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伏军统15年熬成少将，眼看就要与组织联系，接头人竟是勤务兵民国三十三年，重庆浮图关雾重得像泼了碗冷汤。
军统局本部里没人知道，那个穿将官呢子服、胸口别着梅花领章、走路不急不缓的“李公”，本名李砚，是中共北方局社会部1930年放进去的一颗钉子。
十五年了。
从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地下交通，到东北军少尉书记，到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再到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最后被戴笠亲自点名“此人可用”，进了军统核心，领少将衔。
他见过张学良抽雪茄时皱眉，见过周佛海在公馆里半夜改口风，见过陈公博把机密文件往抽屉里一锁像锁棺材，也见过戴笠在磁器口练兵场说“特务这行，信谁都别信自己太信”。
李砚谁都不信，只信一件事：组织还在，他就不算死。
可1944年秋，他终于等到那封密信——
“重阳后三日，上清寺茶馆，穿蓝布长衫者代组织见你。”
他心跳快了半拍，又压下去。十五年里他学会把欢喜也当成破绽，先拿镊子夹出来，扔进痰盂。
重阳那天，他提前两刻钟到。
茶馆跑堂是个十八九岁的兵崽子，瘦，颧骨高，军统制服大两号，袖口盖住半个手背。别人喝茶他擦桌，别人谈生意他添水，别人低声说“货走水路”他像没听见，只把茶垢刮得吱吱响。
李砚坐在雅座，手边一杯沱茶凉了。
约定的蓝布长衫没来。
来的是那小勤务兵。
他端着铜壶过来，壶嘴先朝别桌一点，最后停到李砚杯口，声音压得比蚊子还低：
“李公，长衫叫宪兵请走了。今儿我替‘老先生’传话。您别抬头，别问名。”
李砚手指一下子僵在杯壁上。
他十五年没怕过死，怕的是——到嘴边的组织，突然换了一张最不该出现的脸。
勤务兵，军统局里最底下的角色。扫地、跑腿、倒夜壶、背文件箱、被特务们当门帘使。这么个人，说自己是组织派来的？
李砚眼皮都没抬，只用指节敲了敲桌面：三长两短。
这是北方局老暗号：问“你从哪口井来”。
小兵用壶底碰了碰茶盘：两短三长。
“从井里来，也从坟里来。”
对上了。可李砚仍不动声色，说：“小兄弟，倒你的水。我等的是穿长衫的。”
勤务兵没走，俯身擦桌子，嘴唇几乎贴着桌木：
“长衫是‘春山’，我叫‘扫帚’。春山昨夜在曾家岩外被跟踪，今早进茶馆前叫稽查组请去问话。他兜里那半张《大公报》里有给您的坐标，现在报纸在毛人凤桌上。老先生说：少将已经长到能摸到军统心口了，可也到了最像叛徒的时候——因为您知道得太多，谁都想试您一刀。”
李砚喉头发苦。
他当然知道。
军统里，爬得越高，越没人信你是自己人。戴笠看他，像看一把没开刃但总在关键抽屉边上的刀；毛人凤看他，像看一盘棋里忽然会自己走子的卒。
组织若真要见他，派个跑堂兵崽，比派十个长衫都狠：
这年头，将军不可信，小人不可信，唯有“被所有人忽略的人”才走得进将军的耳朵。
“你说你替老先生传话，”李砚用北平口音慢慢道，“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拿来钓我上钩的饵？”
勤务兵忽然笑了下，笑得不像兵，像村里私塾小孩偷到糖。
他从围裙兜里摸出半截铅笔头，压在茶盘下，又用壶嘴把铅笔推到李砚手边。
铅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是用针尖歪歪扎出来的：
“砚台无墨，井水自浑；若问归路，先认扫帚。”
李砚瞳孔猛地一缩。
“砚台无墨”是他1930年入党时，北方局老周跟他说的暗语后半句。前半句是“笔架有雪”，只有他自己和周先生知道。周先生1936年牺牲在张家口，这世上该没人再说得出来。
他终于抬眼，看了那小兵一眼。
小兵没躲，眼睛清得像井底石，没有特务的油，没有学生的怯，只有一种“我替我哥来送你回家”的执拗。
“你哥是谁。”李砚说。
“我哥叫陈禾。1939年天津英租界，给您送过一次假护照，回来路上被捕，1941年死在息烽。”小兵声音没抖，“临死前托人带话：我妹小满，若长大了，替我给‘李先生’扫一次地。”
李砚闭了眼。
陈禾。天津站交通员，矮个，左耳缺一角，爱哼评戏。那次假护照救了李砚，也把陈禾自己送进地狱。李砚后来在汪伪里爬起来，曾托人找陈禾下落，回话只有四个字：息烽，没了。
他以为这辈子还不完。
原来陈禾把妹妹，种进了军统局的后勤伙房。
“小满。”他低声念。
“嗯。”小兵——陈小满，把壶放下，“李先生，您别心疼我。我哥说，干咱们这行的，最金贵不是命，是‘没人注意’。我在军统扫了三年地，处长们当着面骂娘、分赃、烧密件，从不当我有耳朵。可我耳朵比谁都长。”
李砚忽然觉得，自己这十五年像爬一座黑山，以为山顶是组织伸来的手，爬上去才发现，山脚下早有个小姑娘，拿扫帚把绊索一根根扫开了。
“老先生怎么说。”他问。
陈小满端起别桌空杯，像真在收拾：
“三句话。
一，您别再往上爬了。戴笠若真把您送进军统局情报处，您就离死不远——因为那里头每一个位子，都垫着前任的血。
二，日本败相已定，战后接收、上海、南京、东北，才是真棋盘。您若保住‘上海区第二组少将’这层皮，比当什么处长值钱。
三，近三个月别见任何人。军统正在‘清左’，毛人凤拿了三份名单，其中一份写的是‘东北系、法政系、汪伪转进系’——您三条全中。他们不抓您，是想等您把共党上级引出来，一锅端。”
李砚指尖发凉。
他本以为自己熬到少将，是终于能“归队”；却不知道，归队的那扇门后，军统已经架好了机枪。
“那春山——”
“春山不会叛。”小满说，“他是老交通，懂规矩。可他兜里有给您的坐标，稽查组只要在他身上找到半张纸，就能坐实‘李砚有共党关系’。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不是抓您，是放您——放您去救春山，您一动，尾巴就咬上。”
李砚深吸一口气。
这才是最毒的局：
组织来接你，本身就是陷阱。你不去，同志死；你去，你死；你装没看见，这十五年就烂在重庆的雾里。
他看了小满半天，忽然问：“你一个勤务兵，怎么懂这些。”
小满把抹布搭在肩头，像说今天白菜几毛：
“我扫的不只是地。处长们午睡时，我理文件箱；译电室倒废纸，我趁火烧前翻两页；毛人凤的副官爱喝花雕，醉了在伙房门口骂‘又拿娘希匹的名单害人’，我记着。三年，我记了半本账，藏在伙房咸菜缸夹层里。”
她顿了顿，眼睛红了但没掉泪：
“我哥死前托人带话，说他这辈子没娶没留，就留一句：别信穿得好的人，别小看拿扫帚的人。李先生，您是将军，可今儿您要是栽，不是栽在将军手里，是栽在‘以为将军才危险’上。”
李砚忽然笑了，笑得极轻，像十五年压在胸口的雪化了第一滴。
“陈禾教得好闺女。”
“我哥没教。是这世道教的。世道对女人、对小人、对底下人最狠，可也最漏——它总忘了，扫地的也会记。”
两人没再多说。
小满添完水，端壶往后厨走，像什么都没发生。临进布帘前，她头也不回：
“李先生，初三半夜一点，若还活着，去千厮门码头第三根桩。有个卖炒米糖的瞎子，会唱 《四季歌》。他唱到‘秋季里’若停半拍，就跟他走；若不停，您这辈子，别再找组织。”
李砚端起那杯凉透的沱茶，一口喝下去，苦得舌根发麻。
他忽然懂了老先生为什么派小满来：
因为在这座特务城里，最安全的联络，不是最聪明的，是最不被看见的。
一、他怎么熬成少将的
外人看李砚，是“命好”。
北大法政毕业，字写得好，卷宗理得清，酒桌上不抢话，开会时不抬头，谁骂共产党他跟着皱眉，谁分赃款他退半成，谁太太生病他托人找西药。这种人，军统里叫“稳得没血”。
可只有李砚自己知道，这“没血”是拿多少夜熬出来的。
1930年，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旁听，夜里在宣武门外卖《烽火》小报。老周递给他一支铅笔：“笔比枪长。你替党写三年情报摘要，比上前线值钱。”
他问：“那我算什么人。”
老周说：“井里的人。井水清，可井底黑。你下去了，就别指望再晒到太阳。”
他下去了。
1934年，东北军招书记，他凭着法政底子进去，中尉办事员，管收发。西安事变那夜，他隔着一道门，听见张学良在电话里吼“我要的是抗日，不是剿共”，手抖得钢笔掉在军装裤上。他连夜把东北军嫡系调动抄在衬衣里子，缝进棉被，托交通员送北平。
后来东北军整编，他被“洗”出来。组织让他去天津，进伪高等法院。他学会了在法官们打麻将时记口供，在汪伪“六大”期间冒充北方代表，把《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草稿塞进饭团，让陈禾带去英租界。
陈禾就是那回认识的。
小姑娘当时才十三岁，穿男装，拎个卖花生筐，跟在陈禾后头，不叫哥，叫“先生”。李砚还以为是谁家童养媳。陈禾说：“别小看她。她记路比狗灵，记脸比相机准。”
1940年，李砚已是汪伪立法院里“能办事的北方人”。陈公博欣赏他“不结党、不贪色、卷宗比秘书还熟”，周佛海觉得他“东北人，跟重庆有旧，正好做桥”。他一边给汪伪写清乡条例，一边把清乡兵力、据点、粮秣数字抄在药盒子背面，塞进上海大世界后头豆浆铺的坛子里。
1943年戴笠要插汪伪，李砚被“策反”进军统。戴笠见他：
“你给日本人、给汪兆铭都干过，凭什么信你？”
李砚答：“我给谁干，谁给我印把子；可我夜里梦见的是北大未名湖，不是靖国神社。局长要的是能办事的人，不是干净的人。”
戴笠居然笑了：“你嘴像读书人，心像老特务。留着。”
就这么，他从“汪伪少将”变成“军统少将”。
外人看他青云直上，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升一级，就像被剥一层皮。你越靠近核心，越不能有人味。不能给老母写信哭，不能在酒醉时喊“娘”，不能在档案里写错一个字。
他唯一的人味，是每年重阳，在茶馆点一杯沱茶，不动，不语，像给井底的自己上坟。
二、军统的“清左”，清的是谁
1944年秋天，军统真在“清左”。
不是清共产党——他们早知道共产党在军统里有，但抓不完，也不想全抓。他们清的，是“可能共、未必共、但将来共”的人。
李砚三条全中：
一，东北军出身——张学良系，天然“通共嫌疑”；
二，法政系——北方文人，跟北平、天津地下党有地缘；
三，汪伪转进——抗战胜利在望，重庆要接收上海南京，这种“从敌人堆里爬回来”的人，用得着，也最可疑。
毛人凤的逻辑很毒：
“这种人，你关起来，是浪费；你放了，他可能回头咬你；最好，拿他当饵，钓出他上头的人。”
所以“春山”的出现，不是天赐归途，是网口张开。
李砚回到罗家湾宿舍，把那截铅笔摆在灯下。
铅笔上的字，他反复摸：“砚台无墨，井水自浑；若问归路，先认扫帚。”
他忽然想起老周当年另一句话：
“地下工作到最后，不是你找组织，是组织挑时候找你。你急，就死；你稳，才配活。”
可他十五年没归队了。
他不是没动摇过。1941年上海大轰炸，他躲在法租界阁楼，听见外头小孩哭“阿爸被宪兵拖走”，自己却得扮成汪伪官员去赴宴。那夜他拿刮胡刀在小腿上划了一道，不深，只让血出来——他怕自己连疼都不会了。
他不是铁人。他只是把“想回家”这件事，锁进军装第三颗纽扣后面，十五年没敢碰。
今夜，纽扣松了。
三、千厮门码头，炒米糖与《四季歌》
初三。雾。
千厮门码头腥风里带股桐油味。李砚没带警卫，没坐车，穿件旧呢大衣，领子竖起来，像重庆满街的落魄官佐。
第三根桩后头，个瞎子坐小马扎，竹竿靠肩，面前小铁锅熬着炒米糖。
他开口唱：
“春季里来什么花儿开——”
沙哑，跑调，可咬字怪准。
李砚站十步外，手插口袋，拇指抵住枪机——他带了把勃朗宁，不是打敌人，是万一被“自己人”错认，留颗子弹给自己。
瞎子唱到“夏季里”“冬季里”，都顺。唱到“秋季里来桂花香——”时，忽然停了半拍。
李砚后颈汗毛立起。
停半拍，就是“跟”。
瞎子没回头，用锅铲敲了敲铁锅边：
“官长，买糖不？甜的东西，兵荒马乱里最假，也最贵。”
李砚走过去，放一张法币在木板上：“来二两。”
瞎子抓糖，顺手塞给他一张油纸。
油纸里不是糖。是半片《新华日报》边角，上面用米汤写着：
“初三后半夜两点，磁器口白公馆后墙，竹篱破处。来者穿草鞋，左脚趾缺甲。若见军靴，投江。”
李砚把糖嚼碎，甜得发苦。
他懂：组织没撤他，可也没打算“隆重接他归队”。他们要他再走一步——从将军的皮，蜕回井里的人。
可磁器口白公馆，是军统看守所。
让他去那里，不是送温暖，是送命里讨生路：
春山关在那儿。组织要他确认春山没叛，顺带把军统“清左”名单抄出来；可军统也一定在白公馆外头，等“李少将亲自来探监”。
这一步，叫“试忠诚”。
地下战线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
你盼了十五年“组织来接你”，真来了，组织第一件事不是抱你，是看你敢不敢再死一次。
四、白公馆后墙：将军蹲成伙夫
两点十分，磁器口雾像湿棉花。
李砚脱了呢大衣，里头是伙房借来的粗布袄，脸上抹了层锅灰，左脚草鞋，右脚趾甲早年被冻掉一片——他真把自己弄成了“缺趾伙夫”。
后墙竹篱破了个洞。
里头传来春山的声音，哑得像砂纸：
“……别问了。我兜里那张报，是故意放的。毛人凤要想钓李砚，得先拿我当饵。可他们不知道，报角上那行铅笔字，是李砚三十年前就认得的——‘砚台无墨’。”
李砚趴在泥里，眼一热。
春山没叛。
春山在替他扛：把“诱饵”坐实在自己身上，让军统以为“李砚根本没来”，再拖三天。
可春山也快扛不住了。痢疾病，鞭伤，左手指甲被拔了两片。
李砚从篱洞伸进手，低声：“春山兄。我来了。”
里头静了三秒。
“……李公？”
“是我。扫帚引我来的。”
春山忽然笑，笑得咳起来：“好……好。小满那丫头，没白活。我昨儿还跟他们说‘李砚不会来’，他们骂我嘴硬。这回，我嘴硬赢了。”
李砚喉头堵得说不出话。
春山把一卷油布塞出洞：
“清左名单全本，白公馆关了几个人、谁咬了谁、毛人凤准备战后拿‘地下党’换重庆官位——都在里 head。你拿走，别救我。我四十七了，坐过两次牢，这回出去也是废人。你少将皮还在，上海接收你能进核心。留着命，比留着我去得更值。”
“我不走。”李砚说。
“你走。”春山声音忽然像当年交通站老站长，“地下党不是孝子贤孙。你若为了我露脸，军统明天就拿你换三座城市的中共情报网。李砚，你潜伏十五年，不是来当义气的，是来当钉子的。”
李砚咬紧牙，泪混着锅灰往下淌。
他想起1930年老周说：地下工作者最难的，不是不怕死，是看该死的人死，自己还得接着走。
“春山。”
“嗯。”
“我记你一辈子。”
“别记我。记井。井在，人就不在名单上。”
竹篱里伸出一只肿手，和李砚握了一下。
然后李砚退进雾里。
他刚转过坟堆，就听见白公馆前门刹车声、皮靴声、低喝：“封墙！他若来探，必从后头——”
可李砚已经不是“李少将”了。
他像条老狗，贴着嘉陵江边臭水沟爬了四百米，在一处渔船下脱了草鞋，换回大衣，把油布卷塞进大衣衬里，顺着挑夫道混进磁器口早市。
天亮时，他在茶馆要了杯沱茶，手不抖了。
将军的魂，昨夜在后墙死了一块；井里的人，今早活了回来。
五、小满的咸菜缸
三天后，李砚借口“查上海区经费”，回了一趟局里后勤伙房。
咸菜缸在墙角，缸沿结着白霜。他假装在伙房训几句“伙食太咸”，顺手掀缸盖，指尖碰到缸壁夹层里一本小簿子。
陈小满站在灶后头，拿勺搅猪血汤，头也不抬：
“李先生，咸菜里别翻出虫子，吓着长官。”
李砚把簿子塞进袖口，淡淡道：
“虫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扫地的比处长懂天下。”
小满低声：“我哥说，天下是扫出来的。将军打仗，小人扫地，可地扫干净了，将军才知道自己踩在哪儿。”
簿子里是陈小满三年记下的东西：
军统译电室每周作废密钥几套；毛人凤副官哪天喝醉说“局长要拿左派名单换美援”；戴笠对李砚的真实评价——“可用，不可信，留着钓大鱼”；战后上海接收预定人选里，李砚排“可牺牲组”第三名。
李砚合上簿子，忽然问：
“你一个姑娘，敢记这些，不怕死？”
小满把猪血汤舀进粗碗：
“怕。可我哥死在息烽前托人带话：小满，你这辈子别信‘上面的人会救你’。能救你的，是下一个像你一样被忽略的人。
我记这些，不是为当英雄。是为将来——若有别的小满，进到别的特务窝，能从我这半本账里，少死一回。”
李砚沉默很久，说：
“你比少将值钱。”
小满笑了一下，像陈禾当年那样，左耳后露颗小痣：
“少将换的是城；扫帚扫的，是世道。世道不扫，城打得再漂亮，也住不得人。”
六、1945：胜利来了，他没脱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重庆疯了，延安也疯了。军统更疯——戴笠连夜排“接收大员”名单，李砚被派往上海，名义“肃奸”，实则是去汪伪堆里再刨一遍金条、文件、汉奸、共党。
毛人凤找他谈话：
“李公，你在汪伪里混得开，陈公博、周佛海那边的人都认你。上海那摊，你去了，比谁都好使。”
李砚微微一笑：“为国效力，分内事。”
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段路。
上海接收，军统、中统、地下党、青帮、汪伪余孽全搅一起。组织要的，不是他“归队哭一场”，是他在接收里保住三样东西：
一，汪伪时期中共地下人员“假投敌”的掩护名单，别被军统当成真汉奸抓；
二，日本华中派遣军撤退前留下的工厂、仓库、港口图，别全进四大家族腰包；
三，军统“清左”完整名单，战后要拿来保自己人。
李砚到上海，住进愚园路一栋洋房。表面每天见周佛海旧部、青帮“先生”、舞厅老板娘；夜里把油布卷、咸菜簿、春山塞的名单，全抄成三套：
一套放线装书里，寄香港；
一套塞进棺材铺义冢，等 postwar 交通员来取；
一套记在自己脑子里——这是地下党最老的办法：人，是最后一道保险。
1946年戴笠飞机撞岱山。
李砚在上海听到广播，手里的茶杯没晃。
他早知道戴笠活不长——不是会算命，是这种“把全中国当审讯室”的人，自己最后也会被审讯室吞掉。
戴笠一死，毛人凤动手更快。
“清左”名单从“钓鱼”变成“杀人”。春山死在白公馆，死前咬碎牙，没供出李砚；可军统稽查组已经把李砚名字圈红，只差一个“现行”由头。
由头来得很快：
有人举报，“李少将”在上海接收时，故意放走汪伪法政系统里的“共党掩护人员”。
1946年9月，李砚被捕。
罪名是“汉奸”。
——多讽刺。潜伏十五年、替党送了半辈子命的人，最后被国民党按“汉奸”抓。可地下战线里，这反而是最安全的帽子：若直接定“共谍”，必刑讯至死；定“汉奸”，还有监狱、有律师、有交换俘虏的筹码。
老先生在狱外替他铺了路。
陈小满已经不在军统伙房了。她1945年底“失踪”，其实是被组织转到香港，做南洋交通线的记账娘。临走前她托人给李砚带句话：
“李先生，将军皮脱下来，别舍不得。你本是个写文章的。等天亮了，写点人话。”
七、1949：他终于脱下将军皮
李砚坐了两年半牢。
1949年2月，淮海打完，长江以北差不多红了。军统监狱乱得像被踹的蚁窝，看守自己都在找后路。
组织通过“汇中企业公司”的壳子，把他保出来。
出狱那天，上海在下雨。他四十五岁，头发白了一半，将军服早被搜走，穿件灰布长衫，像当年他等过的“蓝布长衫”。
可这回，长衫是自己人。
接他的是个女同志，三十来岁，手里拿本《联共党史》，见面只说：
“李先生，北平在等您。老先生走了，周先生更早走了。可井还在。”
李砚站在霞飞路雨里，半天没动。
十五年。
他想起陈禾、春山、小满、白公馆后墙的猪血汤味、千厮门码头的炒米糖、咸菜缸里那本小簿子。
他本以为“归队”是号角、是泪、是同志们扑上来喊“同志你受苦了”。
真到了，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句：
“井还在。”
这就够了。
1949年4月，他经香港、天津，到北平。
在中央社会部那间朴素办公室里，他把线装书里的情报、脑子里记了十五年的军统布防、上海接收黑账、战后长江防线情报，全交了出来。
接情报的人叫童小鹏。
李砚交完，忽然问：
“我算‘归队’了没。”
对方笑：
“你从来没离队。离队的，是那身少将皮。你早就是自己人了。”
那天傍晚，他终于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不是将官，不是英雄照。灰布军装，风纪扣扣到顶，像个体面的老文书。
他站在景山下，忽然想起1930年宣武门外，老周递给他那支铅笔：
“笔比枪长。”
他回了句：
“可扫帚比笔长。”
八、尾声：扫帚比笔长
后来有人写这段历史，爱写“潜伏军统15年熬成少将，中央一句大胆往上爬”。
可李砚晚年跟年轻情报员说：
“别信那套‘官越大越英雄’的漂亮话。
我若真信‘大胆往上爬’，早爬进军统情报处，被毛人凤当鱼钓了。
真救我的，不是少将衔，是三样东西：
陈禾肯替我死；
小满肯替我记；
春山肯替我扛。
他们没衔、没官、没名字登过报。
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兵，一个老地下党。
世人看地下战线，总盯着将军、站长、美人、密码本。
可真撑住这条线的，是‘被所有人忽略的人’——
扫地的姑娘，倒茶的兵崽，坐牢的老交通，咸菜缸里半本账，码头瞎子半句《四季歌》。
将军是面子，扫帚是里子。
面子风光，里子扛事。
世道一乱，面子先碎；里子还在，井就不枯。”
1960年代，李砚在北方某党校教“隐蔽战线史”。
有学员问：“李老师，您最险是哪一夜？”
他答：
“不是白公馆后墙，不是上海接收，也不是被捕那晚。
最险的是1944年重阳，上清寺茶馆，小满端着铜壶过来，说‘长衫叫请走了，今儿我传话’。
那一瞬我得决定：
信一个勤务兵，还是信自己这身将官皮。
我若信皮，这辈子就是军统李公，死在重庆雾里也没人哭；
我信了扫帚——
这才算，活成了人。”
讲堂里静了半天。
窗外北方秋天的白杨叶子落下来，像十五年里那些没寄出的家书。
李砚顿了顿，又补一句：
“你们以后出去，别光敬将军。
也敬敬门房、伙夫、接线员、扫地的丫头、替人送信的瞎子。
历史是大人物写的，
可历史能走下来，
是靠小人物替它扫地。”
尾声之后还有半页。
1980年代，陈小满从香港回内地，白发苍苍，拎个咸菜缸改的花盆，去北京看望九旬的李砚。
两人没抱，没哭，没说“同志辛苦”。
小满把花盆放窗台：
“李先生，咸菜缸我带出来了。里头没账了，种了棵薄荷。”
李砚摸着薄荷叶，笑得像个宣武门外卖小报的年轻人：
“薄荷好。井水浊，薄荷清。”
小满说：
“我哥要是看见，准说——扫帚扫完，该种点活的东西了。”
李砚点头。
窗外长安街车水马龙，再没有军统、汪伪、戴笠、毛人凤。
可井还在。
扫帚还在。
那些被历史大幕挡住的人，
终于在薄荷叶的香气里，
被记了一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