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西方伪史论>全球舆情报告》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伪史论”的持续升温，究竟是一种主要发生在中国、由民族情绪驱动的特殊现象？还是全球范围内后殖民与后现代思潮中，对主流历史叙事进行质疑的必然阶段？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来自中国内部日益强烈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诉求？还是西方自身文化霸权在垄断话语、排斥他者、简化历史之后，正走向衰退与重构的必然结果？

为了寻找答案，我系统梳理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内部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一次次质疑批判浪潮。它们不是偶发的批评，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指向西方话语霸权从解构到重构的思想运动。

想当年西方人刻意打压抹黑我们的历史文化，拒不承认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拒不承认二里头等众多最新考古成果极其学术性，我们虽然心里憋屈，也不过是摇头微笑，然后继续埋头研究，把我们的史学研究做的越来越扎实。这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也是对西方看法的淡然与慎独。

可如今，我们对西方历史的质疑还没进入深水区呢，咋刚一提到“古埃及、古希腊历史辩伪”这种外围话题，他们的反应就如此激烈呢？深入研究之后才明白，原来最开始质疑西方历史的人，恰恰是西方人自己。原来西方社会的思想者们早就把西方历史文化的底裤扒了个精光，甚至连最隐秘的文化基因、文明属性都解剖出来。其质疑强度之大、批判范围之广，剖析维度之深，解构方法之系统，远不是如今“西方伪史论”这般隔靴搔痒、绵软无力。这种发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质疑和批判他们尚且还能忍受，可要抖露给外人看，那是万万不行的。因为这会动摇西方文明的根基，消解西方社会的根本利益，他们势必疯狂反扑你！

正因为因此，这次梳理就显得尤为必要且意义重大！国内的网友们，必须吃上这个系列的大瓜！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学术大拿等精英级牛人们，是如何猛锤西方历史和文化的！

一、古希腊双雄：批判传统的起源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质疑他们自己的历史了。尽管这些质疑及批判者的作品也被近现代学者质疑和批判，甚至被后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就是赤裸裸的伪造，但从历史文本的角度出发，他们开创理性批判先河的方法和精神却实实在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如希罗多德就质疑了特洛伊战争传说的准确性，他向当地祭司询问希腊传说中海伦是否曾到过埃及，并据此对荷马史诗的叙述提出了怀疑，认为诗人们为了娱乐而夸大了事实。并在《历史》第二卷汇总写到：不盲信传统，而是通过实地调查和多方求证来探求真相。从而创立了“历史”这一叙事体裁。尽管其著作中仍混合了史实、传说和道听途说，但开创了系统性的历史调查方法。

修昔底德则更加系统性地批判了早期历史的可信度。他明确批评诗人和编年史家的作品追求吸引听众而非真相，缺乏证据，且年代不可考。他指出，根据考古证据（如当时希腊的贫弱状况），特洛伊战争的规模被严重夸大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就明确了研究方法：只相信经过严格考证的证据，区分传说与历史事实。确立了证据优先和批判分析的原则。

并将历史从神谕和传说中剥离，确立了以政治、军事和人性为中心，以证据考据为基础的史学范式。

二、中世纪二杰：信仰框架下的理性之光

在宗教黑暗统治的中世纪大环境下，仍然有人敢于质疑宗教历史。法国最富盛名的逻辑学家和神学家彼得·阿伯拉尔，就公开质疑教父哲学与神学文献的内在矛盾。他和爱洛伊斯的爱情故事更是荡气回肠，尽管生前没能在一起，但六百多年后，人们把他们的遗骸移至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合葬，好莱坞更是以他们的爱情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天堂窃情》。

才华横溢的阿伯拉尔发现，被视为权威的教会教父（如奥古斯丁、耶柔米、格里高利等）的著作中，对同一神学问题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观点。他认为，不能因权威之名而回避这些矛盾，必须通过辩证法和逻辑推理来寻求真理。他在《是与否》一书中系统罗列了158个神学关键问题，并为每个问题并排列出教父们肯定和否定的权威论述，迫使读者通过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盲目引述权威，来思考并解决这些矛盾，有力地证明了即使是在绝对权威的体系内部，逻辑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他将辩证法提升为神学研究的核心工具，被誉为 “经院哲学方法的奠基人”之一。

罗杰·培根则指出了通向现代批判的另一条道路——实证与观察。他质疑学术权威的可靠性，批判当时学者盲目引述权威（如亚里士多德）的译本和著作，而不去探究其原始来源和实验验证。质疑历法与纪年体系：指出当时使用的由由教会维护的儒略历已与天文观测存在严重误差（如春分日期漂移），证明基于错误计算的宗教节日和历史纪年都是不可靠的。在《大著作》中，他大力强调数学、光学和实验科学的重要性，并详细论证了历法改革的紧迫性，动摇了由教会垄断的时间叙述权威。

他们奠定了西方批判传统的两大基石：逻辑理性和经验实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质疑神话，到质疑文献，再到质疑权威及质观测世界，这条线索一脉相承，并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不断壮大。

在此，我们必须先将一个根本性问题抛出来，供大家思考：西方古代历史的可信度靠什么来支撑？尤其是中世纪及以前的历史编纂者，他们是如何编纂历史的？

在中世纪及以前的西方社会，历史编纂工作主要由私人学者承担，这一传统与古代中国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官方修史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私人修史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其一，制度性传统的缺失。西方缺乏长期稳定的官方修史制度作为支撑。尽管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大帝时期曾短暂出现过官方修史的尝试，但随着843年《凡尔登条约》导致帝国分裂，这一传统未能延续。古希腊城邦制、罗马共和制乃至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政权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力远不及中央集权制的中国，致使西方未能形成代代相承的史官制度与修史机构，中世纪及以前，西方以私人修史为主！

其二，史料获取的局限性。私人史家难以获得国家层面全面、系统且可靠的档案与数据。中国古代史官可直接利用起居注、实录、诏令文书等朝廷档案，而西方私人学者大多依赖个人见闻、地方档案或教会文献。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虽力求客观，仍坦言"我所记载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这种史料收集方式必然存在局限性与选择性。以西方传记为例，西方传记书写的目的在于彰显人格力量，侧重于性格、情感和心理的描写，缺乏历史元素；中国传记书写则是为了殷鉴前世、垂训后世，张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侧重于将人生价值与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亦即叙事与传记的结合（寓论断于叙事）。

其三，国家主体意识的缺位。私人修史缺乏国家意志的引导与文化体系的支撑，难以形成连续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国官方修史始终贯穿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导向，而西方历史编纂则呈现多元、分散的特点。如西方古代史家的历史编纂视野，大多局限于一个世纪之内，未能撰成贯穿千年以上的大通史，直至１９世纪以后，方倡导通史编纂。如横向空间范畴窄，西方史家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书写主体，尤其擅长对战争的描述，但其他方面涉及较少，没有出现像《史记》那样带有社会全史性质的著作。如中世纪欧洲的编年史大多围绕地方领主、教会或城市展开，缺乏整体性的国家历史视角。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书写，导致西方古代历史编纂未能形成如中国"二十四史"那样系统连贯的国史体系。欲知详情，请参阅《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与传承——兼论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刘永祥、刘轶群著。

基于这样的情况，西方古人编纂的历史，其严谨度、权威性如何，他们能编纂出如当下西方古代史那般详实且成体系的历史么？西方现当代学者为何只热衷于研究西方近现代历史，却对西方古代史敬而远之？我们心里应该有了大概得判断！

三、（15-16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批判精神的破土与转向

14-16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思想大动荡时期。文艺复兴重新发掘了古典文化，宗教改革则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随着这些重大变革的持续展开，欧洲出现了“古典文献”的“再发现”高潮。其背后的动机十分明显：为了给当时的政治、宗教改革及地方望族提供权威依据。加之，在西方传教士主导的这次“东学西渐”的大背景下，中国元素对西方社会的持续输出，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范本。西方文明的本土化意识觉醒，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神职人员便参照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范本，“发现”并“重构”了古代的辉煌谱系，而印刷术的传入和滥用也为“伪作”的扩散提供了技术条件。

比如意大利学者安尼乌斯就是一个西史作伪的典范个案，他声称发现了大量古代遗片，并据此撰写了《耶经普世的古代人类》，试图塑造虚假的古代记载。对于这类作伪的历史文献，能从当时学者的著述、书信等史料中窥见其端倪。

此外，赫里索洛拉斯、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 ）、贝萨利翁等人文主义者也引入了欧洲所谓的“古希腊学术成果”，阿拉伯人发起的“百年翻译运动”更是成为他们“搬运”的资源宝库。教廷和耶稣会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和神学叙事，也资助和支持了系统的历史作伪活动，旨在论证《圣经》神话的历史真实性，构建围绕《圣经》的伪史学体系。在“古典文献”“再发现”的高潮期，两位现代意义上的质疑和批判者出现了！

1440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发表《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他通过语言风格分析、典章制度考证和史料矛盾三重证据，揭穿了一份奠定教皇国法理基础的《君士坦丁赠礼诏书》系8-9世纪伪造。瓦拉的学术工作，动摇了当时公认的宗教权威叙事，激发了欧洲人的历史怀疑精神，尤其是其文献批判方法，为其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文献批判方法比中国乾嘉考据学早三百余年，是西方文献辨伪的里程碑事件。

这一时期，欧洲传教士和航海家从基督教道德与文明观念的角度对美洲“野蛮”生活方式进行批判，体现出欧洲中心论的狭隘与偏见。阿美利哥·维斯普西在《新世界》中批判印第安人不受法律与道德束缚的家庭关系，坚信美洲土著崇拜偶像、智力低下、亟须欧洲的救赎。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对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他在其《辩护史概要》等著作中，极力批驳了“印第安人天生为奴”理论，坚称印第安人拥有完整的理性能力和自由权利，不应被奴役。在其最著名的《西印度毁灭述略》中，卡萨斯以大量亲眼所见或查证的事实，详细记录了殖民者在美洲各地对印第安人实施的屠杀、虐待、奴役等极端残酷的行为。

在《论西班牙国王为公正统治印第安人的原则》中质疑“武力传教”的合法性，反对以征服手段强制传播基督教，主张和平与自愿的传教方式。并多次向王室呈递的备忘录与请愿，挑战了殖民经济制度，揭露“监护征赋制”的剥削本质，推动了立法改革。卡萨斯还在西班牙王室组织的一场关于征服美洲合法性及印第安人地位的大辩论中，首次在欧洲的官方场合，以神学和哲学论据，对殖民历史进行了如此高规格的公开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卡萨斯在《印第安人血泪史》中谴责了西班牙在美洲屠杀土著居民的罪行，但他仍认为西班牙国王对“新世界”的统治遵循了上帝的旨意，是为了原住民的长远幸福。 这种矛盾心态体现了早期批判的局限性，且在之后数百年间，仍然影响着许多西方历史文化批判者的视角和立场。

这一时期的核心批判对象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权威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借助古希腊罗马文献、艺术等“古典权威”对抗中世纪的神学权威，倡导人文主义，将关注点从神重新转向人。借助 “原始信仰权威” （《圣经》文本本身）来对抗教会的解释权垄断，主张“因信称义”和个人与上帝的直联。这场批判依然在宗教和古典的框架内进行，其目标是“净化”或“回归”，而非彻底的颠覆。它成功打破了天主教的一元化思想牢笼，为思想多元化创造了空间。但其批判本质上是 “用更古老的权威来否定近世的权威” ，尚未完全开创属于自己的全新体系。很多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伪和夸大的。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站出来质疑和批判西方历史作伪的只有两位，而且是权威框架内的觉醒与批判，但这两位可都是敢于逆潮流而动、浑身是胆的大神，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教廷，还被学术圈冷落和排挤，以至于在那不勒斯差点被宗教法庭指控为“异端”，命悬一线。一个只身赴沙场，一边保护自己种族要杀的弱势群体，一边向全世界揭露自己族人的暴行！这可都是刚猛无匹的勇士，对手对他们还无可奈何。入局者虽少，但杀气腾空，正是这一批先驱者，以其孤勇与决绝，为后来的批判者们铸就了凌厉、冷峻的精神品质。尽管他们被当时的主流社会刻意打压、排挤（卡萨斯的手稿甚至被封三百多年），但其锋芒所向，已穿越时间的长河，在历史的铁砧上淬炼出永不卷刃的寒光，奠定了此后数百年批判传统那刚猛无匹的性格基调。

一百多年后，先驱者播下的质疑火种，已呈燎原之势。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们以前赴后继之姿，毅然将手中利刃指向西方文明的大厦。并跳脱出权威框架，一层一层地向核心解剖。

下一篇就给大家讲一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批判史流变”，思想家很多，爆点内容更多，敬请观看！