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严仁英。

1913年，严仁英出生于天津的严家大院，祖父严修是南开的校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父亲严智崇曾留学日本，从事外交工作，母亲郑瑞壹也是大家闺秀。

严仁英是家族同辈女孩中的老四，因此被哥哥姐姐们称为四妹。

祖父严修是教育家，他们的家庭又是富贵人家，严仁英从小自然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7岁就开始在严氏女学读书，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兴趣爱好。

严仁英6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祖父担负起了培养严仁英和其他兄弟姐妹的重任。

12岁那年，严仁英考入天津中西女中。

两年后，严仁英又考入了南开中学。

按照严仁英的考试成绩，她完全可以升入初中三年级学习。但是祖父为他的四孙女选择的却是仍然上初中二年级。

祖父这样做，完全有他的道理，他告诉严仁：“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给你选择上初中二年级，是希望你能够把学习赶上来，永远走在前面。”

严仁英没有说话，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在南开中学，严仁英不仅努力学习，更接受了祖父“爱国、敬业、乐群、发展”治学精神的思想，很快成为南开女中初中二年级的优秀学生。

之后，她一直保持着年纪前三名的成绩。

严仁英曾这样说“我在南开女中读了5年，对我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开还培养了我与群体融合，与人合作、关心他人的品质，这点在南开的教育中是很突出的。我没有那种伤人的心，和谁都一样，喜欢帮助人，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够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做成了许多事情……”

1929年，祖父严修去世。

祖父永远地走了，面对人生的又一次变故，16岁的严仁英似乎又长大了。

她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唯有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告慰远在天国的祖父，才能报答多年来祖父对自己的培养养育之恩。

19岁那年，严仁英即将毕业，她立志学医，要成为医生。

因为严仁英小时候生病，就很佩服为她治病的医生。再加上，她的三个患有肺结核，为了照顾哥哥，母亲付出了很多，那时候她就有了当医生的想法，她当医生最初的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严仁英想报考心中一直向往的北平协和医院，

但是南开女中的老师却一致反对。

他们反对的原因，并不是严仁英的成绩不好，而是他们觉得，协和固然很有名，但协和的各方面都显得过于“洋化”，如果考进协和，毕业后很有可能所学的许多东西在中国都用不上。

老师们为严仁英推荐了一所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校，山东济南的齐鲁医学院。

思来想去，严仁英决定选择南开老师的建议，报考齐鲁医学院。

由于当时正处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国内局势不稳，母亲为了她的安危，不同意她去那么远的地方。

这时候，正在北京清华大学攻读化学的五哥严仁荫回来了，他建议妹妹去读清华大学的生物系。

1932年，严仁英听从哥哥的建议考上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严仁英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她也成了老师眼里的红人，当老师们得知严仁英的从医的志愿后，大家一致同意严仁英同时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就这样，严仁英同时背起生物学和医预科的两个“书包”。

从此，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设在燕京大学的协和医预科，把新课程表抄在小本子上，回来后再给自己安排好新学期的必修课。

就这样，严仁英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6年的学习。

1935年，严仁英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此同时，22岁的严仁英也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协和医学院的奖学金。

虽然不是来自协和“本土”的医预科，但是严仁英头上戴着因前三名的优秀成绩而获得协和奖学金的光环，让她成了学校里令人瞩目的高材生。

严仁英是积极向上，又充满阳光的人，她经常趁同学们还在睡觉，把宿舍打扫干净，她看同学忙于考试，就贴心的为她们打来热水。

成绩好，又乐于助人的严仁英非常受男生女生们的喜欢。

其中一位叫王光超的同班男生，更是对严仁英关注有加，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食堂吃饭，或者是在实验室，王光超的目光总是会在严仁英身上停留好久。

王光超和严仁英一样，都是出生在天津的大家庭，父亲王治昌先生是一个曾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爱国人士。

受家庭影响，王光超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是一个热情正直、积极爱国的热血青年。

王光超之所以关注严仁英，其实缘分由来已久。

当时，协和医学院录分班的名单会登在报纸上，那天，弟弟妹妹在看报纸，他们看到了王光超的名字后，又发现了严仁英的名字，也许是名单中女生太少，弟弟妹妹不但一下就记住了严仁英的名字，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立刻调皮地说：“三哥你看，这里有一个叫严仁英的女同学和你一个班，正好和你是一对，王光超、严仁英，多般配的名字呀！”

就这样，王光超记住了严仁英的名字，而且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吸引了。

相识之后，严仁英发现，她和王光超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最重要的是两人学医的初衷都是一样的，为了给家人治病。

就这样，两人恋爱了。

按照北平协和医学院对每一个学生在各科轮流实习的要求，严仁英在实习期间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她的实习老师是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

平时的候产室总是不时地传出产妇的呻吟声和大喊大叫声，但只要林巧稚走进去，候产室马上就安静了，这个时候的林大夫就坐在产妇的床边，一边摸着产妇的肚子观察她的子宫收缩，一边面带慈祥的笑容和她慢慢聊天，不时还要拿起听诊器听一听胎心音。

老师对待产妇温和的态度，深深感染了严仁英，也让她立志一定做一个好医生。

在一批批来产科实习的学生中，林巧稚的一双慧眼立刻就“相中”了严仁英。她不仅非常看重这个有才气的学生，而且决定培养这个立志选择妇产科的得意门生做自己的接班人。

实习快结束时，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和和小儿科都想留下成绩优秀的严仁英，但是严仁英却选择了妇产科。

因为严仁英的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

1941年，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停业了。刚刚在协和担任住院医生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她不得不另谋出路。

后来，在林巧稚的介绍下，严仁英来到了当年由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

在这里，严仁英看到了她做医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幕：医生们正在耐心地向病人述说着如何“按计划生孩子”，可是医生讲了半天，病人似乎没有听懂太多。于是医生的口气更加柔和，几乎是在“求”了，“求”她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再“求”她们，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采取避孕措施，怎样采取措施……

严仁英看到这一幕感动了，同时她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离开恩师林巧稚后，她又遇到了同样献身中国妇产科医学、又敢于挑战和开拓的杨崇瑞博士。

也正是受这两位老师的影响，让严仁英成了一名医德仁心的妇科医生。

1942年，严仁英和王光超结婚，婚后，她成了丈夫开设诊所里的医生，而且她还十分支持丈夫的“神秘”行动。

神秘行动就是，王光超的诊所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他在担当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严仁英也经常掩护丈夫给根据地送药，这样的行动持续了两年。

1945年，日本投降。

北大医院重新开业后，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各科的多名教授出任医院各科的主任、教授。

严仁英的恩师林巧稚“首当其冲”地被聘为妇产科主任、教授，严仁英被恩师提拔为妇产科住院总医师。

这个时候的严仁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了支持她的工作，丈夫王光超自己则担当起照顾孩子、安排家务的重任，他关了诊所，去了北大医院皮肤科工作。

33岁的严仁英终于成为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

一次，4个高大的男人用门板抬进来一个孕妇，当时孕妇已经没有气息了，她的丈夫哀求严仁英一定要救活她。

严仁英立刻将产妇送到手术室抢救，看着生命垂危的孕妇，只能先从抢救大人生命开始。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毁胎手术，即把死去的胎儿肢解。

这种手术抢救起来很是困难，但是最终，严仁英还是从死神手中把孕妇的命抢救了回来。

1947年，严仁英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49年的严仁英回到北京，此时的北医妇产科已由西单背荫胡同迁到了府右街北口，原来只有10张床的病房也已扩为35张床。

看着新中国带给北医的新面貌，严仁英决心把所学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之后，严仁英参加了为妓女治病，随中央人民政府西北民族访问团前往西北兰州、新疆等地访问等活动，而且严仁英还两次去了朝鲜战场。

1954年，北医妇产专修班成立，严仁英担任了妇产专修班的班主任。

作为班主任，严仁英非常关爱自己的学生，她经常到宿舍来看学生，不单问寒问暖，也关心她们的学习和思想，虽然那时严仁英还很年轻，可是却给了学生们母亲般的关怀和慈爱。

一次，一个从小就是孤儿的学生生病了，她躺在床上没吃饭，也不说话，正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时，严仁英亲自到宿舍过来看她。

严仁英一边摸着她的头一边问她：“怎么样？发烧吗？”还一边握住她的手腕，一边看着手表为她数脉搏。

严仁英还叮嘱女学生一定要好好吃饭，要不然身体更没有力气了。

女孩感动哭了，其他学生也被感动的直掉泪。

严仁英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要安心学习，将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好医生。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也是在这一年，严仁英在北大医院进行民主评选院长中，以她的德高望重获得了绝对优势当选。

没想到刚刚上任不久的严仁英就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要从临床改行作“围产保健”。

在当年的中国妇产科领域，“围产保健”4个字是少为人知的，在国外当时称为“母胎医学”。

概括起来讲，围产保健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儿健康。

选择做保健也是严仁英的追求和发自内心的愿望。

在从事妇产科工作数十载的岁月中，她曾以精湛的医术为无数母亲迎来新生命，也亲历过难产母子生命濒危又爱莫能助的痛苦。

以往孕妇产前初诊检查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则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

于是，她带领妇产科优生保健组首先在北医妇产科成立了早孕门诊，他们选择在顺义作为试点。

3年的时间里，严仁英带领“优生保健组”的同志每两周准时为顺义妇幼保健院、各村、乡卫生院及县医院的医生讲“围产保健”课，对发生的孕产妇、围产儿死亡病例随时查找原因，同时分批培训乡村医生。

3年辛苦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终于取得了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的成果。

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卫生部的好评。

1984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正式命名“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妇儿保健分中心。

1988年，严仁英决定在她的后半生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三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

没想到，多年后，她的三件事全部完成。

1992年起，北大医院妇产科正式实行母婴同室。从原来新出生的婴儿共同住在婴儿室，定时定点送到母亲身边统一喂奶，到孩子就在母亲身边随时照料。

如今，母婴同室、产科儿科合作的模式早已在各大医院妇产科全面铺开。

严仁英一手创建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渐茁壮。

严仁英事业成功的同时，她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完满。严仁英与王光超风雨同舟，相知相伴走过了60多年，60年里，他们没有吵过架，没红过脸。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拼搏奉献。

2017年4月，严仁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赞誉她是“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

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着我国千千万万母婴的健康与平安。仁爱妇幼，世之楷模。

她为中国妇婴健康事业的不懈追求，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仁心英术，值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