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作为“创意模拟器”在管理学课程中的教学模式研究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传统管理学教育正面临深刻的范式重构压力。经典的管理学教学往往依赖于静态的、已发生的历史案例，学生在分析这些“完美后视镜”时，难以体验真实商业决策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信息模糊性和动态博弈性。这一结构性矛盾导致学生虽掌握理论框架，却缺乏在复杂、开放环境中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与此同时，AIGC技术展现出的强大情境生成、角色模拟与即时交互能力，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旨在系统探讨将AIGC深度整合为管理学课程中“创意模拟器”的新型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超越将AI视为简单辅助工具的层面，而是将其构建为一个能够动态生成挑战、模拟多元利益相关者、并激发学生进行持续性创意构建与策略迭代的沉浸式学习环境。
“创意模拟器”的核心内涵与教学理论支撑
所谓“创意模拟器”，在此教学语境中被赋予了三层相互关联的核心内涵。首先，它是一个“动态情境生成器”，能够根据教师设定的行业背景、市场条件、危机类型等关键变量，即时生成包含矛盾冲突、模糊信息和多重约束的定制化商业场景。这解决了传统案例更新滞后的问题，使教学内容能紧密贴合快速变化的商业实践。其次，它是一个“多元思维碰撞器，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能够模拟董事会成员、竞争对手、挑剔客户、基层员工等不同角色，从迥异的立场和视角对学生的初步方案进行质询、补充甚至提出颠覆性替代方案，从而强制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激发认知冲突与发散性思考。最后，它是一个“决策迭代演练场”，允许学生以极低的试错成本实施决策，并观察该决策如何驱动模拟情境向前发展，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在“行动-反馈-调整”的循环中培养动态战略调整和系统思考能力。
这一模式根植于坚实的教学理论。从建构主义视角看，AIGC创设的接近真实的、复杂的管理情境，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和意义提供了“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场域。分布式认知理论则揭示，学生与AIGC系统形成了一个认知共同体，学生的思维过程在与人机对话的交互中得以扩展、外化和重塑。更为前沿的“数字孪生”教育理念为此提供了技术愿景，即通过构建高保真度的虚拟商业环境模拟体，为管理决策提供一个安全的“沙盒”实验空间。国际前沿的探索，如Mentigo智能导师系统，已经验证了AI在引导学生完成创造性问题解决各阶段过程中的有效性，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与创意成果质量。国内顶尖商学院的改革，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亦将“商务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运营”作为核心方向，强调通过实战项目交付具体的AI产品解决方案，推动教育内核的重塑。
“情境-共创-推演-迁移”四阶段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上述理念，可以构建一个螺旋上升的“情境-共创-推演-迁移”四阶段闭环教学模式。第一阶段是“动态情境创设”。教师可引导学生利用AIGC工具，基于一条实时商业新闻或一个战略主题（如“某新能源车企的国际化公关危机”、“社区零售店的数字化转型”），生成一份详尽的背景报告，涵盖市场数据、组织架构、内部邮件、社交媒体舆情等多元信息切片，从而将一个抽象问题转化为具象、混沌的“战场”。
第二阶段进入“人机协同创意激发”。学生小组针对情境形成初步策略后，AIGC的“创意模拟器”功能被深度激活。例如，在讨论营销方案时，可要求AIGC分别以“Z世代消费者”、“资深品牌经理”、“成本控制严格的CFO”和“ESG投资顾问”的口吻，对方案进行评述。这种多角色“压力测试”能暴露出方案中未曾考虑的盲点，并激发出超越常规的创意火花。此过程类似于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设计思维×商业分析”跨学科工作坊，旨在培养跨界融合创新能力。
第三阶段是“智能决策推演与迭代”，这是教学模式的核心环节。学生将优化后的决策方案输入由AIGC驱动的模拟系统，系统不仅会生成一份多维度的动态结果报告（如季度财报、股价波动、员工满意度调查、竞争对手反应等），还可能引入新的“黑天鹅”事件。学生需要分析初次决策的得失，并在变化的环境中快速调整策略，进行多轮博弈。这种训练直指现代管理者所需的“人机协同决策能力”，即驾驭数据分析、预测模型进行科学决策，同时融合人文直觉与伦理判断的综合素养。
第四阶段是“深度反思与能力迁移”。学习成效的巩固不仅在于解决了一个模拟问题，更在于形成了可迁移的策略框架和元认知能力。教师需引导学生对比初始逻辑与最终结果，复盘决策链条中的关键节点。AIGC可辅助生成分析摘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需在教师指导下，将本轮演练中习得的关于“在不确定性中决策”、“管理利益相关者期望”或“推动组织变革”的深层认知，结构化地迁移到新的、相似的管理挑战中，完成从具体经验到抽象概念的升华。
师生角色的重塑与教学共同体的进化
该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必然伴随着课堂权力结构与师生角色的深刻重塑。教师的角色将从知识的权威传授者，转型为学习生态的“情境架构师”、思维过程的“高阶引导者”和伦理价值的“核心锚点”。具体而言，教师的核心职责转变为：设计具有挑战性和教育意义的核心情境命题；在学生与AIGC的互动中提出穿透性的问题，引导思考走向深入；以及在技术应用中始终强调批判性思维、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例如，在利用AIGC进行商业数据分析时，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质疑训练数据可能存在的偏见，并思考自动化决策的问责机制。
相应地，学生的角色则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情境的主动探索者”、“方案的创意设计者”和“决策责任的承担者”。学习主动权被交还给学生，他们需要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主动探求、与人机伙伴协作、并为自己团队的决策后果负责。这种转变将学习从“记忆与复现”推向“创造与担当”的更高层次。九江学院等高校开设的“AI+现代企业管理”微专业，其课程体系正是以“探索未来，创造价值”为导向，强调通过实践技能实训让学生在“动手中学”，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胆识与能力。
实践挑战、伦理考量与效果评估
将AIGC作为“创意模拟器”全面融入课堂，亦面临多重实践挑战与伦理考量。技术层面，AIGC生成内容的随机性、潜在的“幻觉”问题与隐蔽的价值偏见，要求建立“人类研判为核心”的审查机制。必须教会学生以批判性眼光审视AI生成的一切内容，将其视为启发思维的“原材料”而非“标准答案”。教学层面，需警惕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同质化，或让热闹的互动取代了深度的静思。因此，教学设计必须有意识地安排人机对话与人人辩论、个体沉思相结合的时间。
在伦理与学术诚信方面，必须制定清晰的课堂AIGC使用公约，明确哪些环节鼓励使用、如何使用（如必须标注AI辅助的部分），以及哪些核心评估环节（如最终的个人反思报告）禁用。这本身也是对学生进行“数字公民”与“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估，需超越传统知识测验，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这应包括：创意过程维度（如方案的新颖性、对AI反馈的批判性采纳程度）、决策能力维度（如应对不确定性的逻辑自洽性、多轮推演中的优化能力）、以及学习成果维度（通过解决一个全新的、未经演练的真实或模拟商业问题来检验能力迁移效果）。武昌理工学院商学院的实践表明，类似的沉浸式、智能化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商业决策综合评估得分，并有效降低其情境认知偏差。
结论与展望：迈向“数智融合”的管理教育新生态
综上所述，将AIGC定位为“创意模拟器”深度融入管理学课程，代表着一次从“教知识”到“育智慧”的范式跃迁。它通过在可控成本下极大提升教学情境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实现了从静态案例“分析”到动态管理“演练”的质变，核心目标是培养能够驾驭AI时代“VUCA”特征的、具备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和深厚人文关怀的未来管理者。
展望未来，这一模式将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结合，打造更具临场感的“管理剧场”；将发展出垂直领域的专业化管理模拟智能体；并可能促成跨校、跨地区的云端模拟决策竞赛平台，形成开放的管理教育创新生态。福建商学院等院校的实践已表明，构建“管理+AI+思政”等多维融合的育人体系，是培养服务区域数字经济的应用型人才的有效路径。归根结底，以AIGC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并非旨在取代教师，而是与教师协同，共同构建一个更具挑战性、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管理学习生态系统。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教育的核心——启迪心智、塑造价值观、培育创造力——将因技术的赋能而愈发彰显其不朽的价值。
特邀作者: 杨臻, 四川传媒学院讲师, 从事文化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营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