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在聊‘改革要稳扎稳打’，可两千年前的我，偏偏栽在‘急着干大事’上——有人说我是穿回古代的‘改革卷王’，搞土地国有、废奴隶制，比古人超前了整整一千年？
可你们不知道，我临死前抱着传国玉玺浑身是血时，满脑子都是改革初成那天，百姓围着我喊‘明主’的笑脸——我明明是想救他们于水火，怎么就把天下搅成了烂摊子？”
我是王莽，公元8年，我取代了西汉，建立了新朝。
现在提起我王莽，要么骂我是“篡汉的乱臣贼子”，要么笑我是“穿越过去的奇人”。可没几个人真的问过：我放着好好的安汉公不当，为啥非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搞改革？
你们见过大街上饿殍遍地吗？
西汉末年那几年，我当大司马管朝政，每次出城视察，都能看见官道旁饿死的流民。有回开春，我看见个老婆婆抱着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粮店门口磕头求剩饭，老板却举着棍子赶人：“地主家都快没余粮了，哪轮得到你们！”
那时候的土地，全被豪强地主霸占了。
后来《汉书》里写得明白：当时一户豪强就能霸占上百顷良田，佃农累死累活干一年，一半收成得交租；普通农户没地种，只能卖儿卖女换口吃的——长安西市的奴婢市场，一个半大孩子才值半匹粗布。我看着朝堂上那些出身豪强的大臣，天天凑一起聊修园林、选美婢，心就像被烧红的烙铁烫着。
所以我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搞“王田制”。
简单说，就是把天下土地收归国有，再按人口分给农户。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强地主，多余的地都要交出来。
我还记得改革诏书颁布那天，长安城的百姓挤在宫门外听太监宣读，有个扛着锄头的老农夫，听完当场就哭了，攥着我的衣角喊：“俺这辈子，终于能有自己的地了！”
可我没料到，豪强地主的反抗会那么激烈。
就说南阳的刘秀家，原本占着三百多顷好地，按规矩得交出两百多顷。他哥哥刘縯直接在乡里插了面大旗，喊着：“王莽要抢咱们的地！跟他拼了！”一呼百应，没几天就聚了上千人。
更头疼的是执行的官员。
我派去冀州的刺史，出发前还拍着胸脯保证“绝不徇私”，结果到了地方，收了豪强的金饼，转头就变了卦。他们表面上把地分给农户，转头就逼农户“自愿”把地抵押给地主，利息比以前还高三成。
有个叫王二的佃农，分到的五亩地靠着河，麦子长得齐腰高，眼看就要丰收。县丞却带着地主家奴闯进来，说他“欠了去年的种子钱”，逼他签抵押文书。他爬了三天三夜到长安，跪在宫门外喊冤，指甲缝里还嵌着泥，结果被侍卫当“乱民”拖走——我后来才知道，那县丞是南阳豪强的远房侄子。
除了土地，我还想废除奴隶制。
那时候的奴隶，命比牲口还贱。有钱人买个奴隶跟买头猪差不多，要是奴隶打碎个瓷瓶、跑慢了几步，主人打死了也不用偿命。我小时候亲眼见过邻居家的奴隶，就因为洒了点茶水在主人衣服上，当场被活活打死。
我下诏书说“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意思是奴隶以后是主人家的“私属”，不能随便买卖杀戮。
可这下又捅了马蜂窝。
洛阳的富商们直接联合罢市，店铺全关了门，还放话：“不让买奴隶，店里的活谁干？”连宫里的老太后都跟我抱怨，说宫里的宫女不够用了。更糟的是，有些奴隶没了买卖价值，主人直接把他们赶出门，这些人没地没粮，只能上山当强盗，到处抢粮食。
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快点变好”，根本没意识到：改革不是画一张大饼，就能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又搞了“五均六筦”，简单说就是政府管物价、包销盐铁酒这些生意，想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结果呢？管物价的官员跟粮商勾肩搭背，低价收粮高价卖，赚的钱全塞进了自己腰包。
有次我换了身平民衣服去东市，问粮店老板米价，他眼皮一抬：“五千钱一石。”我转头问随行的小吏，他脸都白了，攥着我的袖子发抖：“陛下，官价才两千钱……可管物价的张大人，早就跟粮商分了利润。”
那时候我才明白，我想救的百姓，反而因为我的改革更苦了。
公元23年，绿林军攻进长安那天，我没跑，穿着朝服坐在龙椅上，手里还攥着那份改革诏书。
有个叫杜吴的士兵冲进来，一刀砍在我胳膊上，鲜血溅在诏书上。我盯着他的脸，突然认出他——他眉眼间，跟当年那个跪在宫门外喊冤的佃农王二，一模一样。
他红着眼骂我：“你这个暴君！我爹就是被你害饿死的！”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诏书上的墨迹早就干了，就像那些曾经围着我喊“明主”的笑脸，早就散了。
后来有人说我是“穿越者”，说我太超前了才会失败。
可我知道，我不是什么穿越者，只是个读了半辈子圣贤书的理想主义者。我错就错在，以为“一纸诏书就能改天换地”，忘了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忘了底下的官员会徇私舞弊，更忘了百姓要的是安稳日子，不是突然的“天翻地覆”。
理想主义的改革若不沾烟火气，只会让百姓成牺牲品——历史早教会我们：好的改变，要慢一点，实一点。
现在大家聊“改革要兼顾各方利益”，两千年前的我，就是最鲜活的反面教材。你觉得我是好心办坏事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篡汉夺权的奸臣？来评论区聊聊，你觉得改革该快还是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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