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90年前的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

这段历史中还有一个常见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几大野战军的参谋长，岗位差不多，1955年授衔却分成了两档。授上将的有四位：二野的李达、华野的陈士榘、东北野战军的刘亚楼，还有四野后期的萧克。

授中将的有两位：一野的阎揆要，三野后期的张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两位评低了，替他们抱不平。

1952年，全军先进行了一次干部评级。三年后授衔，主要就参照这个级别。

正兵团级大多授上将，副兵团级大多授中将。评级要看德、看才，也看资历。红军时期干到什么职务，这一项分量很重。

解放战争中立了多大功，只占其中一部分。名额也卡得很紧。1955年到1965年，全军一共授了57名上将、177名中将。

够条件的老同志很多，三颗星的位置就这么些。各个方面军、各块根据地还要兼顾。光拿“野战军参谋长”这一个职务去比，看不出全貌。

先看李达。他是陕西眉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从此加入红军。

红军时期，他已经当过红六军团参谋长，后来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成立后，他在129师起初只是参谋处长，一年后才升任参谋长，职务降了他也没有闹情绪。

1945年10月邯郸战役期间，李达冒着风险进入国民党军新八军驻地，同军长高树勋商谈起义。高部起义打乱了对手的部署，这也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第一支起义部队。

1953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到朝鲜参加了后期作战。1954年10月起，李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1955年9月27日，他被授予上将。红军时期的资历、几十年的战功、建国后的职务，三样都摆在那里。

刘伯承元帅多次夸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萧克的资历还要老。他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当过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

90年前到将台堡会师的红二方面军里就有他。1949年他出任四野参谋长，随部队南下。建国后他负责全军训练工作，授上将合情合理。

陈士榘能打仗。抗战时他任115师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华野参谋长。

1947年莱芜战役，他带着少量部队留在南线伪装成主力，把对手牵制住，北线才打得顺利。1948年12月，他率华野部分纵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

授衔时他是工程兵司令员。刘亚楼是福建武平人，红军时期在红一军团当过师长，后来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46年起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下大力气抓司令部建设。1949年1月攻打天津，他任前线总指挥，29个小时就拿下了天津，活捉守将陈长捷。

建国后，他受命组建空军，担任空军司令员。他1926年就入了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

1928年初，他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他在部队里秘密发展党员，还架设电台向我军传递情报。

这样的地下工作，他一直干到1938年才回到八路军。问题恰恰出在这段经历上。

授衔时，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按1938年回八路军算，前面十多年没有算进去，他因此只评了中将，也没有授八一勋章。他当时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属副兵团级，单按职务看，授中将也合乎标准。

有老战友劝他去找老首长说明情况，他没有去，说要相信组织。1957年，有关部门查清了他的入党时间，准备打报告给他改授上将。

他再三推辞，只收下了三级八一勋章。他的家属回忆，他觉得自己没走过长征，也没参加过反“围剿”。“不要三星要两星”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张震的情况又不一样。长征时，他在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当过作战参谋、营长，1936年5月才任团参谋长。

和李达、萧克比，他红军时期的职务低了好几级。解放战争中他升得很快，后来任三野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1954年12月，张震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

1988年9月我军恢复军衔制，他又被授予上将。两次授衔中间隔了33年。

2015年他去世，享年101岁，是177位开国中将里最后离世的一位。把这六个人放在一起看，1955年的军衔算的是一个人从参加革命到建国后的总账。

野战军参谋长只是其中一笔，红军时期的职务和1952年评定的级别分量更重。阎揆要还多了一层党龄被少算的原因。

两位中将都没有为军衔去争，这份胸怀令人敬重。如今的参谋工作已经大不一样。

2016年军改后，原总参谋部改为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工作的重心转到了多军种联合作战上。明年就是建军100周年。

老一辈参谋长算得细、判得准、不争名利，这些作风放到今天依然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