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知非17岁那年，被带到山西阳城一个村口。有人指着人群里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的人说，那是你父亲。陈赓走上来一把抱住他，嘴里说的是：“看你长这么大了，长得跟你妈似的，头发也像你妈。”回去的路上，陈赓一直搂着儿子走。

陈知非后来对着镜头回忆这个场面，用很平常的语气说，“我当时觉得我父亲还可以，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的脾气”。

这句话听上去轻松，但放在这对父子之间，分量其实很重。从1929年陈知非在上海出生算起，到1946年冬天在山西重逢，中间隔了整整17年，其中真正有父亲在场的日子几乎可以略去不计。

陈知非的母亲是王根英。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在武汉结婚，1929年陈知非出生在上海，那时候陈赓在中央特科做地下工作，一家人住在环龙路一带，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也住在姐姐家里帮着照看孩子，后来她才慢慢明白，这也是地下工作的一种掩护，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不容易惹人怀疑。

但这个“完整”的小家庭并没有维持太久。

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往南昌，又经地下党营救脱身，辗转回到苏区。王根英和年幼的陈知非留在上海，后来王根英也被捕入狱，关在南京。抗战爆发后她出狱，去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供给部指导员。

1939年3月8日，王根英在突围中牺牲。那一年陈知非只有10岁，他对母亲的记忆只剩下一张幼年时的合影，而关于父亲，他几乎什么也没有。

外婆和舅舅常常告诉他，“父亲又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他听着，心里想见，但见不到。舅舅有一次把他打扮整齐，带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告诉他这是父亲特意寄钱来要的，因为父亲在远方想念他。陈知非后来回忆，那是他小时候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感觉到，那个不在场的父亲，也许是爱他的。但真切地感受到父亲的爱，还是1946年那个晚上，父亲和他睡在一张炕上，一会儿给他盖被子，一会儿给他盖毯子，陈知非说，“我过去没碰到这种事”，“我第一次感觉到他是爱我的。”

也是在这个晚上，陈赓摸着儿子的头，问了一句话：“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

陈知非很多年后试着拆解父亲当时的心思，他说：“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一个在战场上背过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几次从死地里走出来的人，对着失散十七年的长子，问出口的竟是这样一句近乎忐忑的话。

陈赓还给儿子讲了王根英牺牲的经过，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忠诚战士”，又告诉他“开七大时还挂了你妈妈的大照片”。

他从随身的东西里拿出两样王根英的遗物交给陈知非：一件是她在南京监狱里绣的枕套，一件是她牺牲前戴过的军帽。

这些东西陈知非之前一件也没有见过。父亲和母亲，对他来说原本是两个近乎空白的名字，那个晚上才开始变得有轮廓。

陈赓在子女面前的样子，跟“传奇大将”四个字并不完全重合。陈知建和陈知进都不约而同地用过一个词来形容父亲——“标准的慈父”。

家里孩子多，除了他和傅涯生的四个子女，还收养过不少烈士子女和国民党将领的后代，一大群孩子闹起来把猫放在陈赓脖子上，他也不恼。

陈知建说父亲不怕疼，做手术不肯打麻药，但听不得孩子哭。有一回弟弟要打针，陈赓专门叮嘱身边人“等我出了门再打针”。

但是，“慈父”也有另一面。

陈知进记得父亲发脾气时的阵势：“一拍桌子墨盒都跳起来了”。起因是家里一个念高中的堂哥考试得了2分，怕在陈赓面前交不了差，把成绩册上的“2”改成了“4”。陈赓发现后，把几个孩子都叫到跟前，当着堂哥的面狠狠拍桌子，把堂哥大骂一顿，然后告诉他们，做人一定要诚实、要真诚。在陈赓这里，分数考砸了也许还有说话的余地，改了分数这件事没有。

陈知非也见识过父亲的另一面。

1946年父子刚见面时，陈赓问他以后想做什么，陈知非说喜欢画画，陈赓说“可以，我还认识徐悲鸿呢”，但到了第二天，他的态度就变了。

陈赓严肃地告诉儿子：建设新中国需要的是工业，是技术，画画的事往后放。陈知非后来进了华北大学，1952年毕业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他在一汽待得并不顺心，多次写信给父亲想调回北京，陈赓一次也没有松口，只强调不管在哪里都是为党和人民工作。

陈知非后来在航天领域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他身上几乎看不出“大将长子”的痕迹。

陈知进讲过两件小事：陈知非到南京出差去医院看她，同事说“外面有人找你，好像一个农村大队干部”；后来他在北京治心脏病，医院同事又告诉陈知进“你老家来人了”，陈知进气得很，说“那是我亲哥哥”。

陈知非晚年心脏做手术，主任医师查房时看他穿得土气，以为他不懂英文，当着他的面用英语跟同事讨论病情，结果陈知非听得明明白白。医师说“这个人心梗二十年了居然还活着”，不知道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在上海滩练过“洋泾浜”英语。

陈赓的幽默是家里和战友圈里都出了名的。

1955年授衔那天，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陈赓回答：“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郭沫若写了《武则天》的戏请大家看，看完让大家发表意见，都不说话，陈赓在旁边来了一句：“咱俩介绍她入党吧。”满屋子人哄堂大笑。有人提议军衔制要搞“民族风格”，陈赓说那就在背后插大旗，级别不同插不同数目的大旗，叶剑英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再没人提这件事。

但是在这些幽默和热闹之外，陈赓也有异常沉默的时候。陈知建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父亲“不愿意提及”那些牺牲了无数战友的战争岁月。他很少主动给孩子讲自己打过什么仗，不太愿意翻那些账。

1961年初，陈赓的心脏病已经很重，到上海养病。在火车上，他反常地给孩子们讲起了自己当年的“上海历险记”，讲蹲牢、坐电椅、化装成日本鬼子抢回造枪炮的原料。陈知建听得入迷，第一次觉得“原来父亲就是电视上演的那种英雄”。陈赓讲完，感叹了一句：“若干年后，不知道你们能否理解我们曾经的那个年代。”

到上海后，陈赓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排几个孩子去参观特务机关和他当年被关押过的监狱。陈知建后来去看过那间水牢，回来跟父亲说“可怕极了，吓得我不敢说话”。他问陈赓，哪种刑罚最疼，你最怕什么。陈赓的回答是：“他们知道我不怕疼，所以直接给我最痛苦的电刑。”那是陈知建印象里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正经经地给他们几兄妹做“革命教育”。

参观完回家，陈赓坐在客厅里问“怎么样啊”，陈知建说“太可怕了”，陈赓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不到两个月后，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去世，五十八岁。工作人员到学校找到十六岁的陈知建，只告诉他父亲病危，带他上飞机赶去上海。飞机落地，人已经不在了。

陈赓在生活上对自己和对家人的“抠”，在哈军工那几年最让人感慨。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被调回国，任务是创办军事工程学院。校址定在哈尔滨，住房紧张，他从自己开刀，把学院最好的楼房让给专家教授住，自己搬进三间小平房，每间八平方米，加起来二十四平方米。

1953年8月，彭德怀参加完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回国，专程到哈尔滨看他，在那几间小平房里转了一圈，对他说：“你还是老作风。”

后来到北京工作，按资历他可以住大将级别的房子，他坚持要了一套连中将标准都不够的住处，一直住到去世。他给子女的解释很朴素：很多战友都牺牲了，自己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

困难时期，陈赓餐桌旁的玩笑少了，脸上时常阴沉着。

他先“撵”儿女。有一天他对陈知非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苦。我这饭桌上摆的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照顾。你们搬到工厂去住集体宿舍吧，一星期回来看我一趟。你们身上穿的，肚里装的，都要跟工人一样。”

国家对他有特供，他常常不让家人去买，说“那油票、肉票作废了算啦”。因为心脏病不能吃猪肉，炊事员要去买牛肉，他也不让，说“少买点，我不爱吃，喝点汤就行了”。他说的是：“主席都不吃肉了，咱们不能与民争食啊。”

有一天吃完饭，他带着陈知非和警卫员走到灵境胡同口，看见一家商店门前挤满了抢购面包的人。一个老奶奶领着小女孩，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怎么也挤不进去，叹着气退出来。

陈赓站住了，久久不动。陈知非转到前面一看，父亲嘴角紧闭，眼里噙着泪花。

也是在困难时期，陈赓带着傅涯和两个孩子回了一趟湖南湘乡老家。老乡家的饭桌上摆着鱼肉，桌旁站着的乡亲却面黄肌瘦。陈赓说：“我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结果米桶和谷仓都是空的。他对当地干部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他没有过多责备基层干部，只是讲了要实事求是，回北京后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

1961年3月16日陈赓去世后，傅涯做的第一件事是找管理局的同志把电话撤掉。她说“这个电话是组织给老陈配的，我们不能用”。地毯也撤了，因为过去家里铺地毯是因为陈赓两条腿都负过重伤，走路怕滑，现在人走了，地毯也不应该留着。然后她坚持带着孩子们从组织分配的那套住房里搬了出去。

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陈赓留下来交代过的，但每一件都像他会做出的安排。陈知非没有穿军装，在航天系统做技术工作直到离休。陈知建、陈知庶后来都成了少将，陈知进做了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的教授。

陈知庶回忆小时候，几乎没买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他讲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用的不是慷慨激昂的话，只是说“走向工作岗位后，我们都能够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地干好每一件事情，做到问心无愧”。

陈知非总结父亲留给子女最重的东西时，说的也不是什么豪言，是“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不为高官厚禄所惑，甘当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