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得知杨虎城死讯时，正被囚禁在台湾新竹五峰乡井上温泉。当天，是1949年9月7日，即杨虎城等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第二天。

当时他刚调试完收音机，正拿着一个刻有1936年西安事变纪念纹章的高脚杯把玩，收音机里，很突然地播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杀害”的消息。

被囚台湾时的张学良

听到消息的瞬间，他拿在手中的的高脚杯当场掉落，摔碎在地，碎片四溅。张学良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当晚，张学良坐了一夜，无论赵四小姐怎么劝，他都不愿躺下。当晚，赵四小姐亦无眠。

当夜，张学良想得最多的是西安事变时的情景，转眼过去了13年。13年前，他和杨虎城绑了蒋介石后，两人在“杀不杀蒋介石”的问题上激烈争执。

杨虎城是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首领，在西安事变前，他就已经与红军建立了长期、多层、稳定的秘密联络与合作。

西安事变前几个月，即1936年8月，中共就派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等联络。

杨虎城一开始的想法是一定要杀蒋介石，他对张学良说：“蒋介石剿共十年，杀了多少人？不杀他难解心头恨！”“放虎归山，我们必死无疑！”

张学良却主张立即无条件放蒋介石，杨虎城态度坚决，他说：“不杀蒋后患无穷”、“即便放蒋，也必须有书面承诺、有安全保障，否则绝不能放。”杨虎城还质问张学良，说他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的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他说：“我杨某可是不肯做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他还反复提醒张学良：“没有担保就放人，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放虎归山，日后伤人。”“必须让委员长签字保证，或发表声明，否则不能放。”

张学良反驳杨虎城道：“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发动兵谏，是为了请蒋领导抗日。今日抗日前途已有，再蛮干扩大内战，才是真反初衷。”“我将只身护蒋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担，绝不牵累任何人。”

杨虎城当场反驳：“副司令，你太轻信他了！十年内战，他对我们西北军、东北军赶尽杀绝，答应的事哪次兑现过？放他回去，第一个杀的就是你我！”

张学良与杨虎城

张学良急了，喊道：

“不杀不放，拖下去南京亲日派（何应钦）调兵进攻西安，内战一起，日本趁机入侵，中国就亡了！我们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夺权！”

杨虎城寸步不让：“要放可以，必须签字画押，白纸黑字写清楚抗日条件，否则绝不放人！”“不签字就放人，是放虎归山！我们十几万兄弟的命，就换他一句空话？”

转机出现在12月24日清晨，张学良冲进杨虎城指挥部，情绪失控：

“再拖就晚了！中央军已逼近潼关，飞机随时轰炸西安，全城百姓要遭殃！如果你不同意放人，尽可开枪打死我！”

宋子文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张神情凶厉，竟有破釜沉舟之意”。杨虎城僵立当场，脸色铁青，双方剑拔弩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甚至开始暗中调防，险些火并。杨虎城有所动。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再次找杨虎城，声泪俱下：

“我为什么扣蒋？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因我拖延导致内战爆发、国家灭亡，我张学良就是万世罪人，我宁愿自杀谢国人！”

他当场宣布：“我今天就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用我的性命担保他兑现承诺。如果他反悔，我一人承担一切后果！”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决绝的样子，又想到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联盟已形成，内战一旦爆发，三方都将覆灭，抗日大业彻底落空。他长叹一声：“好，我给你这个情面！但你记住，你这是在赌命！”

最终，在张学良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作任何声明，就被放走了，而且是张学良亲自护送。

蒋介石

虽然这其中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作用，但真正做决定的始终是张学良。也因此，杨虎城的最终结局，实是张学良一手造成。

张学良无法在听到杨虎城死讯时，内心不翻江倒海。也是到了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期盼的自由，怕是奢望了。能活下去就已经是万幸，毕竟，自己和杨虎城本质上没有区别。若真有区别，可能仅仅在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在保他。而这，或许也是他能在被囚后安然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张学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杨虎城的死，确实让他惊恐。他和杨虎城同谋、同罪，按理，杨虎城被灭门之后，他也会得到同样的结局。

沉思整晚的张学良意识到一个问题：杨虎城死后，自己的反应，定会被蒋介石看在眼里。若自己的反应“不对”，刚解决杨虎城的蒋介石，极有可能会将屠刀对准他。到时，就算宋美龄再想保他，也于事无补。

思来想去后，张学良想到了一个法子：干脆不承认这件事是蒋介石干的，如此，蒋介石会觉得自己单纯，二来，会碍于自己对他的这份“信任”而手下留情，三来，还能提醒蒋介石“不杀我，能帮你隐瞒你杀杨虎城的事实”，毕竟，我们同罪，你未杀我，就代表你大度，自然就不会杀杨虎城。

杨虎城与妻子和儿子

于是，第二天，张学良就反复对看守和特务说：“这不可能是蒋先生下的命令！”他说：蒋介石曾承诺让他张学良一力承担，绝不牵连他人，怎会食言呢？

张学良咬定：这一切是特务私自处决，是他们撤离大陆时的疯狂行为，而非蒋介石下的密令。

蒋介石为何一定要杀死杨虎城一家，答案和他囚禁张学良的原因一模一样：杨虎城知道他太多致命秘密，他手上还有自己的大量黑料，包括西安事变被捕时跳墙、崴脚、躲黑洞、发抖、求饶式表态等，这种种黑料都将有损他的领袖威严。杨虎城也极其清楚蒋介石根本就不想抗日，而只想彻底消灭红军，且手里握有相关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西北军、东北军的分化、收买、暗算等相关，杨虎城都极其清楚，一旦这些被曝光，蒋介石的政治信誉就将直接归零。

只有把杨虎城一家及部下全部杀死，这些真相才能永远被掩盖。

杨虎城死后，张学良的愧疚达到极点，他私下自语道：“虎城之事，我心如刀割。当初若非我劝其留下，他或许能走。是我害了他全家。”

与杨虎城一同被杀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和父母

后来，张学良曾反复说：“该处死的是我，不是杨虎城。蒋先生为什么要杀他？”言语中，满是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恨意。

后来，在给杨虎城传记题字时，他又在扉页写道：“虎城兄，学良有愧于你。”

这份“愧”，大抵也是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见到杨虎城孙子杨瀚时，选择一言不发的原因了吧。他的“一言不发”。实际是面对极度愧疚的人时的“失语”。

当一个人内心的负罪感太重时，他会觉得自己的任何道歉都太轻，任何解释都是狡辩，任何安慰都是虚假，所以，干脆选择“一言不发”。还是那句话：当愧疚到了极致，说什么都弥补不了，说什么都像在为自己开脱，开口，反而更伤人。

杨瀚见了张学良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6月6日，在美国夏威夷教堂，第二次是张学良百岁寿诞时，地点是海边。

两次，张学良都一言不发，而杨瀚也选择了尊重其沉默。

张学良面对杨虎城孙子时虽一言不发，但晚年在媒体面前，却曾主动提及杨虎城。第一次是为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时，在谈到“谁是西安事变主角”时，他说：

“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上是我，我是主角，当然是我负责任。”“杨虎城早怀异志，1936年秋已决心兵谏，我迟至12月方被说服。”“他是真正的军人，真正的爱国者，我只是被推到了台前。”

张学良反复确认杨虎城是主角，反复自责“该杀的是我”。将杨虎城认定为“主角”，这样的说法，与50年代，他说杨虎城是“陪衬”是截然不同的。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此时一切都已明朗，西安事变已经明确被定性为爱国事件，是巨大荣誉，巨大的愧疚让张学良将这荣誉给到杨虎城。

张学良（中蓝衣）、杨虎城妻子、宋美龄、蒋介石、杨虎城（1936年底）

另一方面，张学良将杨虎城从陪衬抬为主角，是在承认杨虎城在事变中主动推动、坚定抗日、敢担风险。其目的，乃是为长期被淡化、矮化、污蔑的杨虎城平反、正名。

张学良曾多次公开为杨虎城平反、正名，试图以洗刷国民党强加在他身上污名的方式，弥补自己对他的愧疚。

张学良一生负了很多人，杨虎城仅是他负的人之一，可他却唯独对杨虎城有了真愧疚。这背后，与杨虎城将身家性命压在他身上有关，杨虎城当年和他兵谏，与他同心同德。可他自己却最终仓促放蒋、亲自送蒋去南京，直接将对他极度信任的杨虎城一家推入了绝境。这份信任太大，这份愧疚太深。

张学良晚年说得最多的是“我有罪，我有罪”，说这话时，他的脑中、心里，定有杨虎城。

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恩怨情仇，这首《张杨二将军》是最好的概括：

“烽火中原起战尘，同怀忧国两心真。长安一谏惊天地，碧血千秋为万民。

少帅负君终抱憾，将军赴死不沾身。他年海外相逢处，沉默原来是至仁。”

如果重活一次，杨虎城还会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吗？张学良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杨虎城的底色决定的，他本质上不是军阀，不是政客，而是拿命爱国的硬骨头。他一生只看重三件事：抗日、保西北和百姓、不做亡国奴。

对于杨虎城而言，发动西安事变，他和家人全完；不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必亡。对于拿命爱国的硬骨头而言，这根本不是选择题。就算重来一万次，他也定会选择兵谏！

末尾，致敬所有和杨虎城一样：明知会死，仍慷慨赴死的爱国志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