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10月数据真相:房地产闭环已断,股权财政必须接上居民资产负债表


10月数据撕开真相:房地产闭环已断,股权财政必须接上居民资产负债表

2026年10月的数据,把一件事摊在了桌面上:我们正在用生产端最后的惯性,去掩盖消费端真实的塌陷。科技和六张网没有错,投资方向也没有错。错的是优先级——当居民资产负债表以月为单位收缩时,把资源重心继续锁定在生产端,次要矛盾上的每一分正确,都会被主要矛盾的引力扭曲成更大的失衡。

一、数据不是“放缓”,是内需在断裂

2026年10月的数据,已经不能用“有所回落”来修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4%,环比0.02%,较9月回落0.7个百分点。汽车零售额同比暴跌21.4%,以旧换新覆盖的通讯器材类增速从31.1%骤降至6.5%。以旧换新撬动的那部分需求正在退潮,退潮之后露出来的,是居民基础消费能力的真实水位。

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同比-16.9%,降幅较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基建-17.6%,制造业-9.3%,房地产-33.2%。生产端不是在放缓,是在以两位数速度收缩。

物价数据更需要穿透表象。CPI同比+0.7%,核心CPI+0.8%,看似远离通缩。但拆开结构:汽油价格同比+22.4%,单项贡献约0.63个百分点;数据存储设备、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45.4%、29.3%、23.0%。这些是输入性成本冲击和特定产业链供给扰动,不是需求端的价格信号。与此同时,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9%,鲜菜、猪肉、鲜果分别下降16.9%、8.6%、3.8%;服务价格涨幅回落至0.7%。与居民日常消费最直接相关的品类,价格仍在往下走。

价格数据里的“通胀”是供给端的故事,消费端的真实体感是需求不足与价格承压并存。通缩压力没有被真正解除。

一句话概括:生产端还在惯性运转,消费端已经接不住了。固投-16.9%与社零+0.4%并置,生产端的收缩速度是消费端的四十倍以上。这不是“消费稍微弱了一点”,而是消费这个最终出口已经窄到无法承接任何有意义的供给扩张。

二、1937年《矛盾论》的真正智慧:主要矛盾变了,资源优先级必须变

《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彼时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此前一个长时期内,国内阶级矛盾仍占据政策视野的中心。教员在《矛盾论》中做出的核心判断并不复杂:当主要矛盾发生转移时,如果政策重心不随之转移,那么在次要矛盾上投入的每一分力量,都会因为方向错位而变成全局的负担。

不是“不要处理国内问题”,而是:当民族存亡已经成为必须优先解决的瓶颈时,继续把主要资源锁定在此前的优先方向上,客观上就是在帮助主要矛盾恶化。优先级错了,努力越多,偏离越远。

把这个框架平移到2026年10月,主要矛盾的性质已经不需要再论证。“供强需弱”的主要矛盾是“需弱”,而且主要是内需弱;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在“要投资还是要消费”之间纠结,而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保制度改革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数据给出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当固投单月-16.9%、社零+0.4%同时出现时,继续把政策资源重心放在投资和科技上,水压越高,系统越脆弱。科技和六张网是“正确的次要矛盾”。但当主要矛盾是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时,把资源重心持续锁定在次要矛盾上,次要矛盾上的每一分正确,都会被主要矛盾的引力扭曲为失衡。

三、房地产闭环的真正秘密:不是房子值钱,是涨价收益能落到消费上

房地产时代的闭环之所以有力,不在于砖瓦水泥本身,而在于它把居民负债、资产增值和消费扩张焊在了同一个循环里。居民按揭买房,房价上涨,房产可以流转、可以再抵押,增值部分在心理上被感知为“我的财富增加了”,边际消费倾向上升。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直接作用于居民资产负债表,不需要经过任何“传导时滞”的想象。

截至2025年末,中国居民总资产约739万亿元,房地产市值约350万亿元,占比从高峰期的近七成降至约55%。即便已经缩水超过100万亿,房地产仍然是居民资产端最大的单一科目。而股票在居民总资产中的占比,保守口径下只有5%左右,宽口径下也不到12%。财产净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4年仅为8.3%,远低于美国的15%。

这意味着,当房价停止上涨甚至下跌时,居民资产端最大的一块在收缩,而没有任何其他科目有足够体量在短期内对冲这个缺口。居民选择“多存少贷”、消费倾向持续低于均值,不是非理性,而是资产端收缩时最理性的自我保护。

房地产闭环的核心不是“房子”,而是“持有足够广泛、价格上涨感知足够普遍、增值兑现渠道足够直接”。 这三件事同时成立,消费才会被资产端推着走。缺一件,闭环就转不起来。

四、科技和六张网:正确的迂回,但不直接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

六张网的投资体量是真实的。“十五五”期间水网、新型电网、地下管网单项投资均以数万亿计,2026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科技投资的方向也是真实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总市值从2020年的22.4万亿扩张到2026年9月的48.7万亿,占A股总市值比重从28.1%升至39.3%。

但这些投资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方式是迂回的、长期的、经过多道传导才可能触及的。六张网的宏观意义被概括为“投资形成供给、供给释放消费、消费牵引投资”,这是一个以年甚至以十年为单位的循环。科技企业成长创造的高质量就业和工资提升,要经过企业盈利、用工需求、收入分配等多个环节,才能变成居民可感知的现金流。在居民资产端以每月为单位收缩的当下,用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传导链条去修复它,节奏上就是错配的。

更关键的是,“越加力越不行”的机制在这里清晰可见:生产端持续获得资源→产能和供给能力维持扩张惯性→消费端购买力没有同步修复→产成品价格承压→企业利润和就业收入预期进一步走弱→居民更加收缩→消费进一步塌陷。在这个循环里,每一次对生产端的“加力”,都在为下一轮通缩压力积累势能。

科技高高在上,六张网看不见。它们跟居民资产负债表不能产生直接正相关。这不是说它们不该搞,而是说它们不能单独承担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任务。生产端创造的是供给能力,居民端需要的是权益回报。中间缺一根导管。

五、股市作为替代闭环:方向对,但有一个致命的分配问题

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逻辑推演是清晰的:科技和六张网在资本市场产生回报,居民通过股权投资分享回报,资产端修复,消费回暖,闭环形成。合肥模式被反复引用:国资投长鑫,持股市值逾万亿,实现“投资—退出—再投资”的循环。从“卖地生财”转向“持股生财”,从“土地资本化”转向“产业资本化”,叙事上是自洽的。

但这个闭环能否成为宏观意义上的消费引擎,取决于一个远比“指数涨不涨”更根本的问题:收益落到谁的口袋里。

2025年,上证指数全年上涨18.41%,但中证协数据显示81.1%的散户亏损,人均亏损2.1万元;2026年前四个月,79%到81%的散户继续亏损。持股市值1000万以上的账户仅占自然人投资者的0.7%,却持有自然人投资者市值的49%。安砾等(2022)的研究更直接:2014—2015年股市波动中,后85%的投资者损失了约2690亿元,而前0.5%的超高净值投资者赚取了约2530亿元。

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是均匀分布的。 高净值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天然低于中低收入群体,而后者恰恰是消费的主体,也恰恰是在每一轮牛熊交替中最容易成为净损失方的人群。高盛的研究指出,中国股市每上涨1元,家庭年度支出仅增加约1分,股市的财富效应远弱于楼市。这不是因为股市“不应该”有财富效应,而是因为居民持有股票的广度和深度,远不足以让价格上涨转化为广泛的消费扩张。

说“把350万亿房地产盘子转到股市”,在资产配置的长期趋势上是一个真实命题。高盛同样判断居民财富将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但“转移”不等于“闭环”。如果转移的方式是少数人在二级市场博弈中获利、多数人在波动中亏损,那么股权财政在宏观消费意义上就无法复制土地财政的功能。土地财政时代的闭环之所以在消费上有效,不是因为每个中国家庭都“炒房赚钱”了,而是因为房产的持有足够广泛、价格上涨的感知足够普遍、增值收益的兑现渠道足够直接。股市要承担同等功能,需要的不是一轮牛市,而是一套让收益分布足够广泛、足够稳定的制度安排。

六、真正的命题:不是“搞不搞股市”,而是“搞谁的股市”

股权财政的原始含义,是政府从“卖地”转向“持股”,以国有资本为载体获取长期回报、反哺财政。但这个逻辑要延伸到居民资产负债表,中间必须有一座桥:让普通居民部门以低成本、低波动、广泛覆盖的方式,间接持有科技和基础设施创造的权益回报,而不是把居民直接推入一个多数人亏损的二级市场博弈。

2025年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已经明确“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出稳住股市、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强化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方向是对的。但“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的真正含义,不应该是鼓励更多散户直接买股票,而应该是通过养老账户、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低费率宽基指数产品等制度性管道,让居民部门作为整体分享企业部门和国有资本的长期回报。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已经是一个起点——10%的国企股权划至社保承接主体——但体量和分红机制还远未到能实质性增厚居民资产端的程度。

股权财政要成为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机制,它的落点必须是“居民部门的权益”,而不只是“国有资本的权益”。 当合肥国资持股市值万亿的时候,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万亿的回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管道,能够变成普通居民养老金账户里可感知的增量,或者变成更低的社保缴费负担、更高的基础养老金给付?只有当股权回报以这种方式进入居民部门的持久收入,它才能产生与房地产时代可比的、广泛的消费效应。

七、350万亿的转移,需要一根制度导管

350万亿的房地产盘子不会自动“转到”股市。它需要一根制度导管:让科技和六张网创造的长期回报,以养老账户、社保权益、稳定分红和低波动资产的形式,持续地、可预期地流入普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没有这根导管,“股权财政”就只是一个财政概念,而不是一个资产负债表概念;股市就只是另一个价格波动的场所,而不是房地产闭环的替代品。

2025年的数据已经证伪了一个假设:指数涨上去,消费就会跟上来。真正需要设计的,是股权回报的分配结构——从“少数人博弈的价差”转向“多数人持有的权益”。这包括但不限于:扩大养老账户的权益配置比例、提高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规模和分红率、发展低费率宽基指数产品、建立居民长期持有的税收激励、强化上市公司稳定分红机制。目标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股民,而是让每个居民都作为整体经济的一部分,分享科技和基础设施创造的长期回报。

八、抓主要矛盾,是抓导管设计,不是抓点位

1937年的经验,核心不在于“重视了主要矛盾”这个抽象结论,而在于把资源从旧的惯性方向抽出来,投向了主要矛盾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如果只是口头上承认主要矛盾变了,资源流向不变,主要矛盾只会继续恶化。

今天的主要矛盾,是居民部门资产端收缩与消费收缩之间的自我强化。科技和六张网是生产端的正确投资,但它们不直接作用于这个矛盾。股市是唯一有潜力在体量上部分替代房地产、在机制上直接作用于居民资产端的通道,但它的作用方式必须被重新设计。

不是让指数涨上去就指望消费跟上来,而是让股权回报的分配结构,从“少数人博弈的价差”转向“多数人持有的权益”。

350万亿的房地产盘子不会自动转移。它需要一根制度导管,把科技和六张网创造的长期回报,持续、可预期地流入普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这根导管,股权财政就只是财政概念,股市就只是另一个波动场所。抓住主要矛盾,意味着抓住这根导管的设计,而不是抓住指数的点位。

主要矛盾已经不需要再辨认了。如果政策重心继续停留在生产端,“越加力越不行”就不会只是一句感叹,而会成为通缩循环里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只有把股权回报变成居民持久收入,房地产时代断裂的闭环,才有机会在资本市场里重新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