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2日，金寨县革命博物馆。84岁的吴立普站在英烈墙前，攥着一张泛黄的烈士证明书，在讲解员胡爱莹的陪同下仔细寻找，终于在第3排找到了“黄先彬”三个字。但墙上的名字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同一排，并排刻着四个“黄先彬”。
老人拄拐站在英烈墙前凝视镌刻的烈士姓名
没有生卒年月，没有部队番号，四个名字一模一样。老人怔怔地望着这面墙，短暂沉默后，抬起右手，指尖依次抚过那四个名字，每触碰一个，就唤一声“爸爸”。
他找了半辈子的父亲，就在这面墙上。但四个人里，哪一位才是自己的血脉至亲，他分不清了。
1932年春，红4军第10师第29团重机枪连连长黄先彬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奔赴苏家埠战场。激战中他身先士卒，最终牺牲，年仅20岁。妻子在白色恐怖下为躲避反动派迫害，含泪改嫁，腹中的孩子出生后随继父姓吴——这就是吴立普。他从未见过生父，但自幼便知道自己本姓黄。
1983年，黄先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次年，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几经辗转，交到了吴立普及年迈的母亲手中。短短两行字——“黄先彬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母子二人一遍遍摩挲、诵读，泪止不住地落。
1964年颁发的黄先彬革命烈士证明书
烈士身份得以确认，但父亲安葬在哪里？没有答案。吴立普揣着这张烈士证，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去县民政局、档案馆，跑遍周边一座座革命烈士陵园，每到一处都仔细打听。但年代久远、史料零散，三十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下落。
直到2018年初，有人告诉他：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英烈墙上，镌刻着上万名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金寨籍烈士名字，可以去那里试试。吴立普立即动身。
博物馆讲解员胡爱莹至今记得那天的场景：“吴爷爷攥着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站在英烈墙前，眼神焦灼又恳切。”她陪老人一排一排地找，当找到“黄先彬”时，吴立普激动得双手不住颤抖。但紧接着所有人都愣住了——那排名字里，并排刻着四个“黄先彬”。
四个同名同姓的烈士，来自金寨各地，一同为国捐躯。没有生卒年月，没有部队番号，无从分辨哪一位才是他的父亲。
许久，老人抬起头，拭去眼泪，对胡爱莹说：“分不清，便不分了。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后辈的太平岁月牺牲的，都是我的父亲。从今往后，我一同祭奠4位先辈。”
离开时，吴立普把烈士证明书捐赠给了博物馆。馆方精心复制了一份用于陈列展览，原件交还给他珍藏。
此后两年，每逢清明、国庆、春节，吴立普都会带着全家来英烈墙前祭拜，备好4份祭品一同摆放。他时常叮嘱家人：4位英烈同为家国捐躯，都是家族永不能忘的亲人。
2021年，吴立普病重。弥留之际，他紧紧攥着儿子吴泽洲的手，叮嘱道：“泽洲，我走以后，你要常去看望4位爷爷。”
吴泽洲含泪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他曾在部队服役14年，1998年抗洪时在洞庭湖堤坝上坚守二十多天，洪水漫过胸口也没退一步。退役后，他成了金寨斑竹园镇的一名乡村公交司机，每天清晨6点准时发车。
但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带着妻儿，或与弟弟同行，来到英烈墙前，在四个“黄先彬”面前站得笔直，敬一个标准军礼，然后和爷爷们唠唠家常：“爷爷，我来了。家里一切都好，今年的茶叶收成也不错。你们放心吧……”
从父亲找到这面墙的那天起，吴泽洲口中的“爷爷”就从一个变成了四个。寻亲寻到四个人，这事放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都难以想象。但吴立普在英烈墙前说的那句话，已经替这个家族做出了选择——分不清，便不分了。
当年十万金寨儿女奔赴沙场，留存姓名的烈士仅有一万五千余人，两千多名烈士重名，无数家庭没能等来亲人归乡。四位“黄先彬”并排镌刻在墙上，其中一位是吴立普的生父，另外三位，是同样把命留在了战场上的年轻人。
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塔航拍全景
吴立普穷尽半生，没能找到父亲的安葬地，却在那面墙上找到了四个父亲。他把半生的寻找，收束成一个决定：一同祭奠。这个决定，他的儿子吴泽洲正在替他继续执行下去。
吴立普和他的家人，没有等到那个确切答案。但对他们来说，那面墙上的四个名字，已经是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