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河南豫南,周骏鸣带着一支仅有7名队员、3支枪的队伍,在山地间寻找立足之处。人少,枪少,周围的局势也不安稳。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豫南红军团,并改编为新四军部队。它的成长,既是一个地方武装由弱到强的过程,也把周骏鸣一生中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摆到了台前:带兵与组织,以及政治审查留下的历史问题。
一、从军队中看见时代的裂缝
周骏鸣1902年生于河南确山。17岁左右,他离开家乡投身军旅。那时军阀各据一方,部队调动频繁,士兵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争夺。周骏鸣参加过北伐,后来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担任营长。军职不低,却并未让他对当时的军事秩序产生认同。
1931年,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发生起义。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部转向红军一方,周骏鸣也参加其中。起义改变了他的身份:从国民党军队的营长,成为红军中的指挥员。此后,他在红五军团任职,逐渐走上由基层作战转向部队组织的道路。
这一步不是简单的换一面旗帜。宁都起义发生时,国民党军队正对中央苏区发动军事进攻,军队内部也存在对政策和处境的不满。对于周骏鸣来说,选择参加起义,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军队体系,投入一场前途未定的革命。此后的履历,正是从这个转折开始。
二、一封悔过书背后的风险
1934年,河南党组织遭受破坏,周骏鸣被捕入狱。地下工作与公开作战不同,危险常常不来自阵地,而来自身份暴露、组织联络中断,以及敌方有意布置的圈套。
据相关经历记载,敌人试图以假冒的省委组织诱使被捕人员提供情报、牵连同志。周骏鸣与兰德修等人商量后,写下悔过书,试图让对方相信他已经屈服。出狱后,他向党组织报告相关情况,使组织能够识别这场诱降安排。
这件事后来成为他政治经历中的重要一页。需要分清的是,写悔过书并非可以脱离当时处境来评判的普通选择;它既是狱中应对,也是一个容易在日后被反复追问的事实。地下党员要保护组织,就必须在审讯压力下周旋;而当时留下的文字和记录,也可能在多年之后进入新的审查程序。
当年,他以此争取行动空间;后来,这段经历却成为军队干部审查时无法绕开的旧事。两个不同年代的判断,落在了同一段经历上。
三、从七个人到团级建制
1936年初,周骏鸣在鄂豫边组建游击队。起步时只有7个人、3支枪,既没有完整装备,也谈不上稳定的后勤。小队必须在行动中寻找武器、扩大队伍,还要建立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枪少,意味着每一次行动都要算清得失;人少,则意味着队伍不能只靠冲锋,更要靠纪律和组织维系。
到1937年3月,队伍已有百余人。同年10月,部队发展为豫南红军团。抗战全面爆发后,地方武装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日本侵略军扩大进攻,抗日力量亟待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各地部队的人员、装备和训练基础差异很大,不能把队伍人数增加简单等同于战斗力形成。
周骏鸣承担的工作,因而不止是带队作战。队伍扩编后,需要建立基本的指挥关系,安排训练,保持纪律,还要处理粮秣和联络等日常事务。能把人聚起来是一回事,能让队伍持续行动、接受统一指挥,又是另一回事。小股游击队要成为团级部队,靠的是许多看似琐碎的组织工作。
1938年,豫南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此前的地方武装由此进入更统一的军队建制。它不再只是山地间的一支小队,也成为新四军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周骏鸣的经历说明,基层部队的成长并非只靠一两次战斗,而是与组织建设、群众工作和上级战略安排紧密相连。
四、战场上的指挥与参谋工作
1939年7月,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周骏鸣任副支队长兼第八团团长。此后,他先后参与皖东地区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半塔保卫战,是这一时期新四军在皖东的重要战斗之一。部队面对的并不是单一战场任务,还要在作战、整训和地方工作之间调配力量。
1941年1月,周骏鸣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参谋岗位与一线团长不同,工作重点在于掌握情况、协助制定计划、协调部队行动。能打仗是基础,如何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则是另一种考验。1943年春,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随后继续在军队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周骏鸣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要军事行动。相关战役由多支部队协同完成,单独突出一名指挥员,容易遮蔽整体指挥体系与集体贡献。更稳妥的说法是,他在华东部队和军区工作中承担了重要职责,并在战争结束后继续担任参谋职务。
1949年后,周骏鸣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参谋系统并不总在战场上留下醒目的名字,却承担着部队部署、作战协调和制度运转等任务。对经历过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军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结束,军队建设也需要大量熟悉实战、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
五、授衔前的审查与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逐步建立新的制度。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授衔既要考察职务、资历和贡献,也涉及干部审查。周骏鸣的早年被捕经历和悔过书,在授衔前重新受到关注。1954年,他调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离开军队工作岗位。到首次授衔时,他没有获得中将军衔。
原标题所说的“憾失中将军衔”,常被用来概括这段经历。但要把这句话说得准确,就不能把“未获中将”直接写成“本来已经确定授予中将”。公开履历能够确认的是他的军职、转任时间和最终未获授衔;至于具体评定过程、内部审查细节,以及是否存在已经确定的授衔方案,若缺少明确材料,就不宜替历史下断语。
周骏鸣的军旅经历与政治审查在这里相遇。战争时期,他曾因写悔过书争取空间,并及时向组织报告敌方的诱降安排;建国初期,同一事实又进入干部历史审查的范围。两种处境并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敌我对峙的狱中,后者则属于新政权建立后的干部审查与人事安排。把它们连在一起看,才能明白这桩“旧账”为何会影响他的军旅去向,也才能避免把复杂的审查过程压缩成单一结论。
六、离开军队后,转到另一条战线
转入水利部门后,周骏鸣参与新中国的水利建设,曾在河南信阳南湾等地工作。战场上,指挥员要判断兵力和地形;水利建设面对的,则是工程进度、资源调配和长期维护。工作性质变了,组织与协调能力仍然重要。他后来还在林业系统任职,并到黑龙江工作。
1979年,周骏鸣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退休。2003年11月9日,他在郑州逝世。关于其享年,公开材料常记为102岁;具体年龄涉及出生日期与纪年口径,叙述时以资料记载为准。
七人三枪的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团级建制;一名从国民党军队起义加入红军的营长,最终离开军队转入水利建设。周骏鸣的人生并不只由战功或授衔结果构成。部队建设的经历、狱中留下的文字、建国后的审查与岗位转换,都是他的历史履历中彼此相连、却不能混为一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