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义”，其道德根基来自儒家经典，集中体现于后世广为流传的读《春秋》（《左传》）这一文化母题。读义，即通过研读经典，明辨是非正邪，确立内心道义标尺，是其一切行义之举的思想源头。
正史《三国志》本传并未直接写关羽读《春秋》，但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是史料最早的记载，说明关羽确实喜爱诵读《左传》，对春秋史事熟稔于心。《左传》阐释孔子《春秋》大义，讲究尊王攘夷、君臣名分、朋友信诺、恩怨有度、重节守礼。武将而笃好儒经，这就区别于一般赳赳武夫。他的忠义，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经过义理思辨之后的人格选择。
在宋元通俗文艺中，“读春秋”的形象被不断放大。 《三国志平话》写关羽“喜看春秋左传”；元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将春秋大义融入关公台词；到《三国演义》，演化出著名的秉烛达旦读《春秋》情节：土山被围，暂困曹营，曹操欲乱其名节，令关羽与二位皇嫂共处一室。关羽秉烛立于户外，通宵达旦，展卷阅读《春秋》，彻夜不寐，保全嫂嫂名节，也守住自身声誉。这一幕，后世成为关公最经典视觉符号之一。各地关帝庙普遍设置春秋楼，塑像为一手捋长髯、一手展经卷，楹联写道：“青灯观青史，着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鼎三分”。
《春秋》的核心精神是“微言大义”，辨华夷、明君臣、重信诺、守大节。孔子云“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关羽读《春秋》，读的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价值准则：何为忠，何为信，何为恩，何为义，何事当赴死，何事当隐忍，何事当报恩，何事不可苟且偷生。
读义，塑造了关羽义的双重层次。第一是君臣大义：尊奉汉室正统，恪守上下名分，所以降汉不降曹，绝不背弃刘备兴复汉室的事业。第二是朋友之义：重知己、重盟约，不忘他人恩义。第三是立身之义：严于律己，爱惜名节，男女之防、进退取舍皆有尺度。但必须区分：历史上的关羽“好《左传》”，是武将的个人爱好；小说中“秉烛读春秋”是文学加工，用来外化其内在道德修养。读义，是后世理解者为关羽的行为寻找思想根源：后来土山三约、挂印封金、千里寻兄、华容释曹、单刀赴会，种种义举，皆源于内心被《春秋》义理浸润之后的价值自觉。不是简单冲动，而是先知其义而后行之。
读义也带来了内在矛盾：《春秋》讲尊王，讲公私分明；而关羽又重私人恩义，华容道以私恩放曹操，置军国大局于不顾。这恰恰是关公义的复杂性：儒家大义与江湖恩义交织，也正是后世争论不休之处。总而言之，读义构成关公义的精神根基，若无这一层义理自觉，关羽就仅仅是重感情的江湖好汉，而不能成为千古道德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