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民政局出来，我站在台阶上翻包找车钥匙，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朗发的语音，十一秒。我点开，他的声音从听筒里涌出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轻快：“她终于离了，接下来该我上场了。你那边怎么样，晚上出来喝一杯？”
我站在原地，把那条语音又听了一遍。三月的风从马路对面刮过来，卷着工地扬尘和早餐铺子残留的油烟味。我拇指按在屏幕上，指腹能感觉到玻璃面细微的划痕。
前面七八步远的地方，周远正在拉车门。他今天穿的是那件洗了太多遍的藏青色夹克，拉链头早就掉了，用一根回形针别着。这个细节我看了七年，今天忽然觉得刺眼。他好像察觉到什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掌心里。
“走了。”他说。
“嗯。”
两辆车一前一后从停车场驶出去，他往左，我往右。后视镜里他的车尾灯闪了一下，汇进主路车流里，很快就分不清是哪一辆了。
我和周远是相亲认识的。那年我二十七，在一家做建材的公司当会计，他在隔壁的设计院画图。介绍人说他老实，话少，不抽烟不喝酒，家里父母都有退休金。我妈听完这些条件，眼睛亮了一下，说见见吧。见完面我觉得还行，不讨厌。不讨厌这三个字在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算很高的评价了。那时候陈朗刚去上海，走之前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他喝多了，趴在桌上说：“你要是找老公，得找个配得上你的。”
我当时笑着骂他神经病。
周远确实话少。我们谈恋爱那阵，约会大部分时间是我在说，他听。偶尔插一两句，都是实在话。比如我说公司那个女领导又给我穿小鞋，他不会安慰我，只说“那你把账做细一点，让她挑不出毛病”。我当时觉得他木，但木得踏实。结婚后日子过得像温吞水，不烫嘴也不解渴。他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烧一壶水，灌进暖瓶里，然后出门买早饭。我喜欢吃小区门口那家铺子的豆腐脑，他每天买，风雨无阻。卖豆腐脑的老赵都认识他了，有次我去买，老赵说：“你老公天天来，你真有福气。”我笑了笑没接话。一碗豆腐脑，算不算福气，我那时候不知道。
陈朗是两年前从上海回来的。他说上海太挤，想回来开个工作室。回来的第一天就约我吃饭，在城南一家新开的川菜馆。他瘦了，颧骨比以前明显，但笑起来还是老样子，眼角先弯，嘴角才跟着动。
“你变了。”他盯着我看。
“哪变了。”
“说不上来。就……没以前那么亮了。”
那天晚上周远加班，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客厅茶几上放着一碗用保鲜膜封好的馄饨，旁边压着纸条：微波炉热两分钟。我把馄饨热了，坐在沙发上吃。陈朗发来消息：今天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我回了个笑脸，把手机扔在一边。馄饨是荠菜鲜肉的，周远包的，他一到周末就包一屉冻起来。皮薄馅大，咬开有汤汁，但是那天我吃着吃着，觉得没什么味道。
后来陈朗约我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候是喝咖啡，有时候是帮他看工作室的账。他说我专业，信得过。周远问过我几次，这么晚跟谁出去。我说陈朗，我大学同学。他哦了一声，没再问。他从来不多问。有时候我希望他多问一句，哪怕吵一架。但他不。他就那样，把所有情绪都吞进肚子里，像一口深井，扔块石头下去，半天听不见响。
我开始频繁地和陈朗见面，具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去年秋天。那天周远出差，我一个人在家。陈朗打电话来说工作室要报税，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弄完已经晚上九点多。他煮了两碗面，卧了鸡蛋，我们坐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吃。窗外是城南的老街区，路灯昏黄，有对老夫妻在遛狗。
“你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陈朗忽然问。
“什么？”
“跟一个不跟你说话的人。”
筷子停了一下。面条的热气扑在脸上，眼镜起了一层雾。我把眼镜摘下来擦。
“他对我挺好的。”
“好和懂是两回事。”陈朗把面碗推到一边，手肘撑在桌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说要去云南开客栈，记得吗？你说要养三只猫，一只叫豆子一只叫年糕一只叫中秋。”
我笑了一声：“年轻时候的话，谁记得。”
“我记得。”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窗外那对老夫妻消失在巷子拐角。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玄关换鞋，看见周远的拖鞋整整齐齐摆在那里，鞋尖朝里。这个细节忽然让我喘不上气。我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不知道蹲了多久。后来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扶着墙一步步挪到卧室。周远不在，床上被子叠得方正，枕头摆得端正，床头柜上放着他没看完的《中国国家地理》，翻到折角那页，是讲茶马古道的。
陈朗的话像一根刺。扎进去的时候不觉得疼，过两天才开始发炎。我开始注意周远的一举一动，注意他吃饭的时候从来不看我，注意他看电视的时候总把遥控器放在右手边固定位置，注意他洗脚的时候先试水温再让我下脚。这些细节以前是让我安心的，那段时间全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甚至偷偷对比过周远和陈朗的手。周远的手掌宽厚，指节粗大，常年握笔的地方有茧。陈朗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得干净，手腕上戴一串檀木珠子。两双手放在一起，哪双更适合我，我居然想了很久。
真正让我动离婚念头的，是今年正月。周远他爸生病住院，我们回去了一趟。他老家在县城边上，坐高铁两个半小时。到了之后他一直在医院守着，晚上回来倒头就睡，澡都没力气洗。第三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床，他回去休息。他爸半夜醒了，要喝水，我扶他起来。老爷子喝着水，忽然说：“小许，周远这孩子嘴笨，你别怪他。”我说没怪。老爷子又说：“他从小就闷，受了委屈也不说。初中那会儿被同学欺负，书包扔到厕所里，他捡回来洗干净，一个字没跟我们提。后来是老师打电话来我们才知道。”
我端着水杯站在病床边，走廊里的灯从门缝透进来，在地面上拉了一道细长的光。老爷子接着说：“他什么苦都自己咽，不让你知道，是怕你跟着操心。你别嫌他。”
那晚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回城的路上，周远靠着车窗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我看着他的侧脸，第一次觉得，这个人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
但我还是提了离婚。二月底，一个下雨的晚上。吃完饭，他在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说周远我们离婚吧。水龙头的声音停了一下，又响了。他把最后一个碗冲干净，放进沥水架，拿抹布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喉结动了一下。
“想好了？”
“想好了。”
“那行。”
就两个字。没有追问，没有挽留，没有愤怒。我站在那儿，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但咬着嘴唇没让它掉。他看了我几秒，从挂钩上取下围裙，叠好，放在台面上，然后侧身从我旁边走过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洗洁精的味道混着一点烟味。他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不知道。
办手续那天，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从民政局出来，就有了开头那条语音。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发呆。手机里那条语音我已经听了不下十遍，陈朗的声音从最开始的刺耳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我想起他回来这两年，每一次见面、每一句话，那些“配不上”、那些“懂你”、那些云南的客栈和猫。后视镜里映着我自己的脸，没有表情，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色。
我给陈朗回了三个字：发错了。
他很快回过来：？
又过了一分钟：许妍，你听我解释。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的时候手抖了一下，钥匙拧了两次才打着。我没有回家——那个家现在应该叫周远的房子了。我开着车在城里绕，过了三个红绿灯路口，拐上了一条我不认识的路。路两边是刚栽的银杏树，枝干光秃秃的，缠着草绳。最后停在一个小公园门口，里面有几个老太太在跳扇子舞，音响里放的是《天路》。我趴在方向盘上，额头抵着喇叭，没哭，就是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轻飘飘的，像那碗没放盐的馄饨。
下午两点多，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标间，两张床，我坐在靠窗那张床的床沿上，窗帘拉了一半。外面是个小区，能看见对面楼里有人在晾衣服，白衬衫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我打开手机，周远的微信对话框安安静静。最后一条消息是三天前他发的：冰箱里有速冻饺子，你不想做饭就煮点。我没回。往上翻，几乎全是这种。水电费交了。下雨了记得收衣服。你妈打电话来问周末回不回去。每一条都像流水账，每一条我都看过就忘了。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去洗手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嘴唇发白，眼角有一点没擦干净的眼屎。我拧开水龙头，水是凉的，激得手背一缩。这个动作让我想起周远。他冬天洗手从来不用热水，说凉水提神。我说他自虐，他说习惯了。洗完手他会在裤子上蹭两下，我说多少次了有毛巾，他下次还蹭。这些事以前我觉得烦，现在想起来，一件一件，清清楚楚，像用刻刀划在玻璃上的。
傍晚的时候，陈朗打了三个电话来，我都没接。他又发来一长段文字，我划开看了一眼，大概意思是那条语音是跟工作室合伙人开玩笑的，让我别误会。我没看完就删了。然后我把他的微信设成了免打扰。做完这些，我靠在床头，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外机嗡嗡的响声。床头柜上放着一本酒店指南和两瓶矿泉水，我拧开一瓶喝了两口，觉得嘴里发苦。
晚上七点多，我下楼吃了碗馄饨。街边小店，招牌上写着“福建千里香”。馄饨皮厚，馅少，汤里放了很多味精，吃完口干。我坐在塑料凳上，看着马路对面的药店招牌一闪一闪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妈打来的。我接了，她问我在哪儿，吃饭没有。我说吃了，在外面转转。她顿了一下，说周远给她打电话了。
“他说你们离了。”
“嗯。”
我妈那头安静了好几秒。然后她叹了口气：“你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我不说你。你爸那边我来讲。”
“妈。”
“嗯？”
“没事。挂了。”
我挂了电话，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三月的晚上还是冷，风从领口灌进去。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往回走。经过一家水果店，门口摆着成箱的砂糖橘，金灿灿的。周远每年冬天都买这个，一箱一箱往家搬，说好剥，你吃着方便。我站在水果店门口，忽然闻到了橘皮被剥开时那股冲鼻子的香气。老板在门口剥了一个试吃，递给我一瓣。我接过来放进嘴里，凉，甜，然后是一丝细微的苦味留在舌根。
那天夜里我睡得不好。酒店的床太软，枕头太高。翻来覆去到后半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和周远刚结婚那阵。是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在阳台上吃西瓜。他光着膀子，肩膀被晒得发红，西瓜汁顺着手指缝往下滴。我说你擦擦。他用胳膊一抹，更花了。我笑他，他也笑，露出虎牙。他的虎牙很小，不仔细看发现不了。梦里我一直盯着那颗虎牙看，看着看着就醒了。窗帘缝里透进来灰白色的光，天快亮了。我摸到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没有新消息。我忽然意识到，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周远没有找过我。一条消息都没有。
早上九点多，我退了房。拖着行李箱站在酒店门口，太阳明晃晃的，照得柏油路面发白。我给公司请了三天假，说家里有事。其实没什么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在路边，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翻到周远的名字，手指停在那里。他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拍的是老家那座山，灰蒙蒙的。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最后锁了屏。
我打车去了城南。陈朗的工作室在那片老街区里，一栋红砖小楼的二层。车停在街对面，我没下车。二楼窗户开着，能看见里面有人影走动。过了一会儿，陈朗走到窗边打电话，神情烦躁，另一只手插在兜里。他挂了电话，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忽然往街上看。我往后靠了靠，出租车玻璃反光，他应该看不见。他站了几分钟，转身离开了窗口。
“小姐，走不走？”司机问。
“走。往前开。”
车子驶过那栋红砖楼，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它越来越小，最后被梧桐树遮住了。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甲缝里有一点黑，昨天在民政局翻包的时候蹭的。我用指甲去抠，抠了两下没抠掉。这双手，结了婚又离了婚，做了七年账，包过无数碗馄饨，在陈朗工作室的键盘上敲过报表，也在周远发烧的夜里贴过他额头。它们现在安安静静地放在我的膝盖上，十根手指，一根不多一根不少。
出租车拐上高架，城市的楼群在两边铺开。我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天有一次，我和陈朗喝完咖啡回家，周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衣服上有烟味。”我没说话。他又说：“我不抽烟，你知道的。”然后就转过头继续看电视。我当时站在客厅中间，外套都没脱，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现在，在高架桥上，在出租车后座，那句话忽然从记忆里浮上来，带着另一种意思。他不是在指责我。他是在说，我知道你去见谁了，我知道你身上沾了什么味道，但我等你告诉我。他等了半年多，我一个字没说。
高架桥的护栏飞速往后退。我打开手机备忘录，里面有我去年写的一段话，当时准备发给周远的，后来没发。上面写着：我好像把日子过成了惯性，每天重复一样的事，吃一样的饭，走一样的路。你也是。我们俩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一起往前，但永远碰不到。我那天写这段话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清醒。现在再看，铁轨本来就是平行的，平行才能承重。非要拧到一起，只有脱轨。
出租车下了高架，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了个地址，是城东一个老小区。我有个大学室友住那儿，之前说过她家次卧空着，让我随时可以去。车停在小超市门口，我付了钱下来。室友在上班，钥匙放在门口脚垫下面。我摸出来开了门，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次卧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书桌上放着一盆绿萝。我把行李箱靠墙放好，坐在床上。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朗。他换了个号发来短信：许妍，你听我当面说，别这样。
我盯着那条短信，打了一行字：那条语音我发给周远了。然后删掉。又打了一行：陈朗，以后别联系了。看了两遍，觉得太轻，像赌气。最后我什么也没回，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做完这些，我躺下来，单人床很硬，比酒店那张舒服。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我盯着那条裂纹看，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后来我睡着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阳光从窗帘缝里斜进来，在被子上落了一条光带。我摸过手机，微信上有一条新消息，来自周远。
只有一句话：你妈刚才打电话给我，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我说你在朋友家，让她别担心。
没有问号，没有多余的句子。就这一句，像他这个人一样，把该做的做了，该说的说了。我看着这行字，手指在输入框里悬了很久，最后打了一个字：嗯。
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放在枕边，翻了个身。绿萝的叶子垂下来，有一片搭在书桌边沿，叶尖泛着一点黄。我想起周远养过一盆绿萝，放在厨房窗台上，后来被我浇多了水，根烂了。他没有怪我，把烂根剪掉，换了个盆，又活过来了。现在那盆绿萝应该还在那个窗台上，叶子垂下来，刚好能碰到洗碗池的水龙头。
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客厅，从冰箱里找到半盒牛奶，过期了两天。我没喝，把它扔进垃圾桶，又坐回沙发上。电视开着，正在放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在教做红烧肉。我看了一会儿，拿起遥控器，把台换了。换到一个本地新闻频道，正播到一半，说的是城北一个新建的菜市场开业。镜头扫过一排排摊位，青菜码得整整齐齐，鱼在池子里游。我看着那些画面，忽然觉得很饿。是那种从胃里升上来的、实实在在的饿。
我站起来，在厨房翻了翻，找到一包挂面和两个鸡蛋。烧水，下面，卧鸡蛋。面煮好了盛在碗里，热气扑在脸上。我端着碗坐到餐桌前，吃了第一口。面有点软，鸡蛋黄是溏心的，流出来拌在汤里。我一口一口把整碗面吃完，汤也喝了大半。吃完之后，碗放在桌上，筷子架在碗沿上。我看着这副场景，忽然想起周远吃完饭总是把筷子整整齐齐放在碗右边，碗推到桌子中间，抹布擦一遍桌面。这些动作他做了七年，我从来没有留意过。但从今天开始，它们一样一样，全部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带着具体的形状和顺序。
我洗了碗，把碗放进沥水架。室友的厨房很小，转个身都费劲。水龙头关上的时候，最后一滴水从龙头口滴下来，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清脆的一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了一下，很快就没了。窗外有小孩在楼下喊妈妈，声音拖得很长。我站在厨房窗边往下看，是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手里举着一根冰棍，在追一只猫。猫钻进了车底，她蹲下来，脸贴着地面往里面看，冰棍水滴在地上，一小滩，亮晶晶的。
天快黑了。我回到次卧，把窗帘拉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室友发来的：住得惯吗？我回：挺好的，谢谢。她说：客气什么，你住着，我周末回来。我放下手机，在床边坐着。衣柜门没关严，镜子嵌在门内侧，映出我的半张脸。灯光暗，看不太清。我伸手把衣柜门关好，咔嗒一声，镜子里的我也关了进去。
这一夜没有做梦。早上六点多醒的，天刚蒙蒙亮。我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有鸟叫，有电动车经过的嗡嗡声，有隔壁人家开门又关门的动静。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不吵，反而让人觉得踏实。我起来烧了壶水，倒了一杯放在桌上。热气升起来，在晨光里成了一小团白色的雾。我趴在桌上，看着那团雾一点点散掉。
手机里有两条未读消息。一条是我妈：周末回来吃饭，你爸买了排骨。一条是周远，发了一张照片，是我们结婚时买的那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几支富贵竹。他说：这个你还要吗？不要我扔了。
我放大那张照片，花瓶旁边是我的化妆包，粉色的，拉链没拉，能看见里面那支用了一半的口红。那是周远送我的生日礼物。他不会挑色号，让柜台导购帮忙选的。我涂了一次，觉得太红，就收起来了。他大概不知道我一次都没再用过。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手指在屏幕上敲：花瓶不要了，化妆包帮我留着。
发完我把手机放下，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还有点烫，从舌尖一直热到胃里。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外面是个晴天，天很蓝，几片云薄薄地铺着。对面的楼顶有人在晒被子，红色的被面在风里翻动。我站在窗前，端着水杯，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从行李箱里翻出洗漱包，进了卫生间。镜子里的人比昨天好了一些，嘴唇有了点颜色。我拧开水龙头，这次先放了会儿热水。水蒸气漫上来，模糊了镜面。
上午我去了一趟银行，把工资卡的绑定手机号改了。从银行出来，在路边买了个煎饼果子。摊煎饼的大姐手法利落，面糊摊开，磕蛋，撒葱花，抹酱，夹脆饼，一折一叠，装进纸袋。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不超过一分钟。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脆饼咔嚓响。这个声音让我想起周远吃煎饼的时候总说“太响了”，我说我就爱听这声。他摇摇头，下次还是给我买。我站在路边把整个煎饼吃完，手指上沾了酱，用纸巾擦了。
下午没事，我坐公交去了城西的图书城。在里面逛了两个小时，买了一本会计实务和一个空白笔记本。出来的时候天还亮着，旁边有个街心公园，长椅上坐着几个老人在下棋。我找了个空椅子坐下，翻开新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三月十七日。然后停了笔，不知道该写什么。风吹过来，把笔记本的纸页吹得哗哗响。我按住纸页，想了想，写了第二行：今天吃了煎饼果子，很脆。
写完自己觉得好笑，合上本子。旁边下棋的老头喊了一声“将”，对面老头皱着眉头看棋。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周远也会下象棋。他跟他爸学的，但从来没跟我下过。我说你教我，他说太麻烦，你看都看不懂。我当时觉得他瞧不起我，现在想，也许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教。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自己扛，连教人下棋都觉得是给别人添麻烦。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起身走了。路过一家粥店，进去喝了碗小米粥，配一碟咸菜。粥是免费的续的，我喝了两碗。出来的时候路灯全亮了，橙黄色的光铺在地上，被行道树的枝干切成一格一格的。我踩着那些光格子往回走，路过一个小区门口，看见一对年轻夫妻在吵架。女的抱着孩子，男的拎着菜袋子，两个人都绷着脸。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听见女的说了一句：“你从来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男的没回话，把菜袋子换了个手拎着。
我没有停下来。走出一段距离之后，那句话还在耳朵里。我掏出手机，翻到周远昨天发的那条消息。他说我妈打电话来，他说你在朋友家。就这两句。没有问我为什么搬出来，没有问我住在哪儿，没有问那条语音。也许陈朗说得对，他不问，是因为他从来不想知道。也许陈朗说错了，他不问，是因为他觉得问了也没用。两个也许，哪个是真的，我分不清了。
回到室友家，我洗了澡，换上睡衣。坐在床上翻那本新买的笔记本。翻到中间某一页，发现里面夹了一张书签，是书店送的，上面印着一句话：所有的告别都是重逢的序章。我把书签抽出来看了看，又夹回去。然后关灯，躺下。黑暗里，天花板上那道裂纹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周远发来的微信转账，金额是我们离婚时他多给我的那部分。备注写着：花瓶卖了，这是你的份。
我没收。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枕边。闭上眼睛，能听见冰箱在客厅角落里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和室友养的那缸金鱼在过滤泵下吐泡泡的细响。这些声音一起一伏，像某种陌生的呼吸。我在这呼吸声里慢慢往下沉，沉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一整天，我没有再想起陈朗。一次都没有。
外面的路灯从窗帘缝里透进来一条光，落在衣柜把手上，铜色的金属面反着一点暖光。我看着那点光，眼睛渐渐合上了。明天要去公司上班，要面对那些同事，要解释为什么请了三天假。这些事明天再说。今晚就到这里。
后面两天，我正常去公司。早上七点起，煮一个鸡蛋，冲一杯速溶咖啡。出门坐地铁，换乘一次，出站走五分钟到公司。坐在工位上做账，中午跟同事去楼下面馆吃饭。她们问我这几天怎么了，我说感冒。没人多问。成年人的默契就是，你不想说，我就不追问。下班回家，路上买点菜，做一顿简单的晚饭。吃完洗碗，看一会儿电视，洗澡睡觉。日子重新长出了骨架，不饱满，但站得住。
第四天中午，我去楼下取快递，在写字楼大堂碰见了周远。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来送图纸。”他说。
“嗯。”
我们站在大堂中间，旁边有人来来往往。旋转门转了一圈又一圈，把外面的风放进来。我看见他夹克拉链上那根回形针还在，位置都没变。
“那个钱你收一下。”他说。
“不用。”
“该给你的。”
“周远。”
他看着我。大堂的灯很亮，照得他眼角的细纹很清楚。我以前没注意过他有细纹。
“花瓶卖了多少？”我问。
“八十。”
“那这样，你请我吃顿饭，就当那八十花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动了一下，很轻微的，像要笑又没笑出来。
“行。你挑地方。”
“就楼下那家面馆。”
我们一前一后往门口走。他走在前面，推开门的时候扶了一下，等我过去。这个动作他做了七年，今天我才注意到。面馆里人多，我们拼了桌，对面坐着一对母女。我点了牛肉面，他点了雪菜肉丝面。等面的时候，他从纸袋里抽出一张图纸，摊在桌上看起来。我没说话，低头看手机。旁边那对母女在讨论学校的事，女儿说同桌抄她作业，妈妈说那你告诉老师。
面来了，我们各自吃。他吃面还是那个习惯，先挑一筷子吹两下再吃，不发出声音。我看着他，忽然说：“你以前怎么不教我下象棋？”
他抬头，嘴里还有面，嚼了两下咽下去：“你想学？”
“现在不想了。就问问。”
他想了想，说：“你性子急，下棋要等，你等不住。”
“你怎么知道我等不住。”
“你煮饺子，每回都掀锅盖看，说了不听。”
我愣了一下。确实，我煮饺子总是掀锅盖，水一开就掀，他每次都说别掀，饺子皮会破。我从来不听，每次煮出来都烂几个。
“那你也不说第二遍。”
他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说了你也不听，说那么多干什么。”
对面那对母女吃完走了，空出两个位置。服务员来收碗，问我们要不要加汤。周远摇头，我也摇头。他看了看表，把图纸收回纸袋里。
“我下午还有个会。”
“嗯，走吧。”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回头，说：“那个化妆包，我放物业了。你有空去拿。”
“好。”
他推门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经过面馆窗户，往左拐，汇进人群里。夹克后背有一小块磨得发白，是经常靠椅背的位置。我坐在面馆里又待了一会儿，把碗里剩的汤喝完。汤是咸的，喝完嘴里发干。出门的时候太阳很大，照在脸上睁不开眼。我抬起手遮了一下，手指缝里漏进来的光一格一格的。
下午回到工位，我打开抽屉，把陈朗以前送我的那支钢笔拿出来。笔帽上有他工作室的logo，银色刻字。我拧开笔帽，笔尖上还沾着一点干掉的墨。我拿了一张废纸，用力在纸上画了几道，划破了纸面。然后把钢笔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还有些别的废纸，钢笔落进去，没发出什么声音。
快下班的时候，我给我妈回了个电话。她说排骨炖好了，问我周末回不回去。我说回。她又说，周远给你爸打了个电话，问你爸最近血压怎么样。我爸在旁边喊，让他有空来家里吃饭。我拿着电话，看着窗外，说：“妈，我们离了。”
我妈那头安静了一下。“我知道。我说的是让他来吃饭，没说是你老公。他来不来，他自己定。”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转了一圈。窗外那棵银杏树开始抽新叶了，小小的扇形叶片，嫩绿的颜色。我看了很久，直到同事叫我一起去坐地铁。
回家路上，我拐进小区旁边的公园。公园里有条石子路，我脱了鞋在上面走了一圈。脚底硌得疼，疼过之后是热。走完坐在长椅上，脚底板红红的。天上有风筝，一个小孩在远处放，线拉得长长的。我看着那个风筝，忽然想，周远从来没有带我放过风筝。他大概也不会。但如果我拉着他去，他应该会去，然后站在旁边看，等我说走吧，他才走。
这个念头让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天黑透了才起来穿鞋。脚底还留着石子路的触感，又麻又热。往回走的时候，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石板路上，摇摇晃晃的。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物业的短信：您有一个包裹已代收，请及时领取。我知道那是化妆包。我没急着去拿。把手机放回兜里，继续踩着石板路往前走。影子在前面一颠一颠的，像另一个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