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苏联科技宣传出现过一段很特殊的时期。冷战升温后，官方大力强调俄国人在科学技术史上的“优先权”，教材、科普著作和科学史写作都受到影响。到1950年代初，一些物理教材甚至专门承担起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任务。

但有一点必须纠正：这并不等于苏联把所有发明家都凭空换成了俄国人。很多被抬出来的人，本身确实有重要贡献，只是宣传经常把“重要先驱”进一步推成“唯一首创者”。

无线电就是典型。波波夫1895年公开演示无线电波接收装置，1896年又完成莫尔斯信号传输，这些都有史料依据。马可尼则在1896年申请英国专利，随后迅速把无线电通信推向商业应用。因此无线电究竟应把多大功劳归给谁，本来就是多人接力的技术史。苏联1945年把5月7日定为“无线电日”，突出波波夫的首创地位，则带有明显的国家荣誉叙事。

飞机也有类似情况。俄国海军军官莫扎伊斯基确实在19世纪80年代制造过蒸汽动力飞行器，但现有航空史研究认为，它最多完成过借助斜坡产生的短暂离地，不能算持续、可控的动力飞行。1903年莱特兄弟完成持续且受控的动力飞行，仍是现代航空史上的关键节点。

更有意思的是“阿尔塔莫诺夫自行车”。相关传说至少在1896年已经出现，1948年出版的《俄罗斯技术》又将其重新推广，后来还进入苏联百科叙事。1987年的金相检测却发现，博物馆所谓“1801年自行车”的金属至少晚了约70年；研究者至今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阿尔塔莫诺夫本人及其莫斯科之行的同期档案。这个故事更接近不断添枝加叶形成的历史传说，而不是1948年某个人突然编出的完整骗局。

真正给苏联科学造成严重伤害的，是李森科主义。

1948年苏联农业科学院会议后，李森科路线取得压倒性地位。他否定经典遗传学，反对基因和染色体遗传理论，又主张获得性遗传，并否认同种个体之间存在生存竞争。与之冲突的遗传学研究受到行政压制，许多研究机构和学术传统被破坏。

李森科还把“同种互助”用于农业实践，发展出密集的“巢式播种”等办法，后来证明缺乏可靠科学基础。

苏联这段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俄国人到底抢了多少发明权”，而是另一件事：当国家荣誉开始决定科学史应该怎样写，复杂的技术演进就容易被压缩成民族竞赛；而当政治权力进一步决定哪套科学理论才允许存在，代价就不再只是教科书里写错几个名字，而可能是一个学科多年无法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