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小西

1942 年的初夏，四川江津的山村里还裹着湿冷的雾气。

鹤山坪石墙院的老屋里，六十三岁的陈独秀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了大半天。

邓仲纯手里的注射器刚推完，老人喉头动了动，缓缓睁开眼，又很快沉了下去。

守在床边的潘兰珍攥着他的手，眼泪早就哭干了。

她怎么也想不通，丈夫手里明明攥着一万银元的稿费，却宁可让她当首饰、挖野菜度日，到死都不肯动半分。

临终前他留下话，那笔钱原封不动退回去，自己留给她的，只有五只旧瓷碗和几件穿了多年的旧衣裳。

石墙隐居

1939 年 5 月，陈独秀带着妻子潘兰珍搬到了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

这是前清拔贡杨鲁丞留下的旧宅子，藏在深山里，交通不便，也清净，正好适合他养病写书。

刚到四川的时候，也有国民党方面的人找上门来送钱，想请他出去任职，都被他挡了回去。

骨头硬了一辈子，临老了更不可能低头。他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北大同学会每月定期的接济，再加上邓鹤年几位老朋友时不时的资助，日子过得紧巴巴，倒也安稳。

晚年的陈独秀，把大半精力都扑在了《小学识字课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一笔一画地调整，他想给中国的孩童编一套好用的识字书，给中国的文字教育打个底子。

教育部看中了这部书稿，预付了一万银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够一家人安安稳稳过好几年。

可后来出版社那边传过话来，说要把书名里的 “小学” 两个字去掉，改作《中国文字基本形义》，由陈立夫那边主管此事。

陈独秀当场就拒绝了，书名是自己定的，内容是自己编的，一个字都不能改。 书出不了，稿费自然就名不正言不顺。他把那笔钱原封不动存在银行里，连利息都没动过。

潘兰珍劝过他好几次，日子实在熬不过去，先挪出来用，以后再还。他都没同意，说书没按约定出，拿这笔钱，就是坏了规矩。

那些年家里的日子全靠潘兰珍撑着。她比陈独秀小二十九岁，当年在上海弄堂里救了犯胃病的陈独秀，两人走到一起，跟着他从上海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四川，十几年患难与共，从没享过什么福。

物价飞涨的时候，她把自己的首饰都当了，连朋友送的皮袄都拿去换了米。

院子里空出块地，她开垦出来种四季豆、土豆、青菜，能省一点是一点。

陈独秀知道妻子苦，可他有自己的死理。这辈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要是临老为了钱妥协，那一辈子的坚持，不就都成了笑话。

宴客染疾

1942 年 5 月，包惠僧的妻子夏松年路过江津，特意上山来看他。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陈独秀落难后出手相助最多的朋友之一。

老友的家人来，陈独秀心里高兴，吩咐潘兰珍做了红烧肉，烧四季豆，好好招待。 他本来就有慢性肠胃病，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医生反复叮嘱要忌口。

可那天高兴，筷子就没停下来，还和客人聊了大半天的旧事。送走客人当晚，他就觉得腹部绞痛，上吐下泻，第二天就彻底起不来床了。

石墙院离江津县城有三十多里山路，找大夫本来就难。之前他就因为误食发霉的蚕豆花中过一次毒，身体底子早就掏空了，这次急性肠胃炎来势汹汹，直接把他撂倒了。

潘兰珍起初没太慌，他病倒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都熬了过来。可一连几天过去，烧退不下去，一站起来就天旋地转，连坐都坐不住。

她这才慌了神，赶紧托下山的邻居带信进城，给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送信，还特意嘱咐叫上懂医的邓仲纯一同来。 信送出去当晚，陈独秀就昏死过去一次。

浑身冰凉，四肢僵直，冷汗把被褥都浸透了。邻居帮忙把他抬到床上，找了乡下的老大夫来，扎了针灌了药，过了一个多钟头才缓过来。

何之瑜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信，立刻通知了在江津国立九中教书的陈松年。陈松年带着妻儿翻山越岭往鹤山坪赶，邓仲纯处理完手头的事也立刻动身。

等几个人都赶到的时候，陈独秀已经瘦得脱了形，清醒的时候少，昏沉的时候多。邓仲纯给他对症用了药，病情稍微稳了一点，可在场的人都清楚，已经是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消息很快传开，朱骝先、蒋梦麟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各送来五千法币，段锡朋、王星拱各送两千元，许静人送了一万元。

大家都知道他晚年日子清苦，凑钱给他治病。江津当地的邓燮康、高语罕也赶了过来，帮着料理各项杂事。

病笃弥留

接下来的几天，病情反反复复。人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发烧的时候浑身烫得像火，烧退了又冷得打颤。邓仲纯每隔几个小时就给他打一次强心剂，每次打完，能清醒一小会儿。

清醒的时候，他大多时候闭着眼不说话。他心里清楚，自己这关是熬不过去了。他还在等重庆的曾、周两位医生，其实邓仲纯早就知道，那两位医生不会来的。

潘兰珍专程去重庆请过，人家看了病历就知道没救了，只是不好直说，开了些药，送了些针剂，算是尽了心意。 陈独秀还抱着点渺茫的希望，邓仲纯也不忍戳破，只说信已经发了，人很快就到。

5 月 25 号那天，他精神忽然好了点，像是回光返照。他让潘兰珍坐到床边，声音很轻，说自己走了以后，日子要自己过，要是有合适的人，就改嫁，别苦了自己。

潘兰珍听着，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跟了他十几年，没享过一天福，临了他还在替自己打算。 缓了缓，他又让把何之瑜叫过来。他问这些日子治病花的钱从哪来的，何之瑜说自己凑了点，又在农工银行借了点。

陈独秀叹了口气，说自己有钱在银行里存着，反倒让别人借钱给自己治病，传出去是笑话。 他说的那笔钱，就是那一万银元的稿费。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是没有要动那笔钱的意思。反倒交代何之瑜，自己走了之后，那笔钱原封不动退回去，一分都不能动。

何之瑜劝他，说治病要紧，先拿出来用了再说。陈独秀摇了摇头，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名正言顺。

书名改了，书就不是自己的书了，拿了稿费，就是自己坏了规矩。

他跟何之瑜说，自己没什么东西留给潘兰珍。南京坐牢的时候，朋友送了五只瓷碗，说是显德年间的古物，就留给她做个念想。

还有几件穿了多年的旧衣裳，也都留给她。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

潘兰珍后来跟人说，那几只碗她一直当宝贝收着，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她拿去典当，人家说是赝品，不值钱。后来辗转还弄丢了，她难过了好久。

交代完这些事，他像是松了一大口气，整个人都安详了不少。之后的一天多，他没再吃东西，呼吸越来越弱，大部分时候都昏睡着。

溘然长逝

5 月 27 号那天，天一直阴着，山里飘着细碎的雨。陈独秀又昏过去一次，邓仲纯打了强心剂，也没像之前那样醒过来。

包惠僧从重庆赶过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潘兰珍轻轻拨开陈独秀的眼皮，让他看看老朋友。

陈独秀的眼珠微微动了动，眼角滚出几滴眼泪，就再也没反应了。

当天夜里九点四十分，陈独秀在石墙院的老屋里走了，享年六十三岁。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去，江津当地不少乡绅都过来帮忙。邓蟾秋把自己预备的上等香楠木棺材捐了出来，邓燮康一手操办了所有丧事。

各方朋友送来的奠仪加起来有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办丧事花了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超支的五千，北大同学会给补上了。

6 月 1 号下午，灵柩从鹤山坪抬出来，三十里山路，一路抬到江津西门外的鼎山麓康庄。送葬的有亲属，有学者，有当地的学生，还有乡里的邻居，一共一百多人。沿途有人家放鞭炮，送先生最后一程。

墓碑上只刻了六个字：独秀先生之墓。是当地的文人欧阳竞吾写的。

后来有国民党特务来问，为什么给陈独秀厚葬。邓燮康回了一句，不问党派，只敬文章人格。

这句话，算是给陈独秀晚年的注脚。他一辈子政见起伏，争议不断，可就算是对手，也敬他的学问，敬他的骨头。

身后余事

陈独秀下葬的时候，陈松年心里就有打算，以后要把父亲迁回安庆老家，和母亲高大众合葬。

这个心愿，他记了五年。 1947 年，抗战胜利后，陈松年雇了船，顺着长江把灵柩运回了安徽安庆叶家冲，和生母高大众葬在了一起。

当年父亲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抔黄土。

又过了几十年，当年的小土坟被扩建成了独秀园，汉白玉的墓冢，石牌坊，纪念馆，一一建了起来。每年都有人过来看看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旗手，看看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

很多人说起陈独秀，总想起他早年的风光，想起新文化运动，想起建党的往事。可更多的时候，人最真实的样子，都藏在晚年的岁月里。

他一辈子轰轰烈烈过，也大起大落过。

站在过时代的风口浪尖，也跌落到过谷底。坐过牢，挨过骂，看过人情冷暖，也见过世道起伏。

到了最后，守在他身边的是潘兰珍，支撑他的是那点不肯妥协的原则。

一万银元摆在眼前，他分文不动；生死关头，他还是守着自己的规矩。

参考资料：

陈独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 新京报

陈独秀-名人坊-教育频道-中国广播网

【北大红楼·人物篇】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追忆陈独秀生命的最后时光——两种人的钱坚决不收-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