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中一个数字很扎眼：调出资金2500亿元，比2025年的2400亿元多了100亿。

11月2日，国有资产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二次审议，二审稿明确要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管理。两件事碰到一起，“国企赚的钱到底去哪了”这个老问题，又被翻了出来。

账面其实不复杂。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是3716.32亿元，加上上年结转的259.91亿元，总量为3976.23亿元。

其中2500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剩下的1476.23亿元在国资预算内部安排，光是给国有企业注资就有766.17亿元。

有一点得说清楚。网上流传“2500亿全用来发养老金”，但预算文件里并没有这样的标注。这笔钱进了一般公共预算，和税收放在一个池子里统筹使用。

与其纠结它贴没贴“养老”标签，不如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有资本和老百姓的养老钱袋子，比例到底合不合适。中国经济存在两个结构性现象：一个是消费占GDP比重低，另一个是国有资本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

一低一高，中间有没有深层的逻辑关联？先看养老这头。刘世锦等人的研究指出，2022年我国养老金资产占社会净资产的比重约为2.08%，而部分主要发达经济体达到10%至30%。

与养老金资产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规模的国有资本积累。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社会净资产是756万亿，政府部门占比38.6%。放到国际上，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OECD国家大都在10%以下，大部分在5%以下，有些国家还是负的。政府部门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股权。

历史地看，国有资本比重高、分红少，带动了企业高储蓄，有助于在短期内快速动员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它对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要充分肯定。问题在于，眼下消费存在结构性偏差，消费不足，而经济增长正逐步转入创新和消费驱动的阶段。

摆在面前的选择是：那么大一块国有资本，特别是它的收益，是继续留在企业用于储蓄和投资，还是通过必要的结构调整转向支持消费？我觉得答案其实是确定的。这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有这么大一块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换个角度看，这是一块现成的家底。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方向其实早就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此前大体上已经划拨了两万多亿，有进展，但不及预期。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建议》还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手段。

顺着这个方向，有一种建议是：在“十五五”期间，分两次把两个10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同时辅以财政补贴，再完善长期缴费制度，多措并举，建立起覆盖全民、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经济学家刘世锦等人曾提出一套改革建议。第一阶段，在2025年的基础上，用3年时间划拨第一个10万亿到社保基金，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的养老金，从两百多块钱提到620块钱。这个数大致就是农村的低保水平，也就是实现农村退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第二阶段，再用两年时间划拨第二个10万亿，把养老金提到每月1000块钱。这大体上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基本持平，能够达到基本生活保障的水平。

和城镇职工相比，当然还有差距，但差距在逐步缩小，也为下一步实现均等化打下基础。两期合计20万亿，陆续进入资本市场，逐年获取收益，收益率力争达到社保基金成立以来7.3%的平均水平。

20万亿听着是个天文数字，钱从哪来？思路是只从已经上市流通的国有资本中划拨，没上市的暂不考虑。此前A股市值已超过100万亿，初步测算，国有资本市值大概在40万亿左右，国有资本的总量实际上更多。

从中划拨20万亿，再算上此后五年的增长，这个量是有的。这项改革如果做成，能形成促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联动效应。

我更看重的是促消费这一条。国有资本收益通过必要的结构调整转向支持消费，落到农村老人每月实实在在的几百块钱上，比任何口号都更能托住内需。

回到今年这2500亿。它和20万亿方案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年度预算调度，一个是存量资本的重新安排。但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

国有资产法二审稿把收益管理写得更严，规矩立在法律层面。经济增长转入创新和消费驱动的阶段，全民所有的资产，收益更多落到老百姓的养老上，这本账才算越算越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