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崇尚武力，皇太极推行文治，这是两任大汗的最大区别。皇太极认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推行文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选拔文秘人才，为己所用。

1629年，皇太极首次实行科举，取200生员。这200生员原本是奴仆，如今考中后，脱离了奴仆身份，成为了生员，享受了徭役优免的待遇。1634，第二次科举，取228人为生员，16人为举人，他们逐渐成为了文馆（内三院）、六部的骨干官僚。

1629年，皇太极组建了正式的文化秘书机构——文馆，类似于中原的翰林院，文馆的官员主要负责提供参政建议，翻译书籍，记载历史。1632年，皇太极让文馆的官员达海改进满文，形成了新满文。之后，皇太极又命大海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例如《三国演义》、《明会典》、《通鉴》、《六韬》、《孟子》、《大乘经》等。皇太极还仿汉制修前朝实录，下令文馆负责编撰《太祖武皇帝实录》，于1635年完工，一满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对照书写，后定名为《满洲实录》，是清代最早三语官修史书，是《清实录》太祖部分的前身。在修《满洲实录》的同时，又大量汇编满文文档，于是形成了《无圈点字档》，也就是《满洲旧档》，记载了大量的原始政务档案，以编年的形式编纂。除此，从1637开始记录清朝历史，逐渐形成了《内国史院档案》。

《满洲实录》，《满洲旧档》、《内国史院档案》同为清初关外至入关初期核心满文史料，一脉相承、时序相连，完整勾勒出后金崛起与清朝建制的历史进程。它们留存了早期满洲社会风貌、军政制度、民族关系与对外征战实况，保存大量原始口语记载与朝廷政令文书，弥补汉文文献记载不足。三书既保留满文文字演变轨迹，又为研究清初政治转型、族群融合及制度汉化提供坚实一手依据，是梳理清朝开国历史、厘清早期史实脉络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1636年，皇太极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负责编修国史、记录皇帝言行，内秘书院负责起草诏令、处理奏章，内弘文院负责讲解经史、颁布教化，初步具备了内阁的职能，成为皇帝的重要决策辅助机构。

皇太极非常重视满洲贵族子弟的学习。1631年，皇太极下令8—15岁的八旗子弟必须读书，以此改变满人 “不读书不误事” 的观念。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翻译过来的《刑部会典》《孟子》《资治通鉴》等，同时也要学习学满洲与儒家义理。

皇太极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却反对学习汉人习俗的糟粕部分。他反对奢靡享乐、贪图安逸、柔弱浮华等风气，禁止满洲贵族效仿汉人怠惰之风。极力坚守满洲固有骑射传统、尚武精神与质朴民风，告诫族人不可全盘汉化丢弃民族根本，坚持择善而学、摒弃陋习，在吸收先进文明的同时维系自身民族特质。皇太极以金国腐化作为反例，他指出：金朝前期，女真铁骑强悍，横扫中原。但是后期废弃女真衣冠、语言、骑射旧制，全盘效仿汉人奢靡浮华，贵族耽于宴乐酒色、军队荒于武备、民风柔弱怠惰，最终国祚倾覆、被蒙古所灭。

当时，巴克什达海、库尔缠等曾劝皇太极效仿汉人服饰制度，皇太极认为宽衣大袖的汉人服装不适合骑射，会削弱满洲人的军事技能，因而拒绝。这一取舍分明的文化政策，对清朝影响深远，成为了清朝立国长久不变的基本国策。清朝通过此策，既借助汉文化实现了大一统的巩固，吸收了汉文化的精髓内涵，同时保留了本民族能征善战的传统，是清朝能够存在276年的重要原因。于是，人们发现后来“满城”，一边是城内学习论语、孟子，一方面又是避免八旗和汉人频繁接触。此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吸收优秀汉文化和保留满洲优良习俗并存，但容易被误读为刻意排斥汉文化、压制汉人势力，容易拉到满汉族群的心理隔阂。

当然，对于皇太极也在可以改变汉人的习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规定投降之民必须剃发，皇太极曾下令“归降将士等薙发”。1636年，皇太极正式出台命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此政策，禁止了汉人的传统服装、发型和缠足行为。只是皇太极的政策相对温和，所以出现了禁而不严、罚而不杀的现象。

总体而言，皇太极大兴文治，积极吸纳中原先进制度与儒家文化，同时坚守满洲骑射尚武的民族根本，以此稳固政权、规避前代腐化衰亡的教训，这些治国举措极具远见，值得肯定。但他在关外推行强制剃发、统一服饰、严禁汉人原有风俗等政令，强行改变民众固有生活习惯习俗，无视族群文化差异，伤害汉人情感，激化民间对立，脱离实际民情，成为其施政中明显的失误，也为后世满汉之间长久的文化隔阂与族群矛盾埋下了深远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