都由翟林统管。日寇投降后，阎锡山授意翟林：迅速结束两厂生产，准备接收鬼子遗留下来的“兵器厂”。翟林喜出望外，遵示下山，很快把三厂并成了一个厂，取名“复兴铁工第五厂。”设备简陋，资金极少，全部财产一部分来自炼铁六厂和硫磺一厂；另一部分，就是日寇遗留下来的两台车床，一台钻床、一个卧式锅炉，一些破铜烂铁和几间破房子，总计约折合小麦：166000斤。
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虽经半年收检整顿，但由于没有技术工人，机器不能安装，无法开工生产。原兵器厂的工人，早被阎军赶走找不回来。翟林从山上带来的人马，多系心腹官员，只会吃喝玩乐；少数几个工人，也只会挖煤炼铁。翟林无法，便亲赴太原，施用拉拢利诱伎俩，先找到汽车修理技师毛世英，接着又诱骗来库应福、阎化今、张利生、冯三晓、阎崇信、阎寿山等六名技术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因为太原警特横行，抓兵紧急，无法存身，被迫跟翟林来到临汾的。这些工人五月进厂后，修理机器，砌炉生火，六月就开了工，生产一些常用工具。
与此同时，翟林又在当地三三两两的招收了一些徒工。这些徒工，一般是二十岁以下的农村青年，也大都是为了避免当兵才进厂的。
“复兴铁工第五厂”开工生产后，共有五十余人，绝大部分为学徒工。主要机器设备有：
12尺元车　1台
4尺元车　1台
三号钻床　1台
7.5马力柴油机1台
化铁炉　　1座
碾子　　　1盘
老虎钳　　8个
钳案　　　2个
铜磨　　　1盘
石磨　　　2盘
从设备来看，可知其规模是很小的。在阎锡山统治的将近三年内，设备很少增添，生产萎靡不振。当时，工厂的管理机构：分设会计、事务、营业、工务等股。生产上仅有铸工、机工（包括金工、钳工、动力）二部。管理机构的人员，都是效忠阎锡山的爪牙和翟林本人的亲信；副厂长赵则良是阎锡山的同志会“基干”，会计杨逢西是翟林的同乡，营业主任王占英是翟林的姐夫，事务长王乐天是翟林的老部下，工务员白贵卿更是翟林的心腹，还有阎锡山的干女儿彭桂元，人称“五姑娘”，是副厂长赵则良之妻，负责厂里的“肃伪”工作；她还是临汾地区“兵农合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厂里权势极大。从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可充分了解官僚资本企业的腐朽与黑暗。
在生产方面，工务股由技师毛世英全面负责。机工部的工长阎寿山、副工长张利生，除领导工人生产外，自己也同样参加劳动。
铸工部成立较早，生产、技术、经济、工人生活都是独立的。但要受厂方行政领导，这个部原是当地青年工人陈德奎、桑顺林、桑育林于一九四六年初，自行经营的。由于三个人都是穷棒子，七拼八凑，资金仍然不足，同时，深知私人开办炉院，要遭受种种苛捐杂税的残酷勒索，并有被抓去当兵的危险，被迫与厂方订了合同，成了受厂方行政领导的铸工部。起初，厂方供给一部分设备，如化铁炉、砂箱等。铸工部就以厂的名义自行揽活，自行销售，但对厂方搞到的铸造活，必须尽先浇铸，并按期向厂方缴纳利润。翟林为什么要在官僚资本企业里，存在一个半官半私的铸工部呢？目的是骗取技术工人，利用私人资本打开门面，然后再行控制吞并，以攫取高额利润。陈德奎等辛酸劳累，流尽血汗，所换来的仅仅是没有被抓去当兵而已。
复兴铁工第五厂没有固定的生产对象。机工部：修理汽车、马车、轧花机、压面机，制作铁皮水桶、铁皮簸箕、炒瓢、水壶等简单的生活用品。铸工部：铸造灶笼篦子，犁铧耙齿。有时两个部联合生产少量的农用水车、畜力弹花机等生产工具及铁床铁椅等社会用品。但是，这些产品那能满足官僚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呢？
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翟林等人又不择手段地利用少投资或根本不投资的办法，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所谓生产兴盛时期，利润率是相当高的，据敌伪旧存资料，单“畜力弹花机”一项，纯利率竟达95.6%，剥削率达221.4%；若将全部产品计算在内，就更大了。虽然如此，但由于工厂规模小，工人少，厂主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根本不能满足吸血鬼的贪欲。这样，就势必要寻找新的剥削门路。
一九四六年九月，增添了铜磨一盘，从此，著名铁器制造工厂，竟然经营起面粉加工业来。翟林看到这种剥削面极宽的生意，是他搜刮钱财的门径，就又增加了两盘石磨，专用工人八名从事经营。翟林还附和着他的主子唱起“复兴”的滥调，说什么：“为了复兴，门路愈广愈善。”因此，在同一时间里，又在临汾成立了“营业所”，出售产品，为垄断市场插上了第一脚。官僚资本家，玩弄花招，言而无信。营业所成立后，完全控制了铸工部独立经营的权利。使原来独立经营的铸工部只能自产，不能自销，必须低价把产品卖给厂方，厂方再高价在营业所出售。陈德奎等人劳而无益，但也无可奈何。
翟林这套重重剥削的手段，深得阎锡山的赏识，他在效忠主子的同时，也大肥了私囊。早在兼管炼铁六厂和硫磺一厂时，翟林就私养骡马，常年贩卖生铁，搞投机买卖。三厂合并后，又发了一笔交接横财。据深知其底细的人说，翟林当时的私人积累，在十万斤小麦以上。到铁工五厂，又隐瞒收入，拖欠工资，降低工人伙食标准，把自己的金字塔，砌高到小麦十五万斤。贪污腐化，是旧社会的特产，翟林为了更多地榨取钱财，中饱私囊，又采取了垄断市场的手段。但是好梦不长，到一九四七年，不但产品卖不出去，积压累累，就连小麦加工生意，也很快枯萎了。因为八年的抗日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还未得到恢复，阎锡山就大肆推行反动的“兵农合一”政策，把人民从苦海又推向了深渊。当时流行的民谣说：“兵农合一聚宝盆，农村抓的没有人；兵农合一实在好，遍地长的沙蓬草。”“壮力被抓光，牛马卖出庄；田园齐荒芜，犁耙尽入仓。”由此可知，人民是何等苦难，那里还有什么购买力！一九四六年底，厂内生产八挂水车二十部，只卖出了两部，犁铧每月铸制二百个，卖不了一半。
翟林为了解决产销矛盾，依仗官办企业的权势，规定：市场上有同类产品，其价格高于本厂的，一律禁卖；低于本厂的，则尽数收买。这样，就全盘垄断了市场。另外，又仗势强迫临汾城内大小铁货铺，以及附近集镇的铁货店，都为铁工五厂代销产品，并一律悬挂：“铁工厂代销店”的招牌，直接把私人经营的铁货店，变成了铁工五厂的产品推销处。并要铁货铺老板接受这样的条件：“必须先推销铁工五厂的产品；必须为铁工五厂收购原料；如要停业，还必须有批准手续。”这样一来，在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下，临汾城里的铁货铺，难以经营，半年就倒闭了四、五家；临汾大阳镇一家小铁货店，因被迫推销，弄得灶火无烟，妻啼子叫，老板只得把心一横，忍痛关了铺门，带着全家到外乡去逃难。
但是，这仍不能解决官僚资本企业的产销矛盾。翟林看到垄断不灵，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由制造产品改为包活加工。这一着，对工人的剥削就更加沉重了，而官僚资本的积累，却收到了奇效。据老工人刘来成回忆：有一次，厂方揽到铁路上四万件道钉，以当时伪币一角二分一个包回，再以八分包给技师毛世英，技师则又分包给工人加工。这样一批货，厂方剥得纯利伪币一千六百元，技师从中剥得伪币一千二百元。工人包得道钉后，在此期间，厂方不发工资，不供应伙食，五分伪币自然是打不出一个道钉来，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
由于包活加工有利可图，于是厂内大起包揽之风。厂长、会计、营业员和技师到处奔走寻找揽活，就连“五姑娘”也急得伸手插脚，不放机会。当包揽过剩时，由于本厂生产能力有限，就提利两成或三成，再转包给厂外铁业小厂和小手工业者。由此可见，官僚资本不但残酷地剥削本厂工人，就连私人手工业者，也决不放过。
吸血鬼发了财，工人却遭了殃。工匠一天工作10小时，学徒工连加班加点干杂活，至少每天劳动13个钟头。翟林怕重重剥削工人受不住离厂而去。又想了一个绝招：工匠进厂，先扣留一个半月的工资，要是中途离厂，这一个半月的劳动就算白搭了。工人阎崇信实在忍无可忍，干了几个月，决心丢掉这个饭碗，准备回家另谋出路。翟林扣着工资不发，以经济要挟，但阎崇信有骨气，宁舍了一个半月的工钱，在工人兄弟们的帮助下，飞出了这座牢笼。至于对学徒的控制，那就更紧了。学徒进厂要保人，立有三年不准离厂的字据。统治者抓住了这张卖身契约，哪里还把别人的儿女当人看待；张口便骂，动手毒打。白天干到晚，黑夜熬到明，出厂还要翻名牌。一年只有三天假，想不干，还不行。逃走被抓回来，要遭到“法办”或送去当兵。学徒工王青记进厂九个月，没有学到半点技术，一进厂就给会计杨逢西打水、扫地、端茶送饭，甚至拉屎撒尿也得给他倒出去。后来调去磨面，早起守磨，劳累一整天，到晚上下了工还要喂牲口。这样的生活那能叫人过得下去！学徒们的处境，都和王青记一样，谁都想反抗，都记恨在心头。但是翟林和他的爪牙都有一套治人的刑具，阎锡山的干女儿彭桂元在厂里也设有临时“法庭”，半点不顺眼就要以“伪装”分子（指八路军）惩处，整个工厂充满了一片杀气。有一次王青记病了，半天没上班，翟林跛着两条腿，用大板子敲着他的头怒冲冲骂道：“你不干活，就休想吃我的小米，要活活的饿死你！”青记没饭吃，饿了好几天，折磨得不象人样，后来逃出厂，在村里过着躲躲藏藏的流浪生活。
反动派只知榨取，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厂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对各种工伤事故一概不管。工人阎寿山爬到天轴上去修理轴瓦，连个梯子也没有，结果从上面摔下来，跌得昏过去。翟林走来，不但没有半句怜恤的话，反而破口大骂，什么装“死呀，把他丢到井里去，看他醒不醒。”工人张利生、库应福等忍着怒气，含着眼泪，把自己的患难兄弟抬回寓舍抢救，过了一个多小时阎寿山才慢慢的醒过来，只休息了一天，就勉强上工了，但却被扣了两天的工资。
有一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着毛毛细雨，翟林派刘来成、郭小憨等几个学徒去送货，在回来的路上，迎面奔来一辆军用大马车，把走在前面的刘来成冲倒，掉进路旁几丈深的壕沟里去了，郭小憨等几个人马上摸下壕去，七手八脚的把刘来成背上来，抬进善胜医院。在灯光下一看，只见他满口流血，不省人事，已是奄奄一息了。穷兄弟们看到他跌得如此凄惨，顾影自怜，都放声大哭起来。郭小憨连滚带跌的赶回厂里报告情况。翟林、五姑娘等正在屋里喝得脸红人醉，围满一桌推牌九，咀里呼什么，“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虎头粗”的赌博经。听了小憨的话，翟林把醉眼一瞪，跛腿一顿喝道：“滚出去，死了十个才五双。”接着，又呲着牙叫起“天架压地架来。”郭小憨没法，战战抖抖的退出房来，又听到五姑娘哼着鼻子骂：“臭小子真不知趣。”
小憨哭哭啼啼的把情况告诉了师傅张利生。张利生听了，顾不得天黑雨大，拔腿就往医院走，小憨紧随在后头。到了医院，张利生俯身一看，见刘来成躺着，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呼吸十分微弱。他的眼泪不觉地流了下来。医生向张利生说：已经打过两针，大概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费用……”张利生回答：“只要救活了人，花钱多少都可以。”
第二天早晨，刘来成醒过来了，算是活了命。他虽然住了院，并没有躺在清洁病床上，而是住一间阴暗的小房子里，躺的是一块门板，房里的空气充满了霉菌的味道，风从小窗吹进，把墙角里的蜘蛛网吹得抖抖摆荡。
半月后，刘来成慢慢的能走了，张利生和工人兄弟们好容易凑足了钱，交了医疗费用，把他接回厂。吸血鬼们见了破口大骂：“挺尸挺够了吧！还不给我去上工？”刘来成拖着虚弱的身子，咬咬牙走进工房去。在吃人的社会里，官僚资本家对待工人就是如此残忍。
那个时代，通货膨胀，物价好象一支穿云箭直往上冒。工人的工资虽然是按天计算发给实物小麦，但实际上却以月初牌价计算全月工资，发给纸币。更可恶的是厂方还经常借故不发，一拖就是好几个月。工人冯三晓，日工资是五升，一月应得小麦一石五斗，但是领到伪币后，只能买到四、五斗，儿幼女小，母老父衰，一家数口，五斗麦子又怎能活命呢？学徒工就更苦了，根本没有工资。一月发几个津贴钱，连剃头还要师傅帮助添点才够。厂里不供给穿的，更不发工作服。一年到头，上班下班，都是破破烂烂，衣服上沾着发光的油垢。学徒王根五到了炎热的夏天，还穿着棉袄，棉絮从密密麻麻的窟窿里缕出。翟林和五姑娘穿着轻飘的绸衫到工房来巡视，离王根五很远就先把鼻子用香手绢掩住了，咀里还要骂几句：“不知热的臭小子。”
工人和学徒全都住在厂里的几间破屋子里，一个挨着一个挤在土炕上，没有半点空隙。屋子里阴暗暗的，腐烂的气味熏得人够呛。夏天睡在里面，就象进了蒸笼，个个汗淋如雨。厂里没有半点福利设施，工人们自己买不起治跳蚤的药，每天晚上要爬起来抓几次跳蚤、臭虫；冬天没有炉子，冷风呼呼地从屋檐瓦缝里吹进来，衣被单薄的工人，冻得上下牙齿乱打架，许多人都冻出了病。
生病，是工人的灾难，厂里不但不管治疗，就是自己掏钱到医院去，也很难请准假。工人病了，就扣工资，学徒病了，不到昏迷不醒的程度不让休息。休息了，不让吃饭。有一个姓柳的小学徒，是河西人，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来厂不多天就得了重病，厂里什么也不管，卧床十来天死去了。工人忍痛把他埋了，至今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工人们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厂长翟林在开工初期，为了招来工人和学徒，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大装门面，把伙食办得挺像样：一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顿六碟小菜。到工人和学徒招收够了后一摇尾巴，原形毕露，改成每天两顿馒头，四碟小菜，接着又变成一顿馒头，两碟小菜，不到两个月就全成了小米加半碟咸菜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工厂开工不过一百多天，翟林就逼迫着工人成天到晚地干活。工人们劳累一天又吃不饱，翟林的那套先引诱后刻薄的把戏就不戳自穿了。工人们端起小米粥，还没有喝进去，一股强烈的霉臭味早已钻入鼻子里，呛得出不了气，两个月的霉小米把人喝得个个骨瘦如柴。
一天早起，工人库应福，阎寿山走进灶院，端起碗来，只见学徒们在一口一口往下咽，如同吃苦水一样。两人看了，十分不忍，将碗向地上一摔，齐声说：“不干了！”工人们纷纷赞同。学徒们看到师傅不喝，说不干了，也立刻把手里的碗丢开了。臭小米粥倒得满地四流。这时，把头白贵卿把钟打得当当直响，催工人上班。但谁也没有离开灶院，大伙商量准备找翟林算帐。
把头白贵卿见没有人上班，走进灶院来催迫，一见工人们大声议论，吓得没敢开口。学徒们最恨他平时打人太厉害，就向他挥拳示威。把头见事不妙，夹着尾巴连忙去报告他的上司。翟林睡眼惺忪地听了报告，一脚踢开被子，披上衣服拖着鞋，提起三尺长的大板子，一跛一蹬的奔向灶院来。只见他杀气腾腾，板子一扬，厉声叫道：“你们要反了吗？还不给我上工，白吃小米不成？”工人们正要找他说理算帐，一见这副样子，个个怒气冲天，人人摩拳擦掌。库应福端起半碗臭米汤，走去前去，理直气壮地说：“谁白吃小米，这种臭小米能吃吗？”阎寿山紧跟一步说：“吃臭小米，我们就不上工。”
翟林见工人来势不对，大棒子压不下去，软软的把板子落下来，假装当手杖拄着。勉强向前走了几步，假笑三声，花言巧语说：“误会，误会！兄弟们吃的不好，这是事务上的职责，就算翟某照顾不到，大家先上工，今后的伙食，我翟某一定关照关照。”大家见他耍圈套，冷冷说：“你不要来这一套，讲明白点，怎么个管法？”。翟林无奈何，只得当场答应工匠另外起灶，学徒改成早饭小米粥，中午馒头，晚上和子饭。大家斗争初获胜利，尝到了齐心斗争的甜头。
翟林从灶院回来，气得象只疯狗，暴跳不安。他知道答应的条件不能随便收回，一收回，工人便会散去，工厂就得关门；不使点厉害怕将来再闹。于是第二天，叫来一批宪兵警察大张声势，借口违犯厂规开除了工人库应福、阎寿山两人，并强迫立刻离厂。好阴险的回马枪！工人们愤怒极了。但当时工人不多，又大部分是没有经验的年轻学徒，缺乏有组织的斗争策略，因此未能顶住敌人的嚣张气焰。
库应福、阎寿山离厂几天后，五姑娘彭桂元从太原返回临汾，深责翟林惩处不严。他认为带头闹事的工人，一定是共产党派来的伪装分子，就通知警察火速追捕。工人们知道彭桂元搞的是特务工作，见她回厂后鬼鬼祟祟，行踪可疑。就通知了当时还流浪在临汾城里，靠工人兄弟救济生活的库应福和阎寿山，使他们潜出城，免遭毒手。
这次斗争虽使工人的生活稍微改变了一些，统治者表面上好象对工人也做了些让步，但他们开除了工人，怕激起更大的仇恨，就采取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制造分裂，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他们对技工采取拉拢利诱，对徒工则进一步残酷压制。
徒工刘明升病情很重，翟林不但不给医治，还不准休息，不让他请假回家治疗。当时城内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工人出门还要“通行证”。刘明升无奈只得通过亲戚关系搞了个“通行证”，才出了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医治了几天才算脱险。但厂方并不放过，派人追寻到家，把他抓回。翟林和五姑娘把全厂学徒集合起来，命令他们的爪牙对明升当众动刑，企图惩一儆百。把头白贵卿马上把刘明升拖倒在地，扬起板子，就用劲往屁股上打下去。刘明升痛彻骨髓，不上十下，便昏迷过去了。打完后，翟林又把众学徒呵斥了一顿，五姑娘假惺惺地来收场，命令大家散去上工。
不论反动派如何软硬兼施，阴谋百出，工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大伙抱成一团，继续进行着坚决而巧妙的斗争。工人梁可巨天天泡磨菇，一天只车十来个小螺丝钉；锻工们则经常把铁料埋进地里，制造原料紧张；机工有时故意高速开车，把几部老爷式机床闹出毛病来，趁机修期间好休息。工人的各种怠工斗争使官僚资本的积累受到损失，生产量逐渐下降。
三、黎明前的黑暗笼罩工厂
一九四七年七月，阎锡山为了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命令翟林停止现行生产，准备修理枪械，变更厂名为：“复兴机械修造厂临汾分厂，”并取消了铸工部独立经营的合同。
十月，由阎锡山的军火厂——“西北制造厂”调来六名机械修理工人，正式开始了枪械的修理，这就更证实了阎锡山办厂的最终目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运城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北上，一举包围了临汾。阎锡山惊慌万分，命令工厂除修理枪械外，与远来临汾的“西北制造厂”合作制造手榴弹，供给守城阎军，企图负隅顽抗。于是厂方强迫工人日夜干活、铸手榴弹壳，车手榴弹柄。翟林在围城之前逃往太原，五姑娘在围城之后，也慌忙坐飞机逃走，见她的干爸爸——“阎锡山”去了。这时，厂里大小事务，全由副厂长赵则良管理。
反动派不但强迫工人修枪造弹，还加强了反动宣传，大量捏造事实，诬蔑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然而，工人们并不相信他们的鬼话，每天尽磨洋工。工人张玉荣修理枪械时，在钳案上锉两下就爬到案子下睡起来，估计把头要来巡视了，就赶紧爬起来锉几下。这样，干一天修不了几个小零件。有一次他正躺在钳案下休息，副厂长赵则良悄悄溜进工房查看，大怒道：“你是干啥吃的？”一提脚就想踢他，张玉荣一把抓住赵的脚脖子，巧妙地回答说：“炮弹打得紧，不躲躲能行吗？”这时正好“呼隆”一声，传来了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赵则良象老鼠一样，忙钻到墙角下，哪里还敢吭声！工人们却哈哈大笑起来
敌人越是临近灭亡就越凶狠。解放军攻城一日紧一日，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也就一天比一天残酷。厂里特务横行，昼夜监视工人行动，又以护厂为名，派来阎军33师8连驻扎厂内，四周设岗布哨，不论工人学徒．认为可疑的，就不分青红皂白抓去审问。学徒王旦旦夜晚睡觉因人多过挤，热得头上冒汗，被特务巡视发觉，认为头上有汗大有可疑，立刻将旦旦从梦中打醒，要捆绑带走。工人们群起保护，特务才夹着尾巴溜走。工人曹长义，因丢失一把锉刀，立即被诬陷为有意破坏．严刑烤打了一个昼夜。平时厂门经常紧闭着．工人们谁也不能外出一步．后来干脆不让大家在屋里睡觉，全部赶进地洞里。一天晚上，技师毛世英从地洞里爬出来透透气，立刻被抓起来送到阎军的审讯机构，关了好几天才送回厂。当时，到处是白色恐怖，工厂成了一座大牢狱。
反动派不但用刺刀威迫工人干活，还架起机枪强迫工人接受军训，并押着工人轮班到城墙角下挖战壕，打地洞，或蹲在城下的小洞里探听解放军挖地道的方向。
反动派到了死亡的边缘，又对工人们进行了一次大审讯，叫什么“自白转生”。特务头子宣布：“作了坏事的，给八路干过事的，只要坦白出来，不加究办。要是隐瞒被查出来．就要杀脑袋。”恐吓工人“肃伪”“除奸”，企图以此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当时，特务们在地洞里布置了一个审讯处，设置了各种刑具，周围还站满了宪兵和警察。审讯时，把工人叫进去，反复盘问，既诱又逼，察颜观色，谁要有半点惧色，就会被盘问得更加厉害，从本人到祖宗三代都要问遍；这办法并未查出什么“通共”人员。特务们就又设了巧计，让翟林的叔父现身说法煞有介事地向工人们介绍他自白转生的经过，说什么他曾给八路军干过事，自己谈出来后，得到了宽大……。工人们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没有一个人受骗，大家团结得更紧，相互通风报信，共同商量对策。折腾了二十多天，一无所获，反动派只得不了了之，工人们心里非常明白，阎军的统治就要完蛋了。他们不顾刺刀的威胁和种种阴谋诡计，继续用怠工的方法，坚持着反抗斗争。进入五月，解放军攻城的炮声一日紧于一日，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儿们整天愁眉苦脸，成了瓮中的乌龟。工人们却暗地里做着迎接解放军的准备，为了保卫工厂安全，大家自动组织起来监视把头和狗腿子的行动，并且推选老工人张利生设法找解放军联系。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轰隆隆”两声巨响，临汾城地动山摇，宣告了反动派在临汾统治的结束，人民解放军把临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了，“复兴铁工第五厂”的工人为之欢欣鼓舞，终于盼到了黎明的曙光。
原注：①本文资料来源于临汾市解放路办事处《解放路的变迁》一文和临汾动力厂《光辉的巨轮》一书
②准备币：日伪统治时期发行的货币
（本刊编辑部整理）
资料来源：
《临汾文史资料》第五辑（未见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