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清洁能源“圣杯”的核聚变赛道上,中国为何能全速推进,在建设速度和投入规模上不断拉开差距?
曾经领先数十年的美国,又为何被认为正在“熄火”,主要依靠私营初创公司支撑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核聚变本身说起。
核聚变的原理是让原子相互撞击并结合,从中释放巨大能量。每千克燃料产生的能量约为传统核裂变的四倍,约为燃煤的四百万倍。
它不排放温室气体,也不会留下长期放射性废物。仅凭这几项特征,它就被视为可能改写人类能源格局的终极方案。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切按计划推进,核聚变至少会形成一个规模达一万亿美元的市场。问题在于,目前宇宙中唯一真正运转的聚变“电站”只有恒星。
要在地球上造出一颗可控的“小太阳”,难度可想而知。如今,把这件事变为现实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竞赛,各国都在争夺先手。
迄今为止最接近成功的,是2022年美国加州的国家点火装置(NIF)。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聚变能量净增益,也就是产出的聚变能量超过了投入的能量。
这一刻虽然短暂,却具有关键意义,证明人类确实可以在实验室里跨过这道门槛,也让美国在这场竞赛中保住了领先者的名头。
然而,尽管美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了数十年,中国正在快速追赶:建设速度更快,投入资金约为美国的两倍。有业内人士直言,如果关心人工智能,关心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投资核聚变;如果美国不在这一领域领先,中国就会领先。
随着AI用电需求激增,这种焦虑正在美国迅速蔓延。这种焦虑也反映在美国主流舆论中。美国《纽约时报》近来刊文讨论中美核聚变竞争,点出了一个许多人没想到的事实:在这个可能决定未来能源格局的终极战场上,曾经遥遥领先的美国正在“熄火”。
这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失去全部优势,而是它前进的势头明显放缓,对手却在持续加速。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一座大型激光聚变设施,规模约为加州那座实验室的两倍。另一个由国家出资的大型项目预计今年投入使用,还有一个计划于2027年建成。
多个大型装置同步推进、梯次落地,这种建设节奏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也最直观地体现了中国的推进速度。
在安徽合肥,一座紧凑型聚变装置BEST正在建设之中。根据公开信息,它计划在2027年左右建成,并有望向聚变发电发起冲击。
从实验研究走向发电验证,是聚变从科学问题迈向工程问题的关键一跃。合肥这类项目的推进,意味着中国正尝试把实验室里的成果,逐步推向更接近实际应用的阶段。
同一时期,美国只是在升级现有装置,其中一些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一边是新设施接连开工,一边是老设备修修补补,差距由此显现。
有人估计,照此速度,中国可能在三到四年内超过美国。一位受访者坦言:“作为西方人,我感到害怕。我希望确保我们能够成功。”这句话道出了不少美国从业者的心态。
为扭转局面,一份由参议员和聚变专家联合发布的新报告呼吁,联邦政府投入100亿美元,以免核聚变重蹈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产业的覆辙。在这两个领域,美国都曾在技术上起步较早,最终却在产业化和规模化上被中国反超。
报告的潜台词很明确:同样的剧本,不能在聚变领域再上演一次。两国之所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节奏,背后是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把核聚变研究明确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集中力量和资源推进。
聚变研究周期长、投入大、短期难见回报,恰恰需要稳定而持续的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这类需要长期投入的尖端科技领域,效果尤为明显。
人才储备是另一条分水岭。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系统培养的核聚变相关博士数量是美国的10倍之多。
而在美国,科研经费的波动以及高昂的沉没成本,让不少年轻人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装置可以加紧建设,人才却需要多年积累,这种差距一旦拉开,往往比设备差距更难弥补。
就目前来看,这场竞赛主要在中国的国家支持项目与私营初创公司之间展开,而后者绝大多数位于美国。
Helion已从包括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内的投资者处获得10亿美元,并与微软签订了一项极具雄心的协议,计划在2028年前向电网输送聚变电力,试图以商业化速度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
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到2028年,美国连新的裂变电力都不会有,更不用说聚变电力。即便如此,资本仍在持续涌入。
谷歌支持的TAE Technologies已融资12亿美元;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融资最多,接近2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和谷歌。科技巨头的押注,说明它们已把聚变视为未来算力的能源底座。
有人警告,不能把这件事一推再推,不能事后才说“聚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它正在中国真实地发生。这种紧迫感并非杞人忧天。
回顾历史,美国在大约80年前首次驾驭核反应,开启了人类的核能时代,也长期主导着这一领域的科研方向,但历史上的领先并不能自动延续到今天。
在聚变装置所需的关键部件上,局面已经发生变化。无论是装置内层的第一壁,还是用于约束聚变燃料和等离子体的高功率磁体,美国都面临供应链上的短板,必须改变这一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锁定电容器、功率半导体等必需品的市场,这些看似普通的元器件,恰恰是聚变装置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础。
供应链的掣肘已经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有初创公司负责人说,他们已投入运行的第七代系统Polaris,其进度完全受制于半导体:必须从海外采购,再运回美国装上,才能运行聚变系统。
一个关键部件的采购周期,就可能拖慢整个研发节奏。在分秒必争的竞赛中,这种被动局面显得尤为致命。
反观中国企业,供应链恰恰成了加速器。上海的能量奇点公司对美国媒体表示,“中国高效的供应链”是一大优势。
该公司称,其托卡马克从开始设计到今年6月成功产生等离子体只用了两年,创下纪录。设计、制造、组装环环相扣,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正在转化为聚变研发的速度优势。
不过,美国在一个关键领域仍领先中国,那就是迅速兴起的私营部门。聚变产业协会的霍兰表示,协会的40家私营企业中有25家在美国。
协会于2021年5月成立时,全球私营聚变企业获得的投资约为12亿美元,如今已远超80亿美元,其中约60亿美元投向美国公司。资本活跃度,是美国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
霍兰最看好2018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分拆出来的Commonwealth率先实现商业聚变。该公司计划在2027年前后让SPARC托卡马克利用超导磁体实现能量净增益,输出能量约为输入的十倍,功率约100兆瓦。
这从未有人做到过,而这些条件正是建造发电站的基础。其下一个项目,是计划建在弗吉尼亚州、装机400兆瓦的聚变电站ARC。
参与者不只来自中美两国。贝索斯和微软支持着加拿大的General Fusion,欧洲、印度和日本也有一些聚变初创公司。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加上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在合作推进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但ITER已严重延期,修订后的时间表将其建成时间推迟到2039年或更晚。
相比之下,美国初创公司宣称的目标要激进得多:有的计划2028年首批电力上网,有的瞄准2030年代初向电网供电,有的定在本十年末或2030年代初。
这些时间表能否兑现仍存疑问,但它们至少显示出,美国希望借助私营资本和灵活机制,在国际合作项目之外闯出一条更快的路。
中国则在国际舞台上稳步提升存在感。全球首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已经落户成都,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迈上新台阶。
行业分析还预测,中国的聚变堆有望在2030年后逐步迈向规模化应用。这意味着中国的目标不只是做出单个装置,而是着眼于整个产业的成长。
那么,中国会不会更早到达终点?有受访者认为,从目前看,中国并不在率先实现的路径上,但他真正担心的是“第100座”,也就是后续的持续迭代。
他希望美国先把试验做出来,再不断迭代、演进技术。换句话说,第一座装置或许只是起点,谁能更快地复制、改进和量产,才决定最终的格局。
也有人指出,即便第一批装置可能出现在美国,也不应因此松懈,而应着眼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体系。真正的终点,是形成一个成熟的聚变产业,为包括AI数据中心在内的全球用户提供产品。
这恰恰是中国在电池和光伏领域走通过的路径,也是美国最担心在聚变领域再次失手的地方。
中国之所以全速推进,靠的是国家战略的持续投入、多个大型装置同步建设、庞大的人才储备和高效的供应链;美国被认为“熄火”,则源于设施老化、经费波动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只能依靠私营资本冲刺。
聚变终将不可或缺,现在需要的是从讨论转向行动,真正把装置建起来。眼下,各方都在全力冲刺,这场争霸赛远未到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