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被骂者反而沾沾自喜，因为这种直白的方式，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体现了自己在上级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1912年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
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于是找人翻译。
青年陈布雷时任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精通英文的王宠惠看了，极为满意，于是《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这家报纸的独家新闻。
陈布雷崭露头角。
后来他长期追随蒋介石，直到大陆解放前夕自杀。
蒋对陈始终以礼相待，称他为“当代完人”。
陈布雷一生清廉，人品高洁，对蒋也是忠心耿耿。
反观蒋介石对心腹戴笠，却没有这么客气，喝骂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一次气极了，竟然对戴笠拳打脚踢，连头都给他打破了。
同样是对下属，为何有天壤之别呢？
这就是大人物的深谋远虑之处了。
陈布雷这种耿介之士，重义轻利，自然不可以以“利”动之。
他们更看重自我实现和精神上的认同，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实际上是满足其更高层次的需求。
你敬他一尺，他报你一丈，甚至以死相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种精神契约。
而戴笠更看重的是现实利益和权力地位以及宠信，对他的打骂，实际成了一种“关系确认”，非但不是侮辱，反而是一种“不见外”的亲密信号，是把他当“自己人”。
这样一来，被骂者反而沾沾自喜，因为这种直白的方式，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体现了自己在上级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也是一种利益捆绑。
这是对法家思想体系“因才而驭”的实践，是大人物们的必修课。
《清史稿》上说，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他用的多是袁世凯这种“不学有术”的人才。
他在与下属的交流中，也是嬉笑怒骂，皮里阳秋， 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痞气”。
袁世凯从朝鲜回来，急着回家，李中堂笑骂他是“王八肚里一杆枪”———归(龟)心似箭。
后来袁世凯执掌北洋，他对段祺瑞、冯国璋挺客气，唯独对布贩子曹锟，从来不给好脸色，曹每次见袁，都站得笔直，叫他坐也不坐，无论袁说什么，他都是“是……是……好……好……”，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但曹锟升官最快，被称为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好利禄的，以利诱之；好清名要脸面的，就得以礼敬之。
但谁不想升官啊？
于是北洋官场，兴起一股亲热的“骂风”。
哪位被大帅骂了，同僚必定起哄要他请客，因为肯定是要升官了。
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军，按说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但他的西北军一直保留挨军棍的“传统”，据说军棍和升官也是“挂钩”的。
这股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弥久不散。
就像一句广告词说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