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广西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硝烟的味道还在弥漫。

彼时，人民解放军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涤荡反动派留在大西南的污泥浊水。

在第十五军四十五师警卫连里，有一位名叫柴云振的青年战士。那年他二十四岁，四川岳池县农家子弟出身。

他背着一支三八式步枪，腰间别着三颗木柄手榴弹，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们的任务是断后警戒。

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但是广西的秋天依旧燠热，山道两旁的甘蔗林密不透风，叶片在风中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听起来竟有几分肃杀。

远处零星的枪声提醒着每一个人，这片刚刚解放的土地上，反动派残余部队与地方土匪正像疯狗般四处流窜。

黄昏时分，部队在一个叫那坡村的小寨子外暂停休整。

柴云振和指导员老李奉命到村前高地设观察哨。

刚爬上垭口，就听见村里传来凄厉的哭喊声。

透过暮色，只见十几个反动派的溃兵，正挨家挨户砸门抢掠。

一个老汉死死抱住米袋，被一枪托砸倒在地；一个年轻媳妇刚跑出门，就被两个兵痞拽住了发髻。

老李的眼睛瞬间红了。

他本是冀中平原的八路军老战士，参加过百团大战，最看不得老百姓遭殃。

“小柴，你左我右，打！”

话音未落，他的驳壳枪已喷出火舌。柴云振没有丝毫犹豫，就地一滚，端起三八大盖就是一个点射。

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两个正扛着麻袋的溃兵应声倒地。

敌人很快反应过来，十几条枪同时向他们这边招呼。

子弹打得土石飞溅，老李的胸口中了一弹，血瞬间浸透了军衣。

柴云振匍匐到他身边，要背他下去。

“别管我！”老李一把推开他，“你年轻，枪法好，继续打！”

他喘着粗气，从怀里摸出最后一枚手榴弹，“记住，保护好乡亲们！这是咱们军队的根！”

说完，老李猛地站起身，用尽全力将手榴弹扔进敌群。

爆炸的火光中，他的身躯缓缓倒下，成了那坡村暮色里最悲壮的风景。柴云振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手中的步枪仿佛与他融为一体。他不断变换位置，每一枪都咬肉见血。

溃兵们摸不清虚实，终于丢下几具尸体，仓皇逃进甘蔗林深处。

当增援部队赶到时，柴云振正跪在指导员身边，浑身浴血，双眼通红。他小心翼翼地从老李口袋里摸出那张染血的党员证，贴身藏好。

从那一刻起，“保护好乡亲们”这六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了他心上，成了他一生不可背叛的誓言。

时间转眼跳到一九五一年五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进入最残酷的相持阶段。

在朝鲜金化郡的朴达峰，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三营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此时的柴云振，已是八连七班班长。

朴达峰不高，却是扼守金化至金城公路的咽喉。

美军第二十五师和加拿大二十五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三营奉命坚守主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七天七夜，阵地反复易手，鲜血浸透了每一寸岩石。

五月三十日清晨，美军的攻势达到顶峰。八连伤亡过半，连长重伤，阵地被撕开一道三十米的缺口。柴云振所在班只剩下四人，弹药所剩无几。没有命令，没有增援，有的只是身后营指挥所里那面不能倒下的红旗。

“班长，撤吧，守不住了！”一个新兵带着哭腔。

柴云振沉默地卸下刺刀，在岩石上磨得锃亮。

“撤？后面是营部，是几千战友的退路。咱们撤了，谁给他们挡子弹？”他环视三个部下，声音忽然柔和下来，“你们走吧，回去报信，我守着。”

“那咋行！”老兵张大把抓住他，“咱们四川的，没有孬种！”

柴云振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好，那就让美国鬼子看看，啥叫中国兵！”

接下来的一战，成了朝鲜战场上的传奇。

柴云振将最后一颗手榴弹塞进腰带，抄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如鬼魅般潜入晨雾。

他采取教科书式的“一点多打”战术，专挑敌人火力间隙和视野盲区下手。

一个美军机枪小组正架着M1919扫射，柴云振从侧翼岩石后闪出，刺刀先是划断了弹药手的喉咙，随即一个突刺将机枪手钉在地上。整个过程不到十秒，行云流水。

他捡起机枪，调转枪口向敌群扫射，打光子弹后迅速转移。

在一个弹坑里，他发现三个加拿大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

柴云振没有开枪，而是悄悄摸上去，用枪托砸、用刺刀捅，硬是将三人全部解决。

他就这样像一头独狼，在敌阵中穿梭往复，所到之处血光四溅。

美军以为是志愿军大部队反击，攻势顿时顿挫。而柴云振早已杀红了眼，他记不清自己换了多少处阵地，打光了几个弹匣，捅倒了多少敌人。

最后，在争夺一个关键棱线时，他与四个美国兵展开白刃战。

拼刺刀是志愿军的传统强项，柴云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侧身避开迎面刺来的刺刀，反手一刀捅进对方腹部，随即一个扫堂腿将另一人绊倒，刺刀顺势而下。

然而，就在他刚刚站起身时，一块炮弹皮削中了他的腰部，他一个踉跄。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尉抓住机会，用尽全身力气将刺刀捅进他的右胸。

柴云振闷哼一声，却不退反进，任由刺刀穿透身体，他硬生生地逼到对方面前，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耳朵，同时手中的刺刀捅进了对方的心脏。

两人同时倒下。美军上尉当场毙命，柴云振也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朝鲜泥土。

他身中二十四处伤，右手食指被咬断，肋骨断了四根。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周围横七竖八躺着上百具敌军尸体。战后统计，仅柴云振一人就毙伤敌约两百名，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个人歼敌纪录。

半个月后，在志愿军后方医院，柴云振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

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签发嘉奖令，称赞他是“孤胆英雄”。

然而，当荣誉送到时，柴云振已经悄然离开了医院——他伤得太重，以为无法再回到战场，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便拿着三等乙级残废证，默默踏上了回乡之路。

部队多次寻找这位功臣，但由于他登记时名字误写为“柴云正”，加之战后部队整编，始终未能找到。

他的名字被刻在朝鲜军事博物馆，与黄继光、邱少云并列。而英雄本人，已化作一粒平凡的种子，落回他深爱的故土。

一九五二年五月，川东地区的麦子刚刚泛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甜香。

柴云振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在通往岳池县的土路上。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右胸的伤疤在汗水的浸渍下隐隐作痛。五年的军旅生涯，九死一生，最终化作民政部门发给的一千斤大米复员费——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转薪金制，伤残军人复员可选择一次性领取实物补偿。

一千斤大米，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是一笔巨款，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上半年多。

柴云振的母亲看着这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浑浊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云振，这下你的彩礼钱够了，传琼家那边总算能交代了。”

刘传琼是邻村的姑娘，比柴云振小五岁。两人自幼相识，柴云振参军前两人就定了亲。

这些年，刘传琼一边操持农活儿，一边照顾柴云振年迈的母亲，就等着他回来完婚。

按照川东风俗，彩礼不多，但是新婚置办家具、装修新房、买布匹、办酒席都需要花钱。这一千斤大米，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柴云振的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他走过村口，看见王二婶家三个娃饿得面黄肌瘦；他路过祠堂，看见张大伯躺在竹椅上，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他看见昔日并肩劳动的伙伴，一个个衣衫褴褛，眼巴巴地望着他这边——他们都知道柴云振回来了，还领了复员费。

那一夜，柴云振躺在吱吱作响的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月光如水，照着他挂在墙角的旧军装，肩章早已拆掉，但弹孔还在。

他想起了指导员老李，想起了朴达峰上那面不倒的红旗，想起了“保护好乡亲们”的誓言。

那些死去的战友，哪个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自己有这点米，怎么能只想着自家？

第二天一早，柴云振做出了决定。他推着独轮车，装了满满八袋大米，每袋五十斤。母亲急了：“云振，你疯了？这是你的命根子！”

柴云振只是憨憨地笑：“妈，我的命都是乡亲们给的，这点米算啥。”

他挨家挨户地送。送到王二婶家时，三个娃扑在米袋上，像见了亲爹。王二婶拉着他的手，泣不成声：“云振娃，你这是割自己的肉啊。”

送到张大伯家时，老人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磕头，柴云振一把扶住：“大伯，您当年给我缝过军鞋，这情分我记着呢。”

一圈送下来，四百斤大米散得干干净净。母亲看着剩下的六百斤，叹了口气：“这下我看你咋娶媳妇。”

柴云振挠挠头：“传琼不是那种人。”

果然，当柴云振忐忑不安地到刘家商量婚事时，刘传琼的父亲皱起了眉头。

这老农蹲在门口抽着旱烟，半晌才说：“云振，按理说，你保家卫国，咱们不该讲条件。可你看这家里，实在……”

话没说完，刘传琼从里屋走出来，把父亲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老农的脸色渐渐缓和，最后摆摆手：“罢了罢了，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定。”

当晚，刘传琼送给柴云振一双新纳的布鞋，轻声说：“我知道你把复员粮帮济乡邻了。你做得对，我的心没嫁错人。彩礼我不要，新房、新衣我也不要，我就要你这个人。”

柴云振接过鞋，针脚细密，鞋底厚实。他想说些什么，喉头却哽住了，只是紧紧握住刘传琼的手。那双手粗糙、布满老茧，却温暖得像火。

婚礼办得极简。家门口贴副红对联，生产队借来一口铁锅，邻居凑了几斤荞麦面，做了一锅疙瘩汤。

柴云振穿着那身旧军装，刘传琼借了件红褂子，两人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就成了夫妻。

没有唢呐，没有花轿，但满村的乡亲都来了，带着笑容，带着祝福。王二婶把省下的两个鸡蛋塞给新娘，张大伯颤巍巍地送来一捧红枣。这婚礼，比任何排场都体面。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柴云振先后担任岳池县大佛乡、罗渡公社的副书记。

他从不炫耀战功，档案里的“特等功臣”几个字，被他刻意隐瞒下来。邻居们只知道，这个柴书记话不多，干起活儿来却像头牛，谁家有事，他总是第一个到。

真正的考验在一九六〇年降临。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严酷的一年，家家户户的粮缸都见了底。

柴云振一家七口——母亲、妻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月的定量口粮只有十九斤原粮（带壳的稻谷），折合大米不到十三斤。

刘传琼每天天不亮就去挖野菜，回来后把米磨成粉，掺着野菜梗煮糊糊。孩子们饿得哭闹，她就抱着他们唱川东民歌，眼泪却往肚子里流。

那一年的春天格外漫长。榆树皮被剥光了，观音土成了充饥的"宝贝"，村里开始有人浮肿，有人倒下后再没起来。

柴云振每天带着社员在田埂上找野菜，在河里捞水草，能想的办法都想遍了。他的脸越来越瘦，颧骨高高突起，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如战场般明亮。

四月底，上级拨下一笔特殊补助——针对伤残复员军人的三十斤麻豌豆。

这在当时，无异于救命仙丹。豌豆富含蛋白质，能消肿，能救命。县民政局的同志亲自送到柴云振家，叮嘱他这是专款专用，务必保障他本人和家人的营养。

柴云振收下豌豆，却没往自家锅里放一粒。他找来一个旧布袋，装了满满一袋，对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刘传琼看着丈夫的眼睛，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拦，只是轻声说：“早点回来，孩子们等着呢。”

柴云振背着布袋，沿着罗渡溪两岸的村落走。他先来到光棍汉陈老三的茅草屋。陈老三饿得已经下不了床，看见柴云振，眼泪就下来了。柴云振抓了三把豌豆塞到他枕头下：“煮着吃，别一次吃太多，细水长流。”

接着是烈属王大妈家，儿子在朝鲜牺牲了，儿媳改嫁，老人带着两个孙儿苦熬。柴云振留下五斤：“孩子是咱革命的后代，不能饿着。”

路过生产队保管室，他看见保管员老李头正啃着菜帮子，又留下两斤。

走到村口，碰见邻居张大嫂抱着浮肿的孩子晒太阳，他抓了一把豆子在手里，想了想，又加了一把。

就这样，三十斤麻豌豆像一场细雨，洒在了罗渡公社最干涸的土地上。

柴云振每送一家，心里就踏实一分。他走过当年送大米的那些人家，如今他们依旧贫困，但看到他，眼里总会亮起一丝光。那不是对施舍的渴望，而是对希望的坚信。

傍晚时分，柴云振回到家，布袋里只剩下一小碗豌豆。刘传琼什么也没问，默默接过，掺进晚上的野菜糊里。

那一晚，七个孩子每人多吃了两口稠的，睡梦里都露出了笑容。刘传琼坐在灶台前，看着丈夫瘦削的背影，眼泪簌簌地掉。

她对大女儿说：“你爹啊，心肠比糍粑还软，可也硬得像山上的石头。”

柴云振听见了，回过头，冲妻子憨憨一笑。那笑容里，有歉意，有感激，更多的却是无怨无悔的坦然。

一九六〇年的春荒，像一把钝刀子，割着每个人的肉。柴云振的二女儿柴秀兰，就是在这种煎熬中病倒的。这孩子刚满五岁，本是最活泼好动的年纪，却因长期营养不良，免疫力崩溃，一场感冒就引发了急性肺炎。

刘传琼急得团团转，怀里抱着烧得滚烫的女儿，眼泪都哭干了。她托人带了三趟口信到公社，要柴云振赶紧回来，送孩子去县医院。

可当时柴云振正带着工作组在偏远大队调查灾情，核实浮肿病人数字，准备向上级申请救济粮。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实在走不开。

第一次口信传来时，柴云振对通信员说：“让他妈先给孩子用冷毛巾敷额头，我马上完事。”

第二次，他说：“再撑一天，我把数据整理完。”

第三次，他看着手里的统计表——全社三百二十七户浮肿，其中重度八十九人，儿童占一半。他咬咬牙：“明天一早我一定回。”

就这样，三天过去了。当柴云振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连夜赶了四十里山路回到罗渡时，天已蒙蒙亮。

他推开破门，看见妻子抱着女儿坐在门槛上，目光呆滞。孩子小小的身躯裹在一件大人的旧棉袄里，脸烧得通红，呼吸已细若游丝。

“传琼！”柴云振扑过去，接过女儿。孩子睁开眼睛，看见父亲，嘴角竟浮起一丝笑意，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喊了声“爹”，头一歪，就在他怀里断了气。

刘传琼没有哭，没有闹，只是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看着丈夫：“你终于回来了。”

柴云振抱着女儿冰凉的身体，跪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最后，他用家里唯一一床没补丁的破席子，将女儿裹了，葬在后山的一棵苦楝树下。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包，和土包上插着的一朵野花。

那天晚上，刘传琼第一次对丈夫发了火：“你守得住朴达峰，却守不住自己的女儿！”

柴云振沉默着，走到屋外，对着远山跪了一夜。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心底那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刘传琼总是说：“我不怪他，他就是那样的人。女儿要是知道，也会理解她爹。”可每说到这儿，她的眼圈总是红的。

柴云振从那以后，更加拼命地工作。他知道，只有让更多的孩子吃饱饭，才能让自己的灵魂得到片刻安宁。他跑遍了上级部门，为罗渡公社争取来一批批救济粮；他带着社员开荒种红苕，在田埂上种南瓜；他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送给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一九八〇年代。

朝鲜军事博物馆“最可爱的人”展厅里，柴云振的画像与黄继光、邱少云并排悬挂，下方标注着“失踪英雄”。

老战友们从未放弃寻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寻人启事。十五军军史办的老首长秦基伟，更是每次见到四川籍同志都要问一句：“你们认识柴云振吗？”

一九八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柴云振的大儿子在报纸上看到寻人启事，名字、部队番号、事迹都与父亲吻合。

他跑回家问：“爹，你是不是去过朝鲜？”

柴云振沉默良久，才从箱底翻出那枚珍藏的三等乙级残废证，上面的部队编号赫然在目。

当十五军军史办的同志辗转找到岳池县罗渡公社时，柴云振正赤着脚在田里插秧。面对来自部队的战友，他只是憨厚地搓着手：“我没做啥，就是尽了一个士兵的本分。”

一九八五年，柴云振应邀访问朝鲜。金日成亲自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回国后，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给我安排个工作吧，还能为乡亲们干点事。”

于是，他被安排在岳池县民政局当顾问，专门负责优抚工作。他走村串户，为牺牲战友的家庭落实政策，为生活困难的复员军人争取补助。自己的待遇，他却从未提过要求。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柴云振在四川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他的追悼会上，没有宏大的排场，但自发而来的群众却站满了整个院子。他们中有他当年送过大米的人家，有他分过豌豆的邻居，有他帮助过的烈属。他们带来自家种的柑橘，带来一篮子鸡蛋，带来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双双含泪的眼睛。

当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几枚勋章，一叠泛黄的立功证书，几乎别无长物。银行里没有存款，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唯一值钱的，是那台老旧的收音机，他用来听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

在他生前最后一个生日，记者问：“柴老，您后悔吗？一生清贫，连女儿都……”

老人打断他，目光投向远方：“后悔？那些躺在朴达峰的战友，他们后悔吗？指导员老李，他后悔吗？我活着回来了，还能为乡亲们做点事，这是老天给我的福气。”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普通的士兵。我做的那些事，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做。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再也没能回来的人。”

巴山蜀水间，柴云振的故事像一株顽强的巴茅草，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生根发芽。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践行着那句用生命承诺的“保护好乡亲们”。

从一九五二年散出四百斤大米，到一九六〇年分光三十斤救命豆，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一位英雄从自己骨头上刮下的肉，是从死神嘴边夺下的生命。

他用战争的勇敢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用和平的仁厚温暖了苍生的饥寒。他的铁血，洒在异国的山岗；他的柔情，献给故土的炊烟。他让我们懂得，英雄的定义不只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更是在平凡岁月里的良知与坚守。

如今，罗渡溪依旧静静流淌，后山的苦楝树早已参天。每当清明时节，总有人在柴秀兰的小坟茔前放上一束野花，在柴云振的旧居前驻足良久。他们记得，这里曾住过一个心肠比糍粑还软的硬汉子，一个把“人民”二字刻进骨头里的真英雄。

历史不会遗忘每一位为国为民付出的人。柴云振的名字，或许不像某些将帅那样如雷贯耳，但他用生命写就的史诗，早已镌刻在共和国的基石上，熠熠生辉。

向老英雄致敬——这铁血与柔情铸就的人民英雄史诗，将永远流传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在今天这个物质丰盈的时代，柴云振式的选择是否还值得？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每一位读者。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与感悟。无论是追忆你身边的那位“柴云振”，还是探讨英雄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边界，每一种真诚的声音，都是对这位老兵最好的告慰——因为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仰望，而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照亮。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抗美援朝战争史》《志愿军英雄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战史》《朝鲜战争：志愿军敌军歼灭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