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挂羊头卖狗肉”。桂黔交界那些饭店老板比这更省事:连羊头都懒得挂了,直接把禾花雀叫“小鸡”。
烧烤“小鸡”一只6元,红烧“小鸡”一份20只标价88元。客人点得心安理得,老板卖得轻描淡写。
直到你把这盘“小鸡”的骨头拼起来,才发现它的真名可能叫黄胸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名录上的“极危”物种,距离“野外灭绝”只差一步。
更让人说不出话的是,这些“小鸡”不是从养殖场出来的。它们是从天上被网下来的。每年秋末冬初,候鸟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南迁,广西、贵州正卡在这条通道的咽喉上。
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4条经过中国,这一条是最繁忙的,每年约280种水鸟和510余种陆鸟从这里往返。然后,其中一部分再也没有飞出去。
潮新闻记者10月以来走访了广西融水、三江、荔浦和贵州从江,看到的场景不像“偷偷摸摸的犯罪”,更像一项半公开的农事活动。
融水县枫木山风电场四周,两米高的细密粘网沿山脊铺开,竹竿撑着,电子诱鸟器在网阵中间循环播放鸟鸣,把过往的候鸟引进网里。捕鸟的人里,有花甲老人,有一起上山的夫妻,十多岁的孩子被大人带着充当“助手”。
在荔浦,一个伪装成家禽棚的窝点被查获时,里面关着活鸟和尸体共计1599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8只。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比任何数字都让人停住:有的捕鸟网架设位置,离当地派出所不过500米。一张5块钱的网,一张88块钱的菜单,就铺在执法机构眼皮底下。
评论文章里有一句话戳穿了这层窗户纸:烧了再架,查了再吃。有村民说得很坦然:“今年政府来了两次,把网和杆子收去烧了。但现在网又搞起来了。”
那条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比捕猎本身更冷。
捕到的鸟不会当天上桌。它们被集中关进伪装成养殖棚的窝点,“催肥”之后再冷冻、运输、分销。荔浦那个1599只的窝点,只是被看见的一个。
潮新闻的报道里还提到,冷库里两万只冻鸟连夜发往外地。两万只。这个数字已经不是在描述“有人偷吃了几只野鸟”,它在描述一个有冷库、有物流、有分销网络的产业。
而这条产业链最昂贵的那笔账,不是记在账本上的。黄胸鹀,俗称禾花雀,曾经是中国东部最常见的鸣禽之一。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何珂给出的数据是:在食鸟“习俗”产业化之后的三十来年间,种群数量下降了84%到95%,从“最常见”变成了“极危”。
1980年到2013年,种群锐减超过84%,2017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一种鸟从遍地都是走到濒临灭绝,只需要一代人吃它的时间。
很多人会问:不是有法律吗?
有。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明确全面禁止食用“三有”保护动物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猎捕、交易、运输一律违法。2023年调整后的“三有”名录收录了1924种野生动物,连麻雀都在里面。
2023年5月起施行的新《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把这条红线写得更清楚。从架网那一刻起,到端上桌那一刻止,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法律禁止之列。
法律也确实判了人。2026年9月,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一场巡回审判里,3个人为食用野味非法猎捕36只候鸟,涉案价值1.8万元,当庭领刑,同时赔偿生态损害金。
2026年3月,兴义市法院对一起非法交易354只野生保护鸟类的案件作出判决,6人获刑,刑期从六年到七个月不等,主犯另需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20余万元。
不过判例的存在,和链条的断裂,是两件事。 融水那个案子判了36只。荔浦一个窝点就查获了1599只。5块钱的网在村里小超市就能买到,88块的“小鸡”打个电话10分钟就送到餐厅。运动式收网收走一批网,过一阵子新网又架起来。法律有牙齿,但牙齿够不到每一座山头。
还有一层更隐蔽的东西。何珂的团队在追踪黄胸鹀时发现:连续几年严打之后,盗猎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其他鸟类身上。黄胸鹀被打到极危了,画眉、红喉歌鸲、红胁绣眼鸟接着上菜单。供给端压得再紧,只要“吃野鸟”这件事还有人买单,市场就会换一个物种,继续运转。
那条产业链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知道”。
捕鸟的人说这是“习俗”。饭店老板说这是“小鸡”。吃的人说“就吃个新鲜”。而那只被闷死在塑料袋里的黄胸鹀,它不知道自己是一级保护动物,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物种在过去三十年里消失了九成以上。它只是按着祖祖辈辈的路线往南飞,然后撞上了一张网。
“习俗”这两个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或许装过一点乡土人情的温度。可今天这条链条上运转的,是冷库、冷链、跨省物流和一份88块钱的菜单。当一盘“红烧小鸡”的原料是极危物种,当捕鸟网架在离派出所500米的山头上,“习俗”就只是一块遮羞布。 遮不住种群崩溃,也遮不住从架网到端盘每一环都违法的事实。
黄胸鹀不需要人类替它原谅谁。它只需要一件事:下一次南迁的时候,山脊上没有网,诱鸟器里没有同类的叫声,菜单上没有“小鸡”。 这件事靠法律判几个人做不到,靠收几次网也做不到。它靠的是每一个坐在那张桌子前的人,在点下那盘88块钱的菜之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还能下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