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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定调?消费重启转向投资于人,三类人群将迎来重大政策窗口!

工厂在加班,购物车还在犹豫。这差不多就是2026年前8个月中国经济的样子。

一头是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8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另一头是社零总额同比增长1.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接近两成。

季度增速也有起伏,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生产线的马力不缺,缺的是把马力传到老百姓日子里的那根传动轴。

方向早就定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人被放在重要位置,明确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

“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也写进了“十五五”规划纲要。真正考功夫的,是钱投给谁。有研究者测算过,答案在三类人身上。

约4.5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83%左右,多给100元,八十多元很快就会花出去。他们的问题只是收入底子薄。

提高基础养老金、盘活土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这笔投入的乘数最大。约1.7亿进城农民工及家属,消费倾向不到50%。

他们不是没钱,是不敢花。落户、住房、随迁子女上学、社保接续,哪一样没着落,存折就厚一层。

约7.7亿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六成出头,是消费主力,也是受房价调整、资产波动、就业预期影响最深的一群人。收入稳住了,养老照护补上了,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好了,可选消费才会重新放开。

同一笔普惠补贴,落到这三类人身上,效果能差出好几倍。分人群精准投放,才算花在点子上。这道题其实不新。

十多年前,国际机构研究中国增长时,就把家庭消费偏低、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真正落脚列为难点。今天的三类人群政策,算是给那份老考卷交出的新答案。

有一种观点认为,到某个时间点,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中所占的比重将达到15%至20%,这个假设非常合理,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前景。

问题在于中国如何保持这一势头。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按人均水平衡量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

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的作用,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此后30年间年均增长约9.5%,经济规模大约每八年翻一番。

正因为如此,中国从改革起步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位于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士回忆,当时中国正处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如何完成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多年来保持着非常密切和积极的接触,并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国派驻工作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的建议,依据的是其他面临类似情况的国家的经验。

中国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有建设性的积极作用。中国快速增长带来的主要好处,可能是贫困率大幅下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约有53%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后来这一比例降至8%。按中国13亿人口的规模计算,估计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主导的程度较高,这在应对危机时尤为突出。中国推出了世界上罕见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引人注目的金融和货币刺激措施。

支持这一应对措施的人认为,政府的刺激措施非常有帮助,出台得正是时候,缓解了经济最严重的衰退。面对出口急剧下滑,中国政府出手支持经济产出,加大在道路、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从而实现了目标增长率。

燕山方面表示,其许多客户受益于这些刺激政策,燕山自身也从中受益,因此业绩呈现稳定、持续的增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事实上,中国的国内需求偏低,家庭消费水平很可能在历史上各国中处于最低之列。在外界看来,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实现增长的再平衡,摆脱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家庭消费。

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非常重要,本币升值也会有所帮助,汇率是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重点在于鼓励消费、鼓励服务业发展。

如果在社会保障、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国内消费、零售额和国内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中国人消费偏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非常担心自己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也担心孩子的教育要花多少钱。

有人表示,身体健康的时候很高兴,可一旦生病就需要钱去医院,所以每个月都会存一些钱。也有人说,年轻时积蓄不多,并没有想到要存钱,甚至不知道该为什么存钱。

还有人回忆,小时候经历过计划经济,那时生活很艰难,但压力不大,因为大家都处于同样的境况,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很小。几十年前,中国几乎不存在收入不平等,收入分配非常平均,但此后收入差距明显拉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使发展更加可持续、更加平衡。中国非常担心自己无法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后,无法让其余1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会有的担忧。

政府为扩大和深化养老金制度、改善公共卫生体系所作的努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也得到了支持。不过,还有许多非常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农民工的整体状况。

一名农民工2009年来到深圳,当时底薪900元,后来涨到1100元,但伙食费要扣300元,有时是240元,所以加薪并没有带来多少实惠。虽然很多公司都在招人,但找工作的人也很多,竞争非常激烈。

在务工人员看来,工资待遇不太好,提供的住宿和伙食也不好,尤其是住宿,往往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放几张破旧的床,有些工厂提供的床很廉价。

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解决城乡差距的政策必须让农村人口更加公平、平等地融入城市,使这些群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城市生活。

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之一,但农民工问题以及他们难以真正在城市定居,是阻碍这一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人消费偏少,但如果认为消费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可以脱离增长模式的重大改革而单独解决,那就错了。

改革增长模式意味着提高生产率和平等性,而不是依赖廉价劳动力;意味着注重创新,而不仅仅是向世界经济出口大量商品。这一切都需要一套更加明确、透明的正式制度,使投资者和家庭在投资、创新和消费方面更有信心。

随着中国GDP规模越来越大,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日益收紧。中国增长给其他国家带来了调整,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

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价值在于为各国提供一个讨论政策问题的论坛。它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平台之一,既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